題記：在“面對巡撫被殺，嘉靖反應不如咸豐”一文中，我對
2017年的5篇“咸豐朝巡撫鄧爾恆被殺一案”、2020年的3篇“嘉靖朝巡撫許銘被虐殺一案”進行了總結性陳述。但說實話，仍然有一些問題沒有詳細地說明白。即為什麼明清的皇帝對於“同一類型案件”採用了不同的方式：咸豐果斷去除（那時離去世不到40天）、慈禧在不得以的情況下下采用了和嘉靖相同的方式、嘉靖在並不危急的情況下采用了最“姑息養奸”的方式？
這個思想問題，我們應該研究研究。對於新朋友，因為上面9篇文章未必讀過，我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兩件案情，但因為有第9篇——嘉靖反應不如咸豐一文做積澱，我的這個介紹也是總結性介紹，與前面9篇沒有什麼雷同之處，要想全面瞭解這一問題，也請對前面兩年多來的9篇文章進行了解。
嘉靖“九邊問題”20年綿延不絕的原因是什麼
明武宗死後，大明自“土木堡之變”（1449年）之後七十年，“九邊問題”再次爆發。“土木堡之變”之所以發生，不僅僅是明英宗和王振的問題，其中“九邊”在管理問題上也很嚴重。因為與此文無關，暫不介紹。那麼，何以在正德嘉靖年間九邊的問題如此嚴重呢？其重要原因如下：
“九邊問題”是永樂遷都後，北平作為京師後的必然反應。皇帝及其天量的權貴階層距九邊並不遙遠，再加上古代封建社會各種“治國的好政策”在“權貴階層”利益下，每隔幾年、十幾年就會產生質變：好的政策被執行者執行成對權力階層有好處的政策，也就是把好的政策由全民變成僅對權力階層有好處。
由此造成吏治特別是貪腐問題（吏治是很廣的範疇，還包括庸官懶官治理、官員評價等）、土地兼併問題、糧食種植轉向經濟作物種植中的稅收問題、開鹽開馬開糧等“開中制”等諸多問題逐漸積累。
嘉靖登基後二十多年不斷出現兵變的根本原因就是上述原因。對這些，嘉靖從他的能力上說不可能根本解決。但不能根本解決不代表沒有辦法舒緩、降低。特別是“兵變”的直接導火索就是“武將貪腐”“邊臣腐敗”導致的“兵變沒糧沒錢無法養家餬口”。根本問題封建社會皇帝無法解決，但問題爆發在哪位皇帝身上，就是哪位的最大問題。
說句公平的話，嘉靖比較倒黴，一切的問題在他登基後全爆發了，正德時期是上述問題快速積累的時期。正德死後，嘉靖登基未改元的正德十六年十二月（1522年1月）便爆發甘州鎮兵變。
巡撫、都御史許銘被亂兵殘忍殺害，先是被打暈然後被火焚，火焚中甦醒逃走，被亂兵用門板壓住燒死。由此拉開“第一次兵變爆發期”的序幕。
對於這一案件的處理結果，嘉靖並沒有按照文官的要求去嚴懲兵變指使者總兵李隆（他只是想給許銘警告，但沒想到釀成大亂），他只是對李隆降職、調往他處（應該也是九邊其他邊鎮）。後人為此給出的理由是嘉靖怕李隆引蒙古騎兵南下。其實，在上文“面對巡撫被殺，嘉靖反應不如咸豐”一文中，我已經駁斥了，理由根本不成立。
咸豐對類似問題處理時所面臨的的風險，比嘉靖危險得不知多少倍。
咸豐對於巡撫被殺一案的不同處理
說到此處，有個問題需要明晰：嘉靖朝的巡撫和清朝的巡撫性質完全不同呀，權力大小、任期和權力適用範圍都不同。嘉靖朝的巡撫權力小、任期不固定、屬於臨時性任務派遣。因為這與本文無關，所以就不展開了。
清朝的巡撫權力比較大、任期固定。雖然主要管民，但在實際運作中卻也管軍，像山東巡撫、河南巡撫、山西巡撫等可以直接插手軍事，因為這些省沒有總督。但在亂世、
在現實生活中各種人情或利益因素，官員的權力邊界其實是模糊的。如果死鑽牛角尖兒的話，就不會理解為何被罷了代理巡撫一職的徐之銘，為何可以牢牢控制雲貴地區，為何雲貴總督張亮基都被他逼走了。
其實，徐之銘的方式很簡單：用清廷的錢給自己買好兒，聽我的我就給你撥款、我就給你向朝廷請功。不聽我的，你有功我把你的功給別人、你有過我就照死了整你！
在古代封建社會的現實生活中，這種方式雖然很齷齪，但卻可以迅速增強自己的實力。
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死前40天對一個多月內三次調換職務的鄧爾恆（顯示雲南布政使調貴州巡撫、再調陝西巡撫、再調雲南巡撫）被殺案考驗了咸豐和肅順、慈禧和奕訢慈安的政治魄力。
咸豐憚于徐之銘已經控制雲貴地區軍政大權，通過對徐之銘有制衡能力的鄧爾恆職務的不同任命，先是防止徐之銘控制貴州、然後防止徐之銘與西北陝甘地區的曾經同僚聯繫、最終直接任命鄧爾恆為雲南巡撫去收編徐之銘的政治勢力。
可以說，從一開始，咸豐就希望用“強硬”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也即鄧爾恆回到昆明擔任巡撫後，對於已經被罷官卻無新的職務、新任務的徐之銘來說，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的命運。就在這個階段，鄧爾恆被徐之銘派去的人假扮劫匪，在知府衙門的別院殺死。
咸豐之後一直想通過調人進入昆明，來重新奪回對雲貴地區的軍政控制。但先後兩位雲貴總督、一位巡撫、多位省級官員都以各種理由拖延不敢進入昆明赴任。由此可見，雲貴地區基本已經失控。徐之銘已經成為“土皇帝”。
慈禧和奕訢採用了和嘉靖完全相同的方式，但後患比較大
咸豐死後，慈禧和奕訢選擇潘鐸為新任雲貴總督。四川總督駱秉章和兩位前雲貴總督、貴州提督等軍隊在雲南與四川邊境對峙的時候，潘鐸突然空降昆明。徐之銘在此情況下束手待擒。
潘鐸在這時也犯了一大錯誤：即主張降職徐之銘，繼續留用。當然，潘鐸只是建議權，拿大主意的還是奕訢和慈禧。因為，雲貴地區情況他比較熟悉。然而，潘鐸之死也可能是徐之銘暗中所為。潘鐸乃是被馬榮所殺，而馬榮乃是投降官軍的叛軍，被徐之銘收編後定為參將。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馬榮率本部人馬圍攻昆明。潘鐸命令馬榮遷出，並與徐之銘相約一同前往訓斥馬榮。哪知，徐之銘事到臨頭卻以忽有戰事為由沒去，致使潘鐸最終被馬榮所殺。
潘鐸死後，馬榮率兵搶掠昆明。受潘鐸推薦的岑毓英（其子就是日後著名的“北袁南岑”；清末三屠——屠官屠民屠財的“屠官”岑春煊，他反腐反得很厲害，所以人稱“屠官”，另外二人是屠民袁世凱、屠財張之洞）拼死抵抗，徐之銘見狀卻逃之夭夭。
這時，受潘鐸收降的滇東南迴民起義領袖馬如龍，當時正在鎮守建水，官職是臨元總兵，聞知潘鐸被殺，立刻率軍迴轉昆明，趕走了馬榮。
其後，徐之銘和馬如龍幾次推讓“雲南巡撫”一職，徐之銘知道呀，自己這輩子也就只能“暗中控制”了。馬如龍也知道自己當不了，因為，能當巡撫的人太多且自己的身份比較特殊——回民起義領導者之一。
最後，清廷任命馬如龍為雲南提督一職。那麼，徐之銘最終命運如何呢？史料不詳，在西南民族起義被剿滅前病死了。當然這“病”是怎麼個病就很難說了。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咸豐的處置最激進，嘉靖和慈禧的處置方式類似。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我們後人為何會對嘉靖、慈禧的處理方式贊同呢？認為咸豐的處置激進危險呢？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願意採取“拖延”戰術呢？
這其實就是：清承明制，兩朝皆受北宋思維影響所致。
明清一體，應該如何理解？兩朝總體上都屬於閉關思想，深受北宋思維影響
明朝和清朝，因為掌握政權的民族不同，被有些人強行不認同擁有“一體思想”。
有人說，清朝施行的是雙軌制——對外可汗，對內皇帝；對蒙古、西藏、廣西等地區施行各自原有治理體系，對長城以內的傳統大中原地區採取儒家統治。然而，我們要說，這些統治方式在漢唐明不是同樣嗎？比如土司治理，在明朝也是存在，在宋朝、唐朝都是如此。
因此，在大體的統治是相同的，當然具體細節會有變通，這對於歷史發展很正常。不同時期，具體細節有所變化很正常。同樣是統治術，內閣與軍機處在成立之初都是為皇權服務的“秘書性”機構。只不過細節上，清廷因為是少數民族政權，在軍機處內部往往由滿人領銜，漢人數量逐漸增多。
由此，在整個國家治理上，行政管理上，社會管理上，明清一體、後朝承接前朝也是如此。明朝也同樣是繼承元朝的諸多管理體制。在思想上，清朝對明朝的繼承非常明顯。無論是“文字獄”還是“對外閉關”都是繼承。只不過，因為清廷是滿人執政，為了自身控制力問題，做的事情往往更狠。但在“統治術”上一體一致。
在這個思想脈絡下，明清思維方式與北宋是相同的。自北宋開始，因為“文人治國”徹底代替“武人治國”，經過幾百年的逐漸加深，北宋的“忠君思想”逐漸加強，典型代表就是北宋文人開始對歷史進行“重新梳理”。
例如對曹操評價徹底扭轉，更多的稱其為“奸臣”；例如對秦瓊參與“玄武門兵變”進行弱化，從而導致“忠義偶像變得完美無瑕”。北宋皇帝也開始對儒家文人投桃報李，給與他們強大的“建議權、批評權”。同時，這種現象在明朝也很明顯。這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他們皇帝無法治國，另一方面則是有意識地“容忍”——為了自己的江山，那就忍忍吧。
為了自己的江山，特別是農業文明下的江山，宋明清三點非常類似。
宋朝“澶淵之盟”徹底放棄收復幽雲十六州，有些人說北宋其實沒有放棄收復幽雲地區。其實，感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慶曆增幣”（重熙增幣）之中，儒家文臣是如何反對宋遼一戰的吧，從上到下都以“盟約”為說辭。這點和後世的李鴻章，以“協定”已經簽訂，無論多麼不好、對我們多麼不利也不應該反悔，都要義無反顧地去執行是一個思路。
為了自己的江山，明宣宗主動內撤，放棄了朱元璋、朱棣時期擴展的大部分領土。從這一時期開始，明朝也基本採用了“專守防禦”的措施。當然，相對於北宋來說，明朝的骨氣更多些。
清朝也同樣為了自己的江山，自康熙開始就對外妥協，當然不管這種妥協以什麼理由。越到後期，這種“自私”越明顯。例如對沙俄幾乎是“並無多少抵抗”下就割去了大片領土。其理由也是為了防止內部民亂。
李鴻章和徐之銘籠絡他人的手段類似
對比北宋前的漢唐，北宋後的明清，我們會發現，北宋就是“變化的關鍵”。北宋之前——辱我者，我必滅之；北宋之後——辱我者，我不理之或我繼續忍之。
這就是儒家思想在逐漸被統治階層利用後，皇權與儒學逐漸形成一種：為了自己的江山，可以什麼都不顧的狀態。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忠君”仍然要求忠君，過往的“君主”與“社稷”的正常關係，變成了“居主即社稷”，社稷即自我，自我即一切，非我的一切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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