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小外甥
今年年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与2017年相比，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了200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 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
不想生，也不敢生
“多个人添双筷子”这句话时不时还被挂在嘴边，但这个年代早已远去。随着经济的发展，住房、教育、医疗直接成本高企，使它们成为了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其中，买房是头等大事，将来的子女教育、医疗等都与买房密不可分。自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到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了44%。
教育成本也在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到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 95%降至 44%，很多人没办法只能选择昂贵的私立幼儿园就读。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 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 21%，大学阶段占 29%。
在这个“奶粉贵、看病贵、入托贵、择校贵、补习贵”的时代，养孩子到底需要花多少钱？有人算了一笔账，从怀孕的那一刻到小孩大学毕业，全部按照较低标准来计算的话，在上海养大一个孩子起码要54万，当然这还不包括未来买房子的钱。
以上涉及的是直接成本，还有很大部分原因来源于机会成本。张五常1985年在反对人口控制的时候就提出过，随着时间的市场价值提高，增加了父母生育的“机会成本”，使他们自动节育，这是最理想的节育办法。
不过，现下的机会成本高更多来自于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女性群体就业权益保障不够。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会导致女性劳动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甚至中断。 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职场和家庭，而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更易遭受性别歧视，现有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女性工资率降低1%—18%。
女性生育机会成本对家庭生育决策和国家生育率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方面，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但另一方面，在性别歧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从家庭效用角度出发，认为对孩子质量的追求导致的机会成本上升，也是家庭选择减少孩子数量的主要因素。
长期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数据显示，从1953到2010年，实际共同居住的中国家庭户规模从 4.36人下降到 3.10人。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想生不敢生，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
“剩女”“剩男”危机
在人口性别结构方面（联合国设定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为103-107，女性=100），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 120。1982 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07.6，1990年则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导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
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为115，这是中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别比纳入国家规划。2018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男性比女性多了3164万人。这个数据意味着，还是有3000多万的男性面临着“打光棍”的风险，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仍存在大量的“剩男”。
虽然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似乎还是“剩女”，但“剩男”也面临着危机。从城乡分布看，“剩男”超过一半在农村，2015年农村 30 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 5.7%，超过城市的 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乡村“剩男”超过 90%为低学历者。此外，还有因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 9%。
在中国，通常的婚配模式就是“嫁高娶低”，如果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择偶对象就会向年龄低的女性转移，拉大了男女婚龄差距。同时，择偶地区范围也在流动扩大， 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水平低、收入较少的阶层上。
早在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就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发布了《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报告显示，2013年后，中国每年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与此同时，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恒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30年20到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年减少31%，其中20到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 (2.45)，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早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出现了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2018年这一数字则同比减少了470万。
而老龄化加速，带来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由此导致投资增速下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财政压力大。比如东北养老就出现了问题，人口外流严重，老龄化程度高，且养老保险结余已经告负。
2016年，全国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增至7个，分别为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东三省全在名单之中。其中，2016年黑龙江的抚养比是全国最低，在黑龙江平均每1.3个人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从中国文化来看，生育孩子对于以家庭为本位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日本经济评论家、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新书《低欲望社会》里敏锐捕捉到了日本年轻世代的普遍心理和生活态度，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即便有这种想法和意愿，也由于各种原因不太容易实现。
中国的年轻人与他们不乏相似之处，这是一个能让人轻易生存、免于饥寒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被生存压力所驱动的时代。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杨露 [email protected]
编辑 | 谭保罗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