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左）与我国著名农学家张心一先生
近日整理资料，看到了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是夜近12点钟，父亲突然要出门，说是去火车站接人……年已古稀的父亲要去火车站接人？当时惊得我目瞪口呆，我连忙问去接谁，父亲说是他的老师。
之后的岁月里，我慢慢了解了父亲的这位老师，也从父亲口中知道了一些他和他老师之间的往事。父亲口中的老师，是我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先生。先生是甘肃省永靖县抚河村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1925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农学院畜牧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1941年出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解放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农业计划处处长，农业部土地利用局副局长，中国农学会专职副理事长、第三届顾问，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土地学会名誉理事长。1990年被国际农业经济学会誉为终生会员。（笔者注：张心一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之女婿，与梁实秋，闻一多等曾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
从父亲的口中得知了张老先生的一些轶事的同时也知道了一些父亲年少时的往事。父亲父亲，1917年生于甘肃“苦甲天下”的秦安县，十五岁离家步行到兰州求学，后入兰州农校学习，1933年，在学校的一次集会上，“邓宝珊将军讲话勉励青年要勤学苦干，努力上进，就举了甘肃文人中的张心一教授为范“(父亲著：矍铄老翁自强不息张心一纪念集P16-18)，此后父亲去南京金陵大学农专科读书，不但认识了先生，而且此后一生都与先生相交。先生去世后，尊其遗嘱，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等为张老在兰州徐家山立碑纪念，其碑文便是父亲写的。两年后，父亲去世，也立碑于徐家山。
父亲一生在甘肃治沙造林，1948年任甘肃张掖农校校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任甘肃省民勤治沙站站长，1980年任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长，1985年获中国林学会“劲松奖”，1985年获中国林学会“从事林业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1989年获甘肃省劳动模范奖，1991年国务院授予“全国治沙劳动模范”等。
多年以来，沙漠在世人的眼中仿佛是魔鬼，可是，在我眼里那是一片阳光和温馨的土地。1961年父亲接到一纸调令，于当年11月2日携全家六口，离开张掖农校到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任学术秘书。出发前，父亲对母亲说，家里的桌椅不用带了，该送人的送人吧，一家人便只带了木箱、铺盖、锅碗和暖瓶就上路了。从此以后，父亲就开始了治沙造林的历程。
来民勤之前，父亲参加过全省和全国的中等林校教学大纲的编审工作，参与过河西地区采种、育苗、造林规划的编制，进行过教学和生产实习，对民勤治沙站建立以来的历程做过详细了解。民勤治沙综合实验站始建于1959年4月，地处巴丹吉林大沙漠东南沿的民勤西沙窝，前身是1958年中科院治沙队的综合试验站，建站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河西走廊沙漠戈壁改造利用的基础理论和重大科学技术措施”，时任领导多半是省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如赵松乔、张汉豪等。在科技人员的带领下，民勤在建国后开展了大规模的防风固沙植树造林群众运动，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嘉奖。诗人闻捷和李季闻讯结伴西行，满怀豪情地歌颂民勤人治沙植树的顽强精神。1959年5月，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民勤主持召开治沙现场会，写下了鼓舞人心的《向沙漠进军》。
治沙站学术氛围浓厚，父亲承担着科研计划编制和实施等工作，忙的不可开交，顾不上照料家事，更顾不上照料自己。当时，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民勤气候干旱，交通不便，生活十分艰苦。我的哥哥姐姐们在邻近的农村小学读书，每天来回徒步十多里路。一天下午放学，遇上了沙尘暴，天地混沌，两个姐姐被刮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回家的路。爸爸妈妈等到半夜，不见孩子的踪影，便和治沙站的同事们点了火把，敲着锣鼓四处呼喊。天亮时分，黄风熄了，才在路边的小土包下找到了两个瑟瑟发抖的她们。在治沙站的前几年里，父亲走遍了民勤的风沙前沿。
有一年，他约了当地驼户姚爷当向导，进沙漠考察。不料老马也会迷途，一场大风过后，他们迷了路，从沙丘下地窝里出来，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姚爷不知道朝哪里走，指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光亮说，那里就是治沙站。两人转悠了一夜，结果转到了沙漠深处。没有航标指引，该往哪里去？！三天过去了，出门时带的干粮和水也没了，他们还没找到出路。两个人土头土脸，饥肠辘辘，嗓子冒烟，互相搀扶着瞎撞，被一个放羊人看到了，把他们领出了沙漠。放羊人告诉他们，半夜里沙漠上的点点亮光，是人畜尸骨自燃的磷火。
三年后，父亲和治沙站的另一位专家施及人把调查结果总结编成了《治沙科学研究初步成果综述（1959年至1963年）》，引起了国内治沙界的关注。
1964年4月，甘肃省在民勤召开“河西治沙科研协作会议”，父亲建议在民勤县薛百公社沿风沙线的宋和、薛百、长城等6个大队建设“治沙样板”，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父亲与施及人等科技人员到大队蹲点，进行治沙造林规划设计与施工，推广铺设粘土沙障与营造梭梭固沙林相配套的科技成果，被选为治沙样板试点的六个生产大队风沙灾害严重样板组。要在这块土地上植树种草，有的老百姓就想不通：过去我们插风墙，护柴湾，土埋沙窝，没见过也没听过在沙窝里铺格子沙障，栽草种树，这能成吗？为了发动群众，父亲编写了许多宣传治沙造林的快板和顺口溜，在压沙植树的现场说唱。不少农民至今记得那位操着秦安口音的“说书人”，仍记得快板里的段落：同心协力缚“黄龙”，有几句话儿要讲清；我们铺设土风墙，沙窝形状看分明；沿着沙纹压土埂，底宽二尺高八寸；从上到下来压埋，两头敞开能顺风；横道中间加竖道，压沙功效更显明；首先找好硬板土，压住黄龙不翻身；面沙锈沙弄上去，好事也变坏事情；立下愚公移山志，要给“黄龙”判死刑……
1965年9月，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陶东岱在民勤主持召开“全国造林治沙学术研讨会”，父亲作了《民勤县薛百公社综合治沙样板调查研究报告》与《民勤县封护柴湾的调查研究报告》，建议治沙实验范围扩大到薛百、大坝、新河等三个公社。会后，父亲等十二名科技人员分别到三个公社蹲点，推广治沙和农林科技成果，指导育苗造林，培训社队林业员，帮助建立健全社队林场，促进了全县的治沙造林工作。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老百姓六神迷乱，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治沙站的科研秩序乱了，专题研究停了，试验地良种圃毁了。父亲也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关“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时不时的被一些造反派批斗殴打。我们全家也在1969年11月被“下放”到距离治沙站160多公里以外的西渠公社收好大队，父亲在单位关押接受审查，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六个孩子在农村，母亲出生在甘南卓尼苏家，我外祖父曾是卓尼巨商，顾颉刚先生1938年西行考察，在其日记中写道“十日：以苏少卿君缵武之约，将游其家。入苏宅，精舍数楹，悬名家书画，至整洁。”（《西北考察记》顾颉刚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P227）。当时从小不识农活的母亲，尚有病在身，为了生计不得不下地干农活。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我们才又回到治沙站。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一批老革命复出工作。次年12月，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收归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领导，父亲走出了“牛棚”，重新开始治沙科研推广。1973年，父亲向省科委等部门建议，建设“民勤沙生植物园”，获得批准。1974年，邓小平二度复出，坚冰初融。父亲和施及人等编写的《甘肃沙漠与治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与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合编的《民勤人民战风沙》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同时由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发行。在写作《民勤人民战风沙》期间，父亲住在县政府一间办公室，母亲带我去县城，那时我七岁，也是第一次在脑海里有了真实的父亲的形象。那个时候父亲经常骑自行车从治沙站到县城，往返60公里，查询资料，修订文稿。这些著述的出版发行，普及了林业科学知识和推广治沙造林技术，扩大了民勤乃至甘肃林业建设在国内外的影响。
观察沙生植物
书稿完成以后，父亲又回到治沙站参与建设沙生植物园，我也开始在西渠公社收好小学上学。文革最后两年，父亲受“三北”防护林领导小组委派，深入河西风沙重点县推广治沙造林技术。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坚持参加野外作业，带领科技人员反复试验，指导推广设置粘土沙障与营造灌木技术。被称之为“科学的春天”的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沙生植物园的项目获得了全国科技三等奖。沙生植物园占地千亩，网罗国内外沙生、旱生植物600余种，填补了我国沙生植物研究方面的空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称其为“天下第一”，轰动了国际林学界和治沙科技界。联合国及美、英、德、日等1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络绎而至，进行考察、采访和学术交流活动，一些农林院校的师生也先后来此进行教学实习。沙生植物园是父亲等一批科学家献身治沙造林的经典之作，绘巨幅画卷于荒漠，首开亚洲此类工程之先河，是名副其实的千秋功业。
澳大利亚访问者 1981年
与日本治沙专家
日本治沙专家来访 1982年
1979年，甘肃省林业厅任命父亲为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副站长。1980年，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成立，父亲离开了民勤，到武威主持治沙研究所的工作。1983年，胡耀邦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提出“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要甘肃“反弹琵琶”，并给甘肃省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这一年父亲被借调至兰州，参加了《草木三字经》的编写工作，1984年到省林业厅任科技委副主任。
父亲一边在治沙第一线奋战，同时也笔耕不缀，父亲与施及人合著的《甘肃省的治沙造林》被编入《中国林业科技三十年（1949—1979）》，多篇论文著述由甘肃省人民出版社、甘肃省林学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林科院情报局、农业出版社等出版发行，有的还翻译成外文版向海外介绍，还主审了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林学院等高等院校的治沙造林教材。
进入九十年代，年逾古稀的父亲仍专心致力于沙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应用研究。他认为，沙漠地区并不是不毛之地，它有丰富的资源，有些植物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它。沙漠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生态型沙漠产业的发展趋势。他的建议得到了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支持，由此衍生出了“沙产业”的科学构想。
1993年父亲由北京开会返回兰州途中，曾去三北防护林考察，回到兰州忽然感觉身体不适，我陪父亲去医院检查，当天便住院。住院期间，父亲依然参加会议，惦记着自己的工作。半年后，父亲坚持要回家继续他的写作，当时，父亲已是肺癌晚期了。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我的病和周总理的一样啊，看不好了，还是抓紧时间写一写”。回到家，父亲每天吸着氧气，坚持看书写作，1994年5月6日早上，吃过早点以后，忽然感觉胸闷，未及说什么，溘然长逝，享年78岁。
1937年，国立金陵大学
一颗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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