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左）與我國著名農學家張心一先生
近日整理資料，看到了一張父親的老照片，不由得讓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一個夜晚，是夜近12點鐘，父親突然要出門，說是去火車站接人……年已古稀的父親要去火車站接人？當時驚得我目瞪口呆，我連忙問去接誰，父親說是他的老師。
之後的歲月裡，我慢慢了解了父親的這位老師，也從父親口中知道了一些他和他老師之間的往事。父親口中的老師，是我國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科學家、傑出的農業經濟學家——張心一先生。先生是甘肅省永靖縣撫河村人，1922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學堂，1925年畢業於美國依阿華農學院畜牧系。1926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曾任金陵大學教授兼農業推廣系主任，1941年出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解放後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計劃局農業計劃處處長，農業部土地利用局副局長，中國農學會專職副理事長、第三屆顧問，中國水土保持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土地學會名譽理事長。1990年被國際農業經濟學會譽為終生會員。（筆者注：張心一先生是我國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之女婿，與梁實秋，聞一多等曾就讀美國康奈爾大學。）
從父親的口中得知了張老先生的一些軼事的同時也知道了一些父親年少時的往事。父親父親，1917年生於甘肅“苦甲天下”的秦安縣，十五歲離家步行到蘭州求學，後入蘭州農校學習，1933年，在學校的一次集會上，“鄧寶珊將軍講話勉勵青年要勤學苦幹，努力上進，就舉了甘肅文人中的張心一教授為範“(父親著：矍鑠老翁自強不息張心一紀念集P16-18)，此後父親去南京金陵大學農專科讀書，不但認識了先生，而且此後一生都與先生相交。先生去世後，尊其遺囑，中國農學會，中國林學會等為張老在蘭州徐家山立碑紀念，其碑文便是父親寫的。兩年後，父親去世，也立碑于徐家山。
父親一生在甘肅治沙造林，1948年任甘肅張掖農校校長，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任甘肅省民勤治沙站站長，1980年任甘肅省治沙研究所所長，1985年獲中國林學會“勁松獎”，1985年獲中國林學會“從事林業工作五十年榮譽證書”，1989年獲甘肅省勞動模範獎，1991年國務院授予“全國治沙勞動模範”等。
多年以來，沙漠在世人的眼中彷彿是魔鬼，可是，在我眼裡那是一片陽光和溫馨的土地。1961年父親接到一紙調令，於當年11月2日攜全家六口，離開張掖農校到民勤治沙綜合試驗站任學術秘書。出發前，父親對母親說，家裡的桌椅不用帶了，該送人的送人吧，一家人便只帶了木箱、鋪蓋、鍋碗和暖瓶就上路了。從此以後，父親就開始了治沙造林的歷程。
來民勤之前，父親參加過全省和全國的中等林校教學大綱的編審工作，參與過河西地區採種、育苗、造林規劃的編制，進行過教學和生產實習，對民勤治沙站建立以來的歷程做過詳細瞭解。民勤治沙綜合實驗站始建於1959年4月，地處巴丹吉林大沙漠東南沿的民勤西沙窩，前身是1958年中科院治沙隊的綜合試驗站，建站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河西走廊沙漠戈壁改造利用的基礎理論和重大科學技術措施”，時任領導多半是省內外知名的專家教授，如趙松喬、張漢豪等。在科技人員的帶領下，民勤在建國後開展了大規模的防風固沙植樹造林群眾運動，湧現出了一批勞動模範，得到過周恩來總理簽署的嘉獎。詩人聞捷和李季聞訊結伴西行，滿懷豪情地歌頌民勤人治沙植樹的頑強精神。1959年5月，著名氣象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在民勤主持召開治沙現場會，寫下了鼓舞人心的《向沙漠進軍》。
治沙站學術氛圍濃厚，父親承擔著科研計劃編制和實施等工作，忙的不可開交，顧不上照料家事，更顧不上照料自己。當時，三年大饑荒剛剛過去，民勤氣候乾旱，交通不便，生活十分艱苦。我的哥哥姐姐們在鄰近的農村小學讀書，每天來回徒步十多里路。一天下午放學，遇上了沙塵暴，天地混沌，兩個姐姐被颳得暈頭轉向，找不到回家的路。爸爸媽媽等到半夜，不見孩子的蹤影，便和治沙站的同事們點了火把，敲著鑼鼓四處呼喊。天亮時分，黃風熄了，才在路邊的小土包下找到了兩個瑟瑟發抖的她們。在治沙站的前幾年裡，父親走遍了民勤的風沙前沿。
有一年，他約了當地駝戶姚爺當嚮導，進沙漠考察。不料老馬也會迷途，一場大風過後，他們迷了路，從沙丘下地窩裡出來，天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姚爺不知道朝哪裡走，指著遠處星星點點的光亮說，那裡就是治沙站。兩人轉悠了一夜，結果轉到了沙漠深處。沒有航標指引，該往哪裡去？！三天過去了，出門時帶的乾糧和水也沒了，他們還沒找到出路。兩個人土頭土臉，飢腸轆轆，嗓子冒煙，互相攙扶著瞎撞，被一個放羊人看到了，把他們領出了沙漠。放羊人告訴他們，半夜裡沙漠上的點點亮光，是人畜屍骨自燃的磷火。
三年後，父親和治沙站的另一位專家施及人把調查結果總結編成了《治沙科學研究初步成果綜述（1959年至1963年）》，引起了國內治沙界的關注。
1964年4月，甘肅省在民勤召開“河西治沙科研協作會議”，父親建議在民勤縣薛百公社沿風沙線的宋和、薛百、長城等6個大隊建設“治沙樣板”，得到了與會人員的認可。父親與施及人等科技人員到大隊蹲點，進行治沙造林規劃設計與施工，推廣鋪設粘土沙障與營造梭梭固沙林相配套的科技成果，被選為治沙樣板試點的六個生產大隊風沙災害嚴重樣板組。要在這塊土地上植樹種草，有的老百姓就想不通：過去我們插風牆，護柴灣，土埋沙窩，沒見過也沒聽過在沙窩裡鋪格子沙障，栽草種樹，這能成嗎？為了發動群眾，父親編寫了許多宣傳治沙造林的快板和順口溜，在壓沙植樹的現場說唱。不少農民至今記得那位操著秦安口音的“說書人”，仍記得快板裡的段落：同心協力縛“黃龍”，有幾句話兒要講清；我們鋪設土風牆，沙窩形狀看分明；沿著沙紋壓土埂，底寬二尺高八寸；從上到下來壓埋，兩頭敞開能順風；橫道中間加豎道，壓沙功效更顯明；首先找好硬板土，壓住黃龍不翻身；面沙鏽沙弄上去，好事也變壞事情；立下愚公移山志，要給“黃龍”判死刑……
1965年9月，中國林業科學院副院長陶東岱在民勤主持召開“全國造林治沙學術研討會”，父親作了《民勤縣薛百公社綜合治沙樣板調查研究報告》與《民勤縣封護柴灣的調查研究報告》，建議治沙實驗範圍擴大到薛百、大壩、新河等三個公社。會後，父親等十二名科技人員分別到三個公社蹲點，推廣治沙和農林科技成果，指導育苗造林，培訓社隊林業員，幫助建立健全社隊林場，促進了全縣的治沙造林工作。
1966年，文革風暴驟起，老百姓六神迷亂，知識分子更是在劫難逃。治沙站的科研秩序亂了，專題研究停了，試驗地良種圃毀了。父親也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動技術權威”，關“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時不時的被一些造反派批鬥毆打。我們全家也在1969年11月被“下放”到距離治沙站160多公里以外的西渠公社收好大隊，父親在單位關押接受審查，母親獨自帶著我們六個孩子在農村，母親出生在甘南卓尼蘇家，我外祖父曾是卓尼鉅商，顧頡剛先生1938年西行考察，在其日記中寫道“十日：以蘇少卿君纘武之約，將遊其家。入蘇宅，精舍數楹，懸名家書畫，至整潔。”（《西北考察記》顧頡剛著，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P227）。當時從小不識農活的母親，尚有病在身，為了生計不得不下地幹農活。直到1978年父親平反，我們才又回到治沙站。
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後，一批老革命復出工作。次年12月，民勤治沙綜合試驗站收歸甘肅省農業科學院領導，父親走出了“牛棚”，重新開始治沙科研推廣。1973年，父親向省科委等部門建議，建設“民勤沙生植物園”，獲得批准。1974年，鄧小平二度復出，堅冰初融。父親和施及人等編寫的《甘肅沙漠與治理》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與縣委宣傳部的兩位同志合編的《民勤人民戰風沙》由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同時由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拍成紀錄片在全國發行。在寫作《民勤人民戰風沙》期間，父親住在縣政府一間辦公室，母親帶我去縣城，那時我七歲，也是第一次在腦海裡有了真實的父親的形象。那個時候父親經常騎自行車從治沙站到縣城，往返60公里，查詢資料，修訂文稿。這些著述的出版發行，普及了林業科學知識和推廣治沙造林技術，擴大了民勤乃至甘肅林業建設在國內外的影響。
觀察沙生植物
書稿完成以後，父親又回到治沙站參與建設沙生植物園，我也開始在西渠公社收好小學上學。文革最後兩年，父親受“三北”防護林領導小組委派，深入河西風沙重點縣推廣治沙造林技術。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堅持參加野外作業，帶領科技人員反覆試驗，指導推廣設置粘土沙障與營造灌木技術。被稱之為“科學的春天”的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沙生植物園的項目獲得了全國科技三等獎。沙生植物園佔地千畝，網羅國內外沙生、旱生植物600餘種，填補了我國沙生植物研究方面的空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多家報紙稱其為“天下第一”，轟動了國際林學界和治沙科技界。聯合國及美、英、德、日等10多個國家的官員、學者和新聞工作者絡繹而至，進行考察、採訪和學術交流活動，一些農林院校的師生也先後來此進行教學實習。沙生植物園是父親等一批科學家獻身治沙造林的經典之作，繪巨幅畫卷於荒漠，首開亞洲此類工程之先河，是名副其實的千秋功業。
澳大利亞訪問者 1981年
與日本治沙專家
日本治沙專家來訪 1982年
1979年，甘肅省林業廳任命父親為民勤治沙綜合試驗站副站長。1980年，甘肅省治沙研究所成立，父親離開了民勤，到武威主持治沙研究所的工作。1983年，胡耀邦同志到甘肅視察工作，提出“發展牧業，是改變甘肅面貌的根本大計”，要甘肅“反彈琵琶”，並給甘肅省委題詞“種草種樹，治窮致富”。這一年父親被借調至蘭州，參加了《草木三字經》的編寫工作，1984年到省林業廳任科技委副主任。
父親一邊在治沙第一線奮戰，同時也筆耕不綴，父親與施及人合著的《甘肅省的治沙造林》被編入《中國林業科技三十年（1949—1979）》，多篇論文著述由甘肅省人民出版社、甘肅省林學會、科學出版社、中國林科院情報局、農業出版社等出版發行，有的還翻譯成外文版向海外介紹，還主審了北京林業大學、內蒙古林學院等高等院校的治沙造林教材。
進入九十年代，年逾古稀的父親仍專心致力於沙生植物資源的開發應用研究。他認為，沙漠地區並不是不毛之地，它有豐富的資源，有些植物不是沒有價值，只是人們還沒有認識它。沙漠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生態型沙漠產業的發展趨勢。他的建議得到了錢學森等科學家的支持，由此衍生出了“沙產業”的科學構想。
1993年父親由北京開會返回蘭州途中，曾去三北防護林考察，回到蘭州忽然感覺身體不適，我陪父親去醫院檢查，當天便住院。住院期間，父親依然參加會議，惦記著自己的工作。半年後，父親堅持要回家繼續他的寫作，當時，父親已是肺癌晚期了。有一次，父親對我說：“我的病和周總理的一樣啊，看不好了，還是抓緊時間寫一寫”。回到家，父親每天吸著氧氣，堅持看書寫作，1994年5月6日早上，吃過早點以後，忽然感覺胸悶，未及說什麼，溘然長逝，享年78歲。
1937年，國立金陵大學
一顆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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