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学家的创作动机，有时是意料之外的。一千七百年前，干宝有感而发，决定写一本书，据称起因是他目睹了他爸爸的婢女的死而复生。
这位被强迫殉葬的女子，埋进坟墓十多年，被重新挖出来之后，竟与活着的时候无异，后来还嫁了人，生了孩子。
干家的灵异事件还没完。干宝的哥哥病死了，身体却一直温着，几天之后还魂醒来，就开始讲他这几天看见的鬼鬼神神。
这些事今天讲给你，你也不会信。但是，它们都被堂而皇之地记载在了正史《晋书》里。有人质疑房玄龄团队的工作态度有问题，因为《晋书》转载这类玄乎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古与今之间，总是存在隔阂的。但是，古人终归不傻。对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若是只做真与假、信与不信的判断，就未免失于简单粗暴了。
干宝写的那本书，叫《搜神记》。
因为这本书，干宝给今人的印象，好像一个江湖人，揣着一肚子的鬼故事。其实，他是一位正经的史学家，曾在东晋朝廷里领修国史，服务过四朝皇帝。
不过，历史自有它鬼使神差的安排。干宝写的史书逐渐散佚了，但是他的《搜神记》却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作为志怪鬼神书的翘楚，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搜神记》里，干宝以史官的职业素养、秉笔直书的笔法，写神仙鬼怪。给我们的感觉，可能近似于“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搜神记》的篇章，是一条一事、一人多事的短章连缀，俨然正规史书的体例。
卷十六写到阮瞻：阮瞻，相信世上无鬼，又辩才出众。有一次，客人来访，两人畅谈名理，涉及到鬼神之事，争论得很激烈。最后，客人服输，但不悦道：“古今圣贤之间都传说着鬼神，凭什么就你说没有呢？呐，你看，我就是鬼！”于是变化出怪异的形状，须臾间又消失了。阮瞻当时吓坏了，一年多之后就病死了。
阮瞻，真有其人，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儿子。这个故事，干宝没有恶搞名人的意思。他是严肃地当真人真事来记录的。
干宝通过不信鬼神的阮瞻，反过来说明了鬼神的存在，并切中了《搜神记》的终极要义：“明神道之不诬”，证明那些神妙不可测的事情是真实的。
“搜神”的“神”，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但凡古今奇奇怪怪之事，都在干宝的网罗之中。各路精鬼妖怪、神仙术士、人神感应、历史传说、方物异闻，以及死人复生、动物报恩的故事，在《搜神记》里聚集成了一个灵异诡谲的世界。
然而，对我们而言，真正颠覆世界观的在于：干宝给《搜神记》的定位，其实是“史书”。
为写《搜神记》，干宝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从古书和民间广泛取材。他言之凿凿地将自己写书的态度，与《左传》《公羊传》《史记》作比：虽然不是每件事都亲所闻见，但大部分内容是信实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六朝的志怪鬼神书有过论述。那时的小说和史传文学还未有区分。你认为子虚乌有的，干宝却认为确有其事，从而形诸笔端。在作者眼里，鬼神异事与人间常事，都是历史实录。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风云变幻，命运无常。这个时期，佛道两教际会，再有各种鬼神力量的加持，人们的世界观也难免有些恍惚错乱。
这些都为志怪故事的蔓延发展提供了沃土。从街谈巷议，到著书成章，鬼神灵异之事，虽荒诞不经，却又生动形象、细腻真诚。尽管写作技巧尚不成熟，却也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天真烂漫。
干宝虽以史官自居，却也充分理解一般“好事之士”的阅读期待，重视“游目寓心”，以满足读者对神鬼的认同和好奇心理。
干宝有位好朋友，名叫葛洪，他是东晋最大的道教学者，晚年隐居罗浮山炼丹。
葛洪的知识学得很杂，也写了很多书，比如《抱朴子》《金匮药方》《西京杂记》等等，至今还有人读。还有一本《神仙传》，原书有过散佚，当初记载了多少位仙人已难以确定了，根据唐人的记录，至少有一百九十人。
在葛洪前后，给神仙写传记的特别多，蔡邕、王羲之也都写过。但是，论内容的详尽、丰富以及文学性，都没有比得过葛洪的。
《神仙传》有些记载也比较呆板，特别是老子、广成子、彭祖、河上公等等，大多是服食、修炼、度人这一套，像是学习道教神仙理论的辅助教材。
不过，道士很富于想象，尤其在描写仙人形象和法术变化时，常常有生动瑰丽的笔墨。
我们在《搜神记》里也见过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化：画符念咒、隐身变形、劾鬼召神、呼风唤雨——此后的千百年间，小说家们又发明过无数种招式，但大抵逃不过这几个套路。
而在《神仙传》中，那些法术表现得还要更精彩新奇。如皇初平叱白石成羊群、费长房随壶公跳入壶中、麻姑手爪似鸟爪等等，都有十分奇特的幻化之趣，也是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故事。
同样是志怪小说，类型却有所区别。《搜神记》是杂记式的，《神仙传》则是杂史杂传式的。除此二者之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地理博物。
提到虚幻的地理博物学系统，人们首先会想到先秦的《山海经》。到了魏晋时期，地理博物书数量剧增，但大多写得比较实在，恍言惚语的志怪类已经很少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张华的《博物志》。
张华，博物洽闻，富于文藻，精于方术。《博物志》主要内容是地理动植、方术家言、异闻以及杂说等。《博物志》很明显地承袭了《山海经》的遗产，不过也多了一些小说的意味。
《博物志》卷十，记载了“八月槎”的故事：
老话说，天河与海相通。近来每年八月，海边都会有来历不明的浮船来往。有胆大的人上了船，跟着走了。刚开始的十几天，他还能看见日月星辰，之后便茫然一片。又过了十几天，他到了一处城郭，见到了织布的女人，还有牵牛饮水的男子。后来那人回来了，去找人问个究竟，被告知：“某年某月某日，有克星犯牵牛宿。”算算日子，正是这人到天河之时。
无独有偶，东晋志怪书《拾遗记》也记载过一个浮于西海之上的“巨查”，还能发光。
今天会有人联想：这些浮船是不是外星人的飞行器之类？而这些故事，也曾代表了古人企图飞往宇宙的幻想。《博物志》又在传说的基础上，与牛郎织女的神话联系起来，赋予了它更大的魅力。
人们对这个传说是很欣赏的。后人还在不断给这个故事添加新料，那位原本不具名的乘槎之人，也被传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搜神记》里，干宝要证明，鬼神是真实存在的。通过《神仙传》，葛洪想告诉人们，羽化归仙、长生不死这些事，是可以实现的。张华的《博物志》，把杂说异闻、神思遐想的花朵，开在了“博物”的树上。
魏晋志怪小说，给人的感觉是：越是虚错，越是极言其真。 这些故事的产生，更像是特定时代之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象建构。
神话传说，本出自想象。古代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也不乏怪异之谈。先秦诸子，也常以幻设之言，发挥哲理学说。
魏晋志怪，上承先秦、秦汉神话传说之余烈，结合着史传、宗教、方术等因素，营造出了一个诡异奇妙的幽明世界，又为后世的唐宋传奇乃至明清小说，提供着母题、范式和表达方式。
鬼神灵怪，是一种幻想。而幻想，是一种天才的表现。人类通过幻想，给自己创造了自由的世界和无限可能。
历代有人嗜好志怪，也有人不喜欢，斥其为荒唐，视其为小道。
袁枚活得通脱。他写了一本《子不语》，书名是对孔夫子的调侃：既然“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么他就故意反着来。
袁枚把志怪小说的地位拔得不可谓不高，认为其具有“穷天地之变”的功用。《子不语》篇目庞杂，鬼小说几乎占据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也是书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个性张扬的袁枚，回归到了干宝《搜神记》的实录原则，同时又重视“自娱”、“戏编”的作用。
《子不语》卷三，讲述了“李香君荐卷”的故事：
当年，袁枚的老朋友杨潮观出任乡试同考官，在整理落选的卷子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一女子向他推荐一份试卷。后来机缘巧合之下，那份试卷竟然真的被递选上去，考中了第八十三名。因为那名考生是侯朝宗的后代，所以杨潮观认为，梦中的女子正是名妓李香君，后来到处向人夸耀。
袁枚把这个怪梦写进了《子不语》里。本来这事就来自杨潮观的“神侃”，再加上袁枚的妙笔生花，就更加绘声绘色了。
然而，杨潮观看了书之后，大为惊骇，责备袁枚“诬蔑旧交”，认为这故事细节写得轻佻暧昧，让自己没脸见人，强烈要求删改原文。
袁枚也不示弱，回复道：“《子不语》本来就是莫须有之事，游戏之作而已，怎么能当真呢？你居然还认真起来，像作正经正史一样，一字一句订正，还为此恼怒，真是迂腐透了！”
考虑到当时杨潮观和袁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为这种事大动肝火，实在不值得。但是我们也看到，从干宝发展到袁枚这里，鬼神志怪已经成了娱乐方式 ，彻底将小说和史分开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子不语》一个个现场感十足的故事里，袁枚有时诙谐地告诉读者，疑心才生暗鬼；有时又似乎有真凭实据，证明鬼是真实存在的。
这也是让许多人对《子不语》感到纠结的地方：
对于鬼神观念，袁枚其实一直没有明确表达态度。不过，有鬼没鬼，有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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