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是歷代中原王朝最棘手的問題，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到了唐朝，突厥對唐朝的影響也是最大的，雖然東突厥在太宗時被滅亡，但在高宗時期後突厥建國並迅速壯大。後突厥由此成為了唐朝北疆的最大威脅。後突厥時期唐朝、突厥、契丹軍事上的角逐與博弈。但唐朝在北疆的軍事力量和後突厥的軍事力量大體相當，急需有第三方加入自己的一方，夾在唐朝和後突厥之間的契丹就成為了這兩者爭奪的對象，或以武力相威脅、或以政治封賞為誘餌，再有就是契丹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決定加入哪一集團。因此，後突厥時期唐朝、突厥與契丹三者間的相互關係錯綜複雜。
唐朝方面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頡利可汗被俘，北方草原再無隋末唐初那樣強有力的少數民族政權。繼東突厥而起的薛延陀政權雖然對唐朝構成一定的威脅，但薛延陀和已滅亡的東突厥相比實力顯然遜色多了,即使是這樣也是唐朝不願看到的。
夷男為薛延陀部首領，東突厥滅亡後薛延陀部控制了大部分東突厥土地及一部分人口，薛延陀已代替東突厥成為唐朝北疆新的隱患。於是在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遣使備禮策命，拜其(夷男)二子皆為小可汗，外示優崇，實欲分其勢也。"這就為夷男死後其二子爭奪汗位埋下了隱患。實際上也也如唐朝設想的那樣，在夷男死後薛延陀由於兄弟爭位而陷入了內亂;唐朝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解決了一個大的隱患。
唐朝對薛延陀的防備不僅僅是從其內部瓦解敵人，同時利用以歸降的民族為其守衛邊疆，在"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四月，突利之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從幸九成宮，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率眾擊之，盜馬北走，追斬之"於是，唐朝以這件事為藉口於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賜懷化郡王阿思那思摩姓李氏，立為泥熟俟利可汗賜鼓纛;使率其種落"渡河北返。這實際上是以突厥人為前哨，為唐朝與薛延陀之間劃了一條隔離帶，既可以在薛延陀對唐朝有所行動時起到一定的緩衝作用;也可以使薛延陀又多了一股使其不得不防備的力量。由此可見唐朝這一時期對於外部的隱患的解決方法是以在唐朝之外解決為其出發點，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把對自業身建設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點。而唐朝之所以可以這樣，其根本原因在於其內部的原因。
唐朝內部在太宗時勵精圖治，國力大為提高。這一時期，唐朝對周邊民族是處於絕對優勢的。隨著突厥的滅亡，各民族政權紛紛歸附唐朝，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日'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到了高宗前期唐朝唐朝國力繼續提高，對於周邊民族的威懾力仍然如故。
到了高宗中後期，由於"帝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任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這就使得武則天有了參與政治的機會，由於武則天的政治野心，就必然招致忠於李唐的一批大臣反對，這就使武后必須培植批自己的力量。高宗在世時，兩種勢力就有了碰撞，褚遂良被貶和長孫無忌被殺就是是這兩種勢力碰撞昇華的一個結果。高宗死後，這兩種勢力碰撞所帶來的後果更加嚴重，由於唐朝宗室和一批忠於唐朝的大臣在多處進行武裝的反武活動，這必然使武則天抽調更多的力量進行武裝鎮壓，嗣聖元年(公元684年)九月"故司空李勒孫柳州司馬徐敬業偽稱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揚州起兵，自稱上將，以匡復為辭。"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琅琊王沖據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勃為行軍總管討之。庚戌，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沖相應。"°在鎮壓過程中，不僅經濟受到損失，唐朝的武裝力量也在受到損失，而這時建國的後突厥政權也在對唐朝進行襲擾。
為了對付政敵，還進行了一些株連式的鎮壓，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裴炎被殺，同年程務挺被殺，胡元範、劉齊賢、郭待舉被貶。其中程務挺是唐朝名將，在後突厥其名氣也是很大，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時"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程務挺被殺後，後突厥"所在宴樂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這充分說明程務挺在唐軍中的地位，即使如此，仍不免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里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黑齒常之同樣為唐朝名將，在唐朝與後突厥作戰屢次失敗的情況下，黑齒常之是為數不多可以在唐朝對後突厥戰爭取得勝利的武將之一。但其結局和程務挺一樣，也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唐朝一系列的內鬥使得其政權的行政體系與國防力量受到相當大的損害，與此同時，吐蕃、後突厥、契丹等一系列政權及武裝勢力對唐朝的進攻，使得唐朝的北部邊疆又一次處於動亂當中，直到唐中宗時張仁願修三受降城情況才有所改變。到開元年間，由於唐朝國力的上升，邊疆再一次處於相對的平靜當中。
還需指出的是，唐朝對降附的北方民族的安置方法也與以往的朝代不同，就是在與唐朝接壤的原漠南突厥故地設置一些羈磨州府來管理突厥降眾及歸附唐朝的契丹部落，其都督也是由原突厥貴族與契丹酋長擔任，由其本民族的貴族擔任都督在其民族的心理上更容易起到安撫作用，對於唐朝統治這些地區是有好處的。另外就是唐朝設置的羈縻州府數量很多，好處就是可以對這些民族分而治之。但這些羈縻州府不承擔唐朝的賦役，唐朝對其的統治也很寬鬆，這對於歸附民族力量的積聚很有好處，而這一點正是日後突厥暴動其軍力強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突厥方面
頡利可汗被俘之後，東突厥隨之滅亡，東突厥滅亡前後有大批的突厥人歸降唐朝，在《內蒙古通史》中作者認為歸降的突厥人"保守估計不下50萬人"。這麼多人如何安置，成為唐朝統治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最後唐太宗採納溫彥博的主張"全其部落眾，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這樣的安排，從民族心理或者是民族的生產生活習慣都是有好處的，並且突厥降眾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唐朝捍衛了北疆。
雖然不少降唐的突厥貴族得到了封賞，但大部分突厥貴族此時已沒有了往日的特權，這部分人中有的對唐朝並非心服口服。正如闕特勤碑文所描述的那樣"漢人的話語始終甜蜜，漢人的物品始終精美。利用甜蜜的話語和精美物品進行誘惑，漢人便以這種方式令遠方的民族接近他們。""你們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言蜜語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殺害。啊，突厥人，你們將要死亡!"只是由於貞觀年間到高宗前期唐朝內部政局穩定，對外經略得當，所以這一時期內這些突厥人還基本上還是服從統治的。但在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就發生了"突利之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從幸九成宮，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率眾擊之，盜馬北走，追斬之。"°這說明部分東突厥貴族復國之心從未泯滅。
這一時期在唐朝的壓力之下，這些羈縻州府還算平靜，但只要唐朝的壓力稍稍小一些，突厥的反叛便會起來。調露元年(公元679年)突厥第一次反叛，第二年這次叛亂被平息下去。永隆元年(公元680年)，第一次叛亂中逃走的阿史德溫傅又一次叛亂，這一次裴行儉利用反間計成功的平息了這次叛亂。但是由於"裴炎疾行儉之功，奏日'伏念為副將張虔勖、程務挺所逼，又回紀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但"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的諾言，由於唐朝的反覆，使得突厥人對唐朝的不信任越來越深，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突厥貴族阿史那骨咄祿再次起兵反叛，並且在同年建牙於黑沙城，建立突厥政權史稱後突厥，這次叛亂唐朝終究未能撲滅。經過多年努力，突厥人再次成為大漠南北的霸主。
契丹方面
契丹世居蒙古高原東部地區，隋末政亂，契丹附突厥。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和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契丹酋長孫敖曹與咄羅內屬"。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又-契丹部落內屬。。在這之後，契丹的一些部落及其他民族陸續歸附，隨著歸附部落與人口的增加，太宗於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9年)設立松漠都督府以方便管理契丹，其內部的官吏仍由其部落首領擔任，而其制度仍為契丹原有的制度。這一時期契月己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制社會，但其奴隸制並不完善，原因是其部落領袖需經過各部落酋長推舉產而非世襲制。雖然如此，但其部落領袖的權利仍然很大，原因在於其首領基本都山大賀氏家族成員擔任而導致大賀氏家族勢力的強大。
由於契丹處於奴隸制社會，通過戰爭掠奪必然是其取得奴隸與財富的重要手段，但契丹從唐初到高宗中期並沒有與唐朝發生衝突，原因在於這一時期唐朝的強大，又由於這一時期內唐朝在對外關係上方法與用人都比較得當，故契丹在這-時期內與唐朝能相安無事。到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孫萬榮殺趙文劌反叛後，契丹才與唐朝發生了大規模的衝突。儘管這次叛亂隨著李盡忠和孫萬榮的死被平息下去，但得利最大是新興的後突厥政權，契月從此依附於後突厥政權，唐朝完全失去了對邊疆東部地區的控制，那麼也就失去了對後突厥的戰略牽制，直到開元年間契丹又再次依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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