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1月20日14時許，傷醫事件發生在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的身上，被患者持刀砍傷的他至今未痊癒，未來能否再次拿起手術刀也未可知。陶勇學醫十年、從業十三年，是一個抱持理想堅定前行的人。即便要面對各種困難，他還是努力地平衡和堅守。醫生工作和想象中有差別、日常挨患者罵、被砍傷等等，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現實中的著陸，是令人心生感慨的。
陶勇/口述
2020年3月，陶勇受傷後的首次露面。
我是陶勇，現在是北京朝陽醫院的一名眼科醫生。
1980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南城縣縣城裡。小縣城的生活環境是比較落後的。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沒有接自來水管，家門口就打了一個壓水井取水。
這是我7歲時的留影。
大概7、8歲的時候，家裡買了一臺黑白電視，周圍的街坊鄰居都會上家裡來看。像天氣預報、新聞聯播這樣的節目，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一邊看一邊聊天，氣氛非常融洽。雖然那時候物質條件差，生活甚至還需要糧票，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比較親近，不像現在的樓房，周圍住的是誰都不知道。
我的爸爸在檢察院當檢察官，媽媽是新華書店的職工。我喜歡看書，因為媽媽在新華書店工作，書店裡的書我都能看，這可能對我喜歡語文和寫作有一定的影響。爸爸工作比較忙，經常加班。他在工作上的付出，讓我從小覺得工作就是這樣的，就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
從我大約六歲到十六歲的十年間，我看到媽媽眼睛老磨、老疼。她老去醫院買眼藥水，是那種小紅藥丸，扔到水裡一下子就變成紅藥水了。媽媽有沙眼，所以自己老點眼藥水，怕傳染給我，也老給我點。大概是我上初中了，陪媽媽去南昌接受治療，眼睛打上麻藥，拿針一個一個挑，挑出了太多沙子，而且那個沙子特別大。
當時我就對眼科產生了興趣，覺得有意思，可以幫人解決痛苦，挺好的。家裡是有醫學傳統的，姑父、姑姑是當地的醫生和護士，我爸的爺爺是跟著紅軍的赤腳醫生。再加上之前陪媽媽看病的親身經歷，我對醫學很感興趣。高考那年，我報考了北京醫科大學*，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了。
1999年，國慶50週年，我19歲，作為首都大學生參加慶典。
1997年，我到北京上大學。小時候老聽爸媽說上北京、上天安門，都是懷著一種崇敬的心情。而且對於小縣城的人來說，高考決定一生，大學生就是天之驕子。那個年代雙向分配才剛剛開始，以前都是包分配的，考上大學就不用擔心工作的事兒。所以其實能到首都北京讀書，我是有點兒激動的，覺得抗戰勝利了，心裡落下一塊石頭了，以後也不用擔心了。
1999年，國慶50週年，我作為首都大學生參加慶典。
1997年的市場經濟氛圍沒有現在這麼濃，房價也不貴，我以為所有學醫同學的目標都是——當一名優秀的醫生。我甚至以為自己不需要為未來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沒有掙錢的壓力，之後的時間、精力都可以用來幹一些事業了。那時候比較理想主義，比較純粹。覺得好好當個大夫，把技術弄精、把本事弄好就可以了，別的都不用考慮。
學校的學制是五年，前兩年半在學校裡上課，後兩年半在醫院實習。學習對我來說不是很累，除了規定時間上課，課餘時間自己看書背書就好了，相比之下，臨床實習更累更難。
大學時期我加入了一個叫“愛心社”的社團。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們社團的學生去了一個北醫的老教授家裡。那個老教授的眼鏡油乎乎的，朦得特別厲害。我們給他洗眼鏡、擦乾淨了。他戴上後，一下子覺得特別亮，那種喜悅和高興就跟眼睛重放光明似的。這件事給我的感覺是，你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可能就能改變一個人很多。
後來臨床實習，有一次在兒科值夜班。一個看起來是農村來的男人帶著一個渾身是黃疸的嬰兒來看病。帶我們的老師去搶救，人工呼吸、按壓，折騰了一個晚上那個嬰兒也沒活過來，最後也沒收那男人錢，男人還是表示感謝。這件事給我的感觸也很深。一方面是覺得老師很善良，知道對方可能沒有什麼錢，也沒有放棄對病人的治療。另一方面是患者家屬也信任醫生，沒搶救過來也不會訛你，也不會去鬧。
我第一次幫患者墊錢，也是在讀博期間。患者是來自農村的小孩，六七歲，結賬時，他爸沒錢了，我就給了他300塊錢。沒想到他們過了幾個月再來，就把錢還給我了。其實大部分來北京看病的病人，在經濟上都會有一些準備，真正特別窮的，可能來都來不了。
我的碩士、博士導師，工作都很敬業和投入，經常工作很晚，週末也不怎麼休息，還緊跟國際形勢，把國際上最新的技術引進到國內，這些對我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2007年，27歲，博士畢業，我作為北京大學醫學部優秀畢業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發言。
從本科到博士總共花了十年，2007年博士畢業，我成為了一名眼科醫師，工資一個月七千塊。那年西直門附近的房價已經五六萬一平方米了，房價不斷上漲，掙再多也趕不上，壓力很大。
從學生過渡到醫生，儘管經驗有所欠缺，但因為對眼科充滿了熱愛，一切都是新鮮的。當醫生跟我的想象是有區別的。我原來覺得醫生只要醫術精湛就好了。拿到醫師證，獨立出診，真正成為一名醫生後，發現要解決的大部分是非醫學問題。比如病人沒錢了，你要怎麼給他省錢，怎麼報銷。
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7點鐘到醫院，對病人進行檢查；等上級醫師查房；收6個病人；上6臺手術；讓6個病人出院。這期間會有無數問題。比如患者、患者家屬不斷詢問情況，瑣碎如眼藥水怎麼點，藥怎麼吃，醫療費用問題，還得接無數個電話。
我第一次做眼科手術，面對的是一個白內障病人。其實手術很順利很成功，但病人就跟我較勁兒，說自己在動手術的時候默唸了多少首詩才做完的，抱怨手術做得慢。
28歲，2008年，我在海德堡大學做訪問學者。
工作第二年，我為了做眼底病方面的科學研究，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附屬曼海姆醫院待了一年。跟國內相比，國外單位人口醫生的比例更高，醫生和患者交流的時間也多。我感覺德國的病人是醫從性比較好的。他們也一等等一上午，但是從來不插隊，從來不打擾醫生出診，醫患關係比較和諧。如果患者對手術不滿意，不會大吵大鬧，有的會用畫畫來委婉地表達，是比較文明的方式。
2015年，我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手術室做眼科手術。
32歲，我的葡萄膜炎專科門診開診，同年，當上了碩士生導師。35歲，我被破格提拔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眼科主任醫師。在同班同學或者同齡人中，職稱提得比較快，算是領先一步，也感覺到這是對自己努力的肯定。
工作這些年，感覺臨床人少事兒多，導致最後會很混亂。每一個病人都覺得自己應該得到很好的照顧，這是普遍的心理。但僧多粥少，這邊還在收病人，那邊電話就響著催你，另一邊護士找你，另一邊手術室又催你，自己就像沒頭的蒼蠅似的。每一樣事情都挺多，每天神經都是緊繃著的。不被理解，挨患者罵也是家常便飯。
2017年，患者家屬感謝我，送來錦旗鮮花。
有一次一個病人看完病後，扭頭就去醫務處投訴，說我恐嚇他。醫務處把投訴信給我看了，病人又給我打電話諮詢醫療建議。一邊投訴我，一邊找我做諮詢，很分裂。還有一次，兩個病人同時去醫務處，一個表揚我態度好，一個投訴我態度不好。醫務處處理這樣的問題是常事，很多人的投訴不需要真正有邏輯性的理由。
也有讓我很感動的患者。有一個得了病毒性視網膜炎的小女孩，都快失明瞭，來找我看病。小女孩非常堅強和勇敢，治癒後還參加繪畫比賽，獲了一等獎。
這次被患者砍傷，出血很多，頭上被砍了三道疤，手上砍折了，動不了。這件事對我的打擊挺大的。我也注意到發生在內蒙古的傷醫事件，非常痛心和惋惜，希望國家儘快落實醫院安檢政策，保護醫護人員安全。
在我小時候，看病不貴，不需要花什麼錢，從醫就是一項事業，但後來慢慢就變成職業了。時代變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也遠了。像我們小縣城，就那麼大點兒，大夫走在路上，誰都認識，都能打招呼。人們和大夫更像是朋友，彼此都很信任，大夫說啥就是啥。現在可不是，北京的醫院多，人也多，誰也不信誰。誰不都得多上幾家醫院，多掛幾個專家號，多聽聽建議再決定在哪兒治。現在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沒有了，醫生不好乾。
作為患者，我對手部的恢復沒有預期。如果有預期，反而會給醫生壓力，就像把孩子送到學校，跟老師說期望孩子上清華北大一樣。我相信專業的醫生會讓我有最好的恢復，不會給他們額外的道德綁架，也希望其他患者能換位思考，自覺遵守 、維護秩序，不要給醫生在就診過程中找麻煩。
就跟在電影院看電影一樣，如果有一個人站起來，所有人都會站起來。想要醫生給每一個人都認真看病，大家就得遵守規則。
2019年12月，我的留影。
剛上大學時，我是比較理想主義的，也以為身邊的同學都是這樣的。以為自己不用為生活所迫，但後來房子越來越貴，市場經濟的意識越來越濃，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越來越多，身邊的人就越來越不幹大夫了。到現在，我的同學們已經有一半沒做醫生了，轉行了，當基金經理的、搞計算機的、做公司銷售代表的。
大家還是想讓自己活得更好一些，當大夫又不掙錢、又要值夜班，還要捱罵，還辛苦，是一個講奉獻的職業。人長大的過程就是慢慢地學會接受現實，理想也得著陸，我只能說盡量選擇一個平衡，在現實妥協的過程中也不完全放棄理想。在這個世界裡，單純的理想主義者肯定得碰得頭破血流，完全的現實主義者，說實話，就沒有什麼意思了。我在時間上也要兼顧家庭和生活，不可能完全投入在工作中。金錢上，其實在選擇了一個不掙錢的學科時，就已經放棄了。
在眼科領域做出一些原創性的成就依舊是我目前最大的職業理想。我主要研究眼底病和葡萄膜炎，精準檢驗搞得比較好，特別是眼內液檢測，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美國、日本學者都來我們這兒取經。
從醫這些年，有苦有樂。每當我解決了難題，治好了很複雜的病例，患者表示感謝的時候，都讓我覺得自己還是有社會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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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北京醫科大學於2000年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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