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的丟失，時至今日依舊被很多人痛心疾首。要知道，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新中國成立，這一百多年時間裡，中國丟失的最大一塊土地，就是外蒙地區——包括今蒙古國和原唐努烏梁海地區（現屬於俄羅斯）。

事實上，我國的西藏地區，在近代歷史上，受到的覬覦並不比外蒙少，遭遇的危機，也有很多。不過，之所以西藏沒成為外蒙第二，尹昌衡算是其中的功臣之一。

西藏危機

清朝中後期所遭遇的邊疆危機並非突如其來，早在17世紀，明清政權交替的時候，中國的邊疆危機已經有了隱患——當時，沙皇俄國在向東擴張，而西洋列強則在南亞、東南亞地區建立殖民據點。不過，康乾時期的大清國，還算有力量拱衛、守護大清的土地。

直到19世紀開始，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

沙皇俄國完成了對中亞的蠶食，將侵略目標對準了我國的新疆和西藏，而大英帝國也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把侵略的目光也對準了新疆和西藏——當然，沙俄也渴望得到印度，而英國也有考慮把勢力滲透到中亞——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就這樣發生了碰撞。

不過，論起在西藏的影響力，終究英國強一些。因此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通過兩次對西藏的武力入侵，為英國在西藏攫取了大量特權。

清朝宣統三年（西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國陷入風雨飄搖的狀態。英俄帝國主義相繼做出趁火打劫的活動：外蒙古活佛在沙俄支持下，宣佈成立“大蒙古國”，並自立為“共戴皇帝”，而西藏上層社會的反動貴族們，對內地的戰亂局勢也表示欣喜若狂。他們也在大英帝國的策動下，發兵進犯四川，準備掀起一場大規模動亂——這和外蒙的“共戴皇帝”在割據外蒙後進犯內蒙如此一致。

民國政府反應

就在蒙藏反動貴族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內地局勢發生了變化：大清宣統朝廷同意退位，中華民國確立其統治地位。

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為了表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在擔任大總統不久，就出兵討伐外蒙的叛逆，與此同時，袁世凱為人四川大都督尹昌衡擔任西征軍總司令，負責對康藏地區的叛軍進行圍剿。

平心而論，晚清雖然軍事腐敗，但是清軍的新軍戰鬥力並非後世想象的那麼不堪。而參與革命的軍隊多是新軍起義。至少對於西藏地方的藏軍來說，新軍不論是組織化程度還是訓練水平，都可以說碾壓藏軍。

因此尹昌衡率領西征軍進入康區以後，很快即光復巴塘、昌都、理塘等地，大約用了三個月時間，參與叛亂的藏軍，悉數被尹昌衡的部隊所擊潰。

不過，尹昌衡知道，戰場上的勝利，有時候是虛假的勝利。

比如光緒三十年（西曆1904年），英藏戰爭爆發，英軍依仗強大的軍事優勢，攻破藏軍的所有防線，甚至高歌猛進攻入拉薩。（按：當時慈禧太后曾因此追究當時達賴的責任，認為作為大清在西藏的地方官，達賴守土有責，而拉薩被英軍攻陷，達賴屬於翫忽職守）但即便這樣，英國還是被迫放棄立刻將西藏變成英國殖民地的打算。這是因為英國人發現，英軍能輕易攻陷拉薩，不是藏人抵抗不勇敢，相反，藏軍有時候比清軍的戰鬥意志還強，藏軍使用落後武器和英軍拼死搏鬥的情景，讓英國人深感恐懼——上個世紀90年代，寧靜主演的電影《紅河谷》，即表達過英藏戰爭期間，藏族同胞英勇抗擊英國殖民者的場景。

因此尹昌衡覺得，收攏藏民的民心和武力擊潰叛軍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因此尹昌衡進軍藏區以後，十分注意走訪當地一些有社會影響的人士。尹昌衡深知，在當時的藏區，喇嘛的威望很高，只要讓喇嘛不帶頭參與叛亂，那麼，叛軍將會沒有立足之地、喪失動亂根基。

尹昌衡和藏民僧侶有了一定的口碑後，西藏僧侶階層經過一番權衡，也意識到了事態的不同走向給西藏的不同影響：

更何況，英國人在印度、在哲孟雄（今錫金地區）的所作所為，也讓藏族喇嘛與之和中原朝廷有了對比：明清六百年，明清朝廷給予藏區高度自治，除了西藏高層擅自冊立藏王引起康熙帝震怒以外，明清朝廷很少干涉藏民的文化和生活，反倒是英國人，在印度和哲孟雄，給當地的百姓帶來很多生活和文化上的麻煩。

因此兩相對比，藏族喇嘛們，除了別有居心者以外，都覺得不應該聽信英國人蠱惑，和漢人為仇。

就這樣，在尹昌衡文化、軍事兩條路線並行的情況下，康藏叛亂遭到了粉碎。

淡出政壇

對於大總統袁世凱來說，在四川安插自己的人很重要。尹昌衡由於殺害過大清原四川主事者趙爾豐，因此這讓袁世凱對尹昌衡很不待見。在尹昌衡西征康藏的機會，袁世凱趁機扶植胡景伊為四川總督，而將尹昌衡打發到川邊做了經略使。

隨後不久，袁世凱為了讓胡景伊能在四川坐穩地位，於是以商議軍務為名，要求尹昌衡進京述職。尹昌衡雖然擔心袁世凱會對自己不利，但也找不到理由不去。果然，等到尹昌衡到了京城以後，袁世凱以貪汙等罪名，逮捕尹昌衡，並將其判處九年有期徒刑——不過，尹昌衡沒等服刑完畢，袁世凱就撒手歸西了，後來的大總統黎元洪宣佈特赦尹昌衡。尹昌衡由此回家做了閒人，直到1953年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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