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在《人民論壇》上撰文指出，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倡導要“讀懂中國”。不僅外國人要“讀懂中國”，中國人也要“讀懂中國”，同時也要“讀懂世界”。這兩個“讀懂”相輔相成，如果真正“讀懂”了，誤解就可以消弭，互信就可以增強。
美國絕大多數人包括一些議員從來沒有來過中國，他們只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而他們頭腦中的“共產黨”就是前蘇聯的共產黨，或者說就是冷戰時期在媒體上被頻頻曝光其陰暗面的蘇聯共產黨。以對蘇聯共產黨的這種“瞭解”來認識中國共產黨，這是美國許多人今天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誤解的重要原因。
要問中國共產黨的最大特點是什麼，就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具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立場、觀點、方法。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政黨，興衰成敗，不勝枚舉，但像中國共產黨已近百歲依然那麼充滿朝氣和活力，實在罕見；像中國共產黨經過70多年奮鬥就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建設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是獨一無二。這一切，都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樣的立場、觀點、方法。
以對蘇聯共產黨的“瞭解”來認識中國共產黨，必定會產生誤解。因此，我們說：要讀懂中國，關鍵就在讀懂中國共產黨。
互信是合作的基礎，誤解是互信的大礙。在今天覆雜的中美關係中，美國一些人對中國的誤解已經成為鬆動兩國戰略互信基石的“螻蟻”。弗蘭西斯·培根在梳理人的認識容易陷入的誤區時，曾經形象地把那些因立場、偏見不同而產生的主觀認知稱為“洞穴假相”，要消弭對華誤解，增強中美戰略互信，就應該讓誤解從“洞穴”中走出來。
讀懂中國，誤解是可以在交流中消弭的
生活中難免會發生誤解。中國古代有一則寓言，叫“疑人偷斧”。這個寓言說的是：從前有一個人遺失了一把斧頭，他懷疑被鄰居的小孩偷走了。於是，他就暗中觀察小孩的行動，不論是言語與動作，或是神態與舉止，怎麼看，都覺得小孩是像偷斧頭的人。隔了幾天，他在後山找到了遺失的斧頭，原來是自己弄丟了。之後，他再去觀察鄰居的小孩，再怎麼看也不像是會偷斧頭的人。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當代傑出的新管理大師、學習型組織理論提出者、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資深教授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在他的著作《第五項修煉》第10章《心智模式》中，講述了“疑人偷斧”這個故事後指出：這是因為，人們觀察和思考問題都有自己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心智模式影響我們所“看見”的事物。兩個具有不同心智模式的人觀察相同的事件，會有不同的描述。因為他們看到的重點不同。譬如你和我一起去參加一個熱鬧的宴會，我們的視覺所收到的基本資料都相同，但是我們所留意的面孔卻不盡相同。
正如心理學家所說的，我們做了選擇性的觀察。即使在理論上應該是最“客觀”的科學家，也無法絕對客觀地觀察這個世界。心智模式對我們的所作所為具有巨大影響力，就是因為心智模式影響我們如何認知周遭世界，並影響我們如何採取行動。我們所想的往往都是假設而不是真相。彼得·聖吉說，心智模式的問題不在於它的對或錯，而在於不瞭解它是一種簡化了的假設，以及它常隱藏在人們的心中不易被察覺與檢視。
那麼，人的心智模式能不能改變呢？彼得·聖吉認為，建立學習型組織，不僅可以超越自我，而且可以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他說，學習如何將我們的心智模式攤開，並加以檢視和改善，有助於改變心中對於周遭世界如何運作的既有認知。也就是說，除了那些準備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只要他肯學習肯交流都可以改善心智模式，從造成誤解的“洞穴”中走出來，正確認識世界上的萬事萬物。
中美兩國都是大國，但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各不相同，過去受到世界範圍冷戰的影響，兩國交往不多，雙方都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中。許多人都以自己的“心智模式”來觀察對方。既然對對方不那麼瞭解，出現這樣那樣的誤解是難免的。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批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走出國門，到美國旅遊、求學、工作和發展，打開了眼界，也瞭解了美國，從而消弭了隔閡，為兩國各個領域的合作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中國的經驗證明，“洞穴假相”是能夠消除的，“心智模式”是可以改善的，兩個不同國家之間的戰略互信是能夠建立的。
現在，新的問題發生了，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在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後，焦慮、失望、恐懼等複雜情緒開始在美國政界乃至社會中蔓延。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激烈的反應，同許多美國人對中國缺乏瞭解甚至誤解有關。這種“不瞭解”和“誤解”，對於這兩個經貿關係密切的大國來講，已經成為兩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戰略互信的“理解赤字”。
舉個例子，大多數美國人都不知道中國人是怎麼稱呼他們國家國名的。1844 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中，美國的國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曾經被譯為“亞美理駕洲大合眾國”。後來幾經變化，被譯為“美利堅合眾國”，簡稱為“美國”（日本譯為“米國”）。“美國”在漢語中的含義，就是“美麗的國家”。之所以把America譯成這樣具有美好寓意的名詞，是因為中華文化是一種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歷來主張“人之初，性本善”，在國際關係上要協和萬邦，在翻譯外語時又要做到信達雅。而美國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中國人把他們國家稱為“美麗的國家”，更沒有幾個人知道中國人從小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這是多麼大的反差呀！
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倡導要“讀懂中國”。不僅外國人要“讀懂中國”，中國人也要“讀懂中國”，同時也要“讀懂世界”。這兩個“讀懂”相輔相成，如果真正“讀懂”了，誤解就可以消弭，互信就可以增強。
讀懂中國，關鍵在讀懂中國共產黨
美國絕大多數人包括一些議員從來沒有來過中國，他們只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而他們頭腦中的“共產黨”就是前蘇聯的共產黨，或者說就是冷戰時期在媒體上被頻頻曝光其陰暗面的蘇聯共產黨。以對蘇聯共產黨的這種“瞭解”來認識中國共產黨，這是美國許多人今天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誤解的重要原因。
前幾年，有位美國總統身邊的大官，由於研究過蘇聯共產黨，常常自翊瞭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當問她：“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一樣嗎？”她感到難以回答。後來，我們送她一本書，是清朝末代皇帝傅儀寫的《我的前半生》，讓她看一看中國共產黨對待皇帝和蘇聯共產黨對待皇帝是不是一樣的。中國共產黨對於像傅儀這樣的皇帝也好，對於國民黨戰犯也好，對於過去在國民黨軍政部門工作過的留用人員也好，都有一個要求：只要他們不再搞破壞活動，就要把他們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中國共產黨的詞典裡有一個特有的名詞，叫做“革命的人道主義”。
要了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必須瞭解中國共產黨是怎麼誕生的，而要了解中國共產黨是怎麼誕生的，又要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中國有5000多年文明史，歷史上有過十分輝煌的年代。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中國經濟實力世界第一的時候，也沒有去稱霸世界。但是由於英國工業革命興起之時，中國錯過了這一極好的發展機會，導致落後捱打。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列強都欺侮和侵略過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社會出現了“振興中華”的民族復興潮流。中國人今天那麼強調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就在於中國人經歷過長達100多年的民族屈辱歷史。這是美國和歐洲許多人沒有經歷過，也難以理解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民族復興不是狹隘的“排外”。中國人在遇到民族救亡這一嚴峻挑戰時首先反省自己落後了，認為要擺脫被列強侵略和奴役的悲劇，必須先向西方學習。中國人學習過西方的機器製造技術，學習過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學習過西方的多黨制、兩院制、內閣制、總統制，這些學習都十分真誠，但都失敗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天真地認為“公理”能夠戰勝“強權”的中國人又一次失望了，西方把一個讓中國人蒙受恥辱的條約強加給了中國。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中國人已經開始學習傳播“民主”和“科學”等新思想，十月革命使中國人又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中看到了新的曙光，進一步懂得了民主不是隻有資本主義類型的民主，還有其他類型的民主。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人到處尋找真理，不是為了別的，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在民族復興的時代潮流和世界社會主義潮流的交匯中應運而生。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初心和使命。
還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在自己的實踐中越來越認識到，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不能靠別人，而要靠自己。特別是在同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但是，蘇聯共產黨十分反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的概念，在上一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中還為此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過批判。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沒有錯，並在改革開放中繼續提倡這一思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雖然都叫“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使命同蘇聯共產黨不一樣，有著自己的鮮明特點。
要問中國共產黨的最大特點是什麼，就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具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立場、觀點、方法。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政黨，興衰成敗，不勝枚舉，但像中國共產黨已近百歲依然那麼充滿朝氣和活力，實在罕見；像中國共產黨經過70多年奮鬥就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建設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是獨一無二。這一切，都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樣的立場、觀點、方法。
以對蘇聯共產黨的“瞭解”來認識中國共產黨，必定會產生誤解。因此，我們說：要讀懂中國，關鍵就在讀懂中國共產黨。
讀懂中國，重要的是讀懂中國政黨制度
讓一個國家客觀公正、全面瞭解另一個國家，是十分困難的。當前，世界各個國家對中國全面瞭解的其實並不多，就是了解中國的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國的政黨制度。他們不理解中國為什麼不實行多黨制或兩黨制，而只有共產黨一黨在執政。在一些美國人心目中，更存在些許的誤解、誤讀。他們質疑這樣的政黨制度和獨裁、專制有什麼兩樣。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先要說明一下：中國的政黨制度，既不是多黨制或兩黨制，也不是一黨制。中國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政治體制。“一黨”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多黨”指的是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許多人不知道，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民主黨派。
他們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由此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和新型政黨制度。
中國除了有共產黨，還有八個民主黨派，這件事不僅一些美國人不知道，就是像越南這樣的鄰居也存在不知道的情況。有一次我去越南訪問，說到我們不是一黨制，還有八個民主黨派時，在場的一些人居然很驚訝。
和美國的兩黨制、法國的多黨制都是在自己的歷史中形成的一樣，中國的政黨制度也是在自己的歷史中形成的。近代以來，特別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過許多政黨。和世界許多國家一樣，當年各個階級、各個政黨及其政治人物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競相表演、相互博弈。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就和另一個大黨中國國民黨經歷了合作、破裂、鬥爭，再合作、再破裂、再鬥爭。每次合作都是共產黨主動握手，每次破裂都是國民黨首先出手。
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夜，中國共產黨根據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主張抗戰勝利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明確提出可以先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臨時的中央政府。毛澤東還冒著風險親自到重慶和國民黨談判。但是這一政治主張和談判形成的協定最後被國民黨否決了，他們決定用美國政府支持的武力徹底消滅共產黨。
在這個過程中，國民黨不僅把共產黨作為對手，也對一些民主黨派包括主張實行“中間路線”的民主黨派人士充滿敵意。由各個民主黨派組成的中國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國民黨政府宣佈為非法團體。面對國民黨的武裝進攻，共產黨被迫進行自衛。當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贏得主動權後，決定奪取全國政權。
但是，共產黨沒有憑藉武力獨霸政權，而是一如既往堅持人民民主的思想，和各民主黨派一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建立新中國。按照共產黨原來的設想，先邀請各黨派代表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再通過普選人民代表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選舉產生中央人民政府。但由於大半個中國解放後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而國家又不能沒有政府，民主黨派中有人向共產黨建議，可以直接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建國，由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共產黨認為這個建議具有可行性，但不能僅僅由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幾個政黨領袖開一個會來建立新中國，而要讓各界人民的代表都能夠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由人民來建立新中國。
經過精心籌備，1949年9月21日到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今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的代表600多人。國民黨和追隨他們的黨派，由於長期反對民主、堅持獨裁，並在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前夜已經外逃，理所當然不能參加這一建國盛會。
因此，新中國的成立是人民對反動派的勝利，是民主對獨裁的勝利。國民黨因為反民主而失去民心被趕下歷史舞臺，共產黨則因堅持民主而獲得人民擁護掌握全國政權，這才是歷史的真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民主與獨裁的殊死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以自己全心全意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奮鬥的模範行動，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戴，贏得了各個民主黨派的信任和擁戴，成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新型政黨制度，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有的民主黨派認為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了，決定自行解散。事實上，有的政黨確實很快就解散了。但共產黨並沒有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毛澤東親自出面做工作，希望民主黨派不要解散。他曾經動情地說過，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在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後，毛澤東還說過：“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僅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實行這樣的政黨制度，是依據中國國情和人民民主的要求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毋庸諱言，我們在對待民主黨派問題上也犯過錯誤。改革開放後，共產黨總結了這方面錯誤。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問題上，鄧小平在毛澤東講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後又加了八個字“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形成了十六字基本方針。江澤民進一步把民主黨派定性為“參政黨”，明確了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和新型政黨制度形成於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之初，鞏固於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後，完善於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制度從形成到完善，充分證明了它和獨裁專制毫無干係，其本質就是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
讀懂中國，不能不讀懂中國民主制度
在美國等一些國家，許多人常常會問：你們既然也主張民主，為什麼不實行和我們一樣的政治體制，為什麼不搞競爭性選舉？
前幾年，全世界充斥著萬花筒般的民主鼓譟，從而引發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儘管引起這些事變的原因各不一樣、結果也各不相同，儘管那些國家的人民在這些事變中並非都享受到了民主的權利，成為國家的主人，但在許多媒體的報道和學者的著述中都被戴上“民主”的桂冠。這樣，在民主成為一種時髦的同時，也在一些國家成為許多人付出極大代價而只有少數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
在美國和歐洲，雖然許多人認為中國沒有民主，但也有人感到困惑。如果中國沒有民主，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市場經濟不僅發展快還很活躍，甚至連許多西方國家都難以企及？一般而言，市場經濟的發展，一要讓公民享有自由的權利，包括自由選擇職業、自由創業、自由遷徙、自由發展等權利；二要讓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包括憲法所規定的權利、平等交換商品的機制、平等交流信息的環境等。而具有這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是民主的體現。
應該講，要真正搞清民主這個東西並不容易。“民主”的詞義雖然在詞彙上可以一目瞭然，但要搞清其內涵卻是讓多少學者傷透腦筋的問題。民主的“民”是全體人民，還是多數人民？如果是全體人民，民主要“主”（統治）的是誰？如果是多數人民，難道民主就是多數人民“主”（統治）少數人民？美國學者喬萬尼·薩託利和他之前的許多學者都討論過“什麼叫民主”這個極其複雜的基礎性問題。在中國，也一直在探究民主這一重大問題。中國人民誰都知道，用民主取代專制、集權，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對於今天的中國講，在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早已形成共識，進一步在探索的是：實行什麼樣的民主，才更有利於中國的持續健康發展。
關於美國和西方許多人提出的中國為什麼不搞競爭性選舉的問題，可作如下解釋。第一，這不是事實。中國有選舉民主，只不過在目前階段實行的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選舉制度。在縣和縣以下的人民代表是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的，縣以上的人民代表是通過間接選舉即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這些選舉都實行差額選舉，都是競爭性的選舉。第二，中國正在不斷完善選舉民主。在縣一級實行直接選舉制度，不論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都必須實行差額選舉等，都是在改革開放後開始的。中國的選舉民主，還在路上。
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選舉民主具有公開性、競爭性等優點，但也有不容忽視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它不能真正體現民主的本質。由於選舉民主一般都依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目前還沒有更好的辦法）來進行，雖然人人都有一票的權利，但只有一部分選民的意志和訴求能夠得到實現，而不能使全體選民的利益都得到實現。
這個問題，我們在195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決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由人民政協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新中國成立後，經過3年艱苦奮鬥，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成熟了。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並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和以周恩來為主席的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對此，有些民主黨派人士有顧慮，他們擔心這一決策對他們不利，擔心經過普選人民代表會把民主黨派選下去。
當時，毛澤東親自出面做工作，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仍將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統一戰線的政府，它是對全國人民都有利的。”
後來，在選舉人民代表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所佔比例以及對他們的安排。儘管如此，選舉就是選舉，還是有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沒有選上人民代表。為了讓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更好地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作用，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決定，這就是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後，人民政協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但還要繼續發揮作用。
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論述人民政協為什麼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後還要存在的必要性時，曾經說過：“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這並不妨礙我們成立政協進行政治協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會已經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餘的。”
請注意：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這句十分樸實的話，其政治學意義就是，指出了選舉民主勢必會使選民形成“多數人”與“少數人”的矛盾，以及選舉無法實現“少數人”民主權利的問題。按照毛澤東的思路，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要堅持和完善，同時也要解決選舉過程中發生的少數人的權利怎麼樣實現的問題。他的主張是，選上人民代表的可以到人民代表大會中去行使民主權利，沒有當上人民代表的可以在人民政協行使民主權利。也就是說，中國在民主政治實踐中找到了破解選舉民主難以實現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難題。破解的辦法就是“選舉民主+協商民主”。
黨的十八大以後，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建立了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民主體系。從中央到地方，不僅有人民政協這樣的專門協商機構，還建立或完善了政黨協商制度、人大協商制度、政府協商制度、人民團體協商制度、基層協商制度、社會組織協商制度。這樣，就形成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相結合的民主政治制度。選舉民主，指的是中國的國家和地方的領導人必須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由人民代表民主選舉產生，人民代表必須由選民通過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的方式選舉產生。協商民主，指的是執政黨、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在作決策之前和作決策之中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進行民主協商，以充分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也就是說，在中國，不是在選民投票後就進入“民主休眠期”，而是在選民投票後還要通過各個層級的協商民主制度繼續參與決策。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全過程民主”。
儘管我們在民主問題上犯過錯誤，但哪個國家沒有犯過錯誤？顯然，說中國“沒有選舉”、“沒有民主”、“不是民主國家”，等等，都是對中國極大的誤解。新中國不僅一開始就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國家，而且始終在為堅持和完善民主制度而奮鬥，其中還有許多自己的創造。這些創造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貢獻。這對於現在一些正在反思怎麼樣完善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來說，也是可以作為一個案例來研究的。
中國能夠在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實現民主，找到能夠在本國生根開花的民主實現形式，這本來是應該得到褒獎的。只不過因中國的民主實現形式和西方國家不完全一樣，就說中國沒有民主，這不能說是公道的。現在，需要反問的是：不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嗎，為什麼只允許開築你們“通羅馬”的民主之路，而不允許開築中國“通羅馬”的民主之路呢？
讀懂中國，要讀懂中國人權思想
人權，又是美國一些政界人士和媒體操縱的一個涉華話題。美國國會通過的一些涉華文件，總是指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享受不到任何人權，長期生活在令人恐懼的獨裁製度下。這種說法在美國和西方社會中廣為流傳，以為中國真的沒有人權。
許多人都不知道，當年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人中就有中國的張彭春。他是中國南開大學創始人張伯苓的弟弟，由於他用中國文化理念解決了宣言起草中的許多難題，深得當年主持宣言起草工作的羅斯福夫人的讚賞。
事實上，中國人對人權的重視和追求，不亞於美國人。且不說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諸如“有教無類”等許多值得稱道的平等和人權思想，近代以來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對西方文化的“人權”思想也作過介紹。1915年，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雜誌）時，創刊號上首先向中國人介紹的西方文明就是“人權”和“科學”。陳獨秀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中國實現“人權”“民主”和“科學”等先進文化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重要背景。在舊中國，如同毛澤東說過的那樣：“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中國共產黨長期浴血奮鬥，就是要領導人民掙脫這“四種權力”的束縛，就是要領導人民掙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使中國人民享受到作為一個人應該享受到的尊嚴和基本人權。
當然，中國人民為人權而奮鬥的歷史也有著自己的特點，從而使得中國人權思想打上了中國歷史的烙印。最典型的案例，是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政府在會上提出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條”，並要求將德國在山東攫取的各項特權無條件歸還中國等，但是這些正當要求都被拒絕了。巴黎和會的決定激怒了中國人民，尤其是激怒了剛剛接受人權、民主、科學理念的青年知識分子。在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等學校的大中專學生走上街頭，喊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在那種“強權即公理”的年代，幾億中國人哪有人權可言？也就是說，中國人認識到在一個任人宰割的國家，沒有國家的主權就沒有個人的人權；中國人個人要有人權，首先是這個國家要有國權，即集體人權。也就是說，中國的民族危機，使中國人在批判自己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治文化時接受了人權觀念；中國民族危機的深化，又使中國人在批判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時深化了對人權的認識，形成了集體人權新觀念。這正是中國在發展民主政治過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一大特點。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國的人權、民主和科學而誕生的，而且為在中國推進民主、保障人權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心任務，就是爭取民主、人權，包括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經濟上爭取農民的土地權、工人的結社權和基本的福利，等等。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反映和保障中國人民基本人權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權大解放。
中國人一提到1949年，就會在耳邊迴響起一個令人自豪的聲音：“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是毛澤東主席在新中國誕生之際宣佈的。從那一時刻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等保障人權的法律法規應運而生，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進行普選、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倡民族平等和團結，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了人權的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的人權一步一步地從綱領上的要求變為活生生的現實。這就是歷史的真實。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公民的人權是在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中逐步實現的。中國是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人權問題也多。而發展中國家，人權問題也處在發展中。這些基本的國情，給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國家都沒有的巨大挑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普遍貧窮的國家來說，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讓廣大人民有飯吃有衣穿，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所有的人權中首要的基本人權。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現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變過程中，得到的一個最重要的認識就是，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尊重和保障人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是為了實現和保障人權。中國今天在人權事業發展中所取得的一切進步和成績，都源於40多年前鄧小平提出的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圍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行的改革開放，無論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在建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後大力推進對外開放，無論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推進和諧社會建設、黨內民主建設，等等，所有這一切改革和發展，都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這40多年，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人權大解放。
當然，在中國人權發展的道路上，我們犯過令人痛心的錯誤，特別是像“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大規模地侵犯人權的錯誤。但是，我們也必須提出，這些失誤都是我們自己糾正的。正由於我們在人權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經歷過令人痛心的曲折，因此我們更加珍惜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所取得的成果，更加珍惜我們每一個人在中國社會進步中應該享有並已經享有的人權。199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黨代會報告，2004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已經明確地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治國的根本理念和重要任務。
中國的人權事業獲得了這麼大的進展，但並非完美無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全社會特別是在幹部隊伍中普及人權思想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一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的地方經常發生侵犯人權的問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機制還不完善，等等。中國在人權問題上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因此，對於任何善意的批評，我們都是願意接受的，對於出現的一切問題，我們都在認真加以解決。
至於國際社會有些人，完全罔顧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取得的從未有過的進展，而是戴著有色眼鏡和偏見對中國喋喋不休地加以指責，尤其是他們把一些在中國犯有侵犯人權劣跡的人捧為“維權英雄”，並以他們的“控訴”為據來否定中國。這是十分可笑的。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現象？這是我們應該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問題。重要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冷戰和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意識形態對立依然存在。自從蘇東劇變以後，歷時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終於結束了。改革開放以來，深受冷戰之害的中國人果斷地拋棄冷戰思維，開闢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一直到今天提出要與各國人民一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是，西方有一些政治家和組織，不僅沒有從那種落後的冷戰思維中解放出來，還繼續用已經過時的冷戰思維，包括用冷戰中形成的醜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偏見來評論我們的人權事業。殊不知，他們的這種“醜化”“偏見”和“指責”恰恰是對中國人的尊嚴和人權的嚴重侵犯。
我們堅信，冷戰思維的偏執聲音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冷戰思維抹殺不了中國在人權事業上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和成就。
讀懂中國，從根本上說，必須讀懂中國人的價值觀
對中國的各種誤解，實質都是對中國人價值觀的誤解。讀懂中國，從根本上說，必須讀懂中國人的價值觀。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人類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還是東方文明，都有共同的價值追求。比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和”包括“和平”“和諧”“和睦”“和氣”等含義，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崇高的價值追求。“和而不同”“和為貴”“家和萬事興”“和氣生財”是幾千年來中國人規範自己言行的基本遵循，甚至在戰爭理論中都強調“國雖大，好戰必亡”“不戰而屈人之兵”“化干戈為玉帛”。又比如中國人在幾千年前就懂得“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把“民貴君輕”作為聖人的格言代代相傳，並且形成了民主推舉繼承人、考試錄取人才和官員、廷議決策、民可告官以及制訂民約來治理鄉村等具有民主特點的制度安排。可以說，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積澱下來的精華，同時它又和人類其他文明有內在的相通之處，是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中華民族在自己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在價值觀上也形成了許多自己的特色。幾千年前的中國典籍《禮記》就強調，中國人追求的“大道”或最高價值觀是“天下為公”。也就是說，同西方一些國家相比，中國人更強調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個人的天下。中國人的這種“天下觀”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天下觀，而非個人主義的天下觀。西方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中國人在價值觀上更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而非個人主義，這是歷史形成的，而非中國共產黨刻意灌輸的。至於中國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價值觀，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但首先必須尊重歷史。歷史會告訴人們，企圖以個人主義來取代集體主義是不可能的。尊重中國人，就應該尊重中國歷史形成的價值觀。
中國人形成這樣的價值觀，不是偶然的。我們今天講的中華民族，是在“中華大地”上世世代代艱辛奮鬥的各個民族經過漫長的歷史融合逐步形成的。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一個團結奮鬥的大家庭，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集體主義精神。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西邊是大山、東邊臨大海，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貫穿東西，中國人在這片江河滋潤的土地上敬天奉祖、耕耘收穫。這就是《易經》所描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環境基礎。但是，也正是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這裡每年都會發生洪水氾濫等自然災害。在漫長的農耕社會中，古代中國人還沒有工業化的抗洪機械設備，唯有把勞動力組織起來，並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才能馴服駕馭奔騰的江河，才能贏得抗洪的勝利。在中國歷史上，從大禹治水開始，湧現了一批治水英雄。李冰父子主持的四川都江堰至今為世人稱道，老百姓還為他們修建了神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就是在這樣的歷史長河中、在同大自然的抗爭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是接受了現代文明精神涵養的人，在強調集體主義精神的同時，並不簡單地排斥個人、個性的作用，而是強調要正確處理好個人、集體、國家這三者關係。毛澤東在民主革命的時候就說過，建立社會主義要避免“空想”，必須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在領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他又明確指出：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他又在《論十大關係》中強調指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他還特地指出，這是鑑於蘇聯的教訓提出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強調的“集體主義”和當年蘇聯共產黨強調的“集體主義”是有區別的。
綜上所述，“讀懂中國”是一篇大文章，但只要認真去“讀”，不斷去“讀”，就一定能夠“讀懂”。中國人自己首先要“讀”、要“讀懂”，同時我們也希望願意同中國交往的人也來讀一讀中國，以增進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現狀的瞭解。在今天覆雜的中美關係中，要消弭美國一些人的對華誤解，進一步增強中美戰略互信，我們也要更耐心地同他們交流，和他們一起來“讀懂中國”。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李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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