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2日清晨，一隊解放軍來到五里橋村張家大院。他們對室內外陳設重新進行了佈置，還從通州城“東興居”飯莊請來了廚師。頓時，小村子熱鬧起來。人們議論紛紛，猜想著這裡可能要來大人物！直到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後人們才知道，當時來這裡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領導人與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的代表，雙方在此進行和平解放北平談判。
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就是在這裡達成的。
震驚中外的平津戰役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之一，也是戰略決戰的最後一個大戰役。在平津戰役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為爭取北平和平解放，曾與國民黨北平守軍先後進行三次談判。前兩次談判雖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就北平和平解放問題均未能達成協議。
在五里橋談判之前，北平和平解放談判已先後進行兩次。
第一次談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傅作義委派他的親信、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為代表，在中共地下黨員、《平明日報》主任李炳泉陪同下，來到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與平津前線司令部參謀長劉亞樓進行會談。由於雙方條件差距較大，談判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只是一次試探性接觸。
1949年1月8日至9日，華北“剿總”民事處處長周北峰，在燕京大學教授、中國民主同盟華北地區負責人張東蓀陪同下，來到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駐地附近，與平津前線司令部首長進行第二次談判。這次談判取得很大進展，雙方草簽了《談判紀要》，為五里橋談判最終達成協議奠定了基礎。《談判紀要》確定 1月14日為傅方最後答覆期限。
最重要的，便是第三次談判。
雖然第二次談判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傅作義還在猶豫不決。為了給傅作義點顏色看看，蔣介石授意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暗殺呼籲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北平前市長何思源。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明確提出與國民黨政府開展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這個聲明對傅作義震動較大。
期限已到，國民黨天津守敵沒有答覆。14日，在劉亞樓的指揮下，解放軍向天津發起總攻。北平是戰還是和，傅作義必須作出最後抉擇。他派出全權代表鄧寶珊協同周北峰出城，與林彪、聶榮臻、羅榮桓進行正式談判。
鄧寶珊是華北“剿總”的副總司令，深受傅的信任，而且曾幾次到過延安，同黨中央的領導同志有過一些接觸。在中共眼中，“傅之靈魂是鄧寶珊”，由他代表傅作義來談判是再合適不過了。
14日下午，鄧寶珊等到達談判地點——通縣城西的五里橋。而解放軍在同一天開始強攻天津，敲山震虎。
初次見面，聶榮臻對鄧寶珊採取了強硬態度，表明因為傅的一再拖延才導致解放軍攻打天津，傅應對此結果負全責。15日上午，雙方開始談判，15時左右天津就已經不再談判內容之內了。經過一天多的激戰，解放軍迅速攻克天津，守敵被全部圍殲。至此，北平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座孤城，20多萬守敵完全在解放軍嚴密包圍之中，傅作義已經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籌碼了。
這次談判進展很快，16日，雙方達成了初步協議。談判階段，北平地下黨負責上層統戰工作的崔月犁曾三次和鄧寶珊接觸，通過他做傅作義的工作。崔月犁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初次見面時鄧“語言沉重”，第三次見面是在和談成功後，鄧“一見面就喜笑顏開”，並告訴他，“傅先生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他決定跟共產黨合作。這個問題解決後，他的心情也很好”。
1月21日，傅作義在華北“剿總”機關及軍以上人員會議上，宣佈了北平城內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發出了《關於全部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22日，傅作義在《協議書》上簽字，並發表廣播講話。同時，城內國民黨守軍開始移到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到31日全部移動完畢。
1月31日，人民解放軍入城接管防務，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五里橋談判的成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的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工作的結果，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決策和無比卓越的指揮藝術，體現了我黨我軍工作者的聰明才智和靈活的對敵鬥爭策略及正確的鬥爭方式方法。研究五里橋談判，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北平和平解放乃至整個平津戰役的歷史過程，深刻認識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和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來之不易。同時，借鑑五里橋談判的成功經驗，對於目前和今後開展對敵鬥爭，仍具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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