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最悠久的優良傳統。“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是歷代史家念茲在茲的立身、立學之本，是中國史學不斷成長、持續繁榮的源泉和動力。經世致用飽含著史學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情懷，體現著史學家“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追求。還原歷史和經世致用，構成史學的兩個基本功能，它們相輔相成，互為表裡。沒有客觀歷史，即沒有觀照當下的基礎；缺失經世致用，即失去史學存在的價值。經世致用發軔於中國史學出現之初，濫觴於中國史學形成之始，與中國史學發展相伴相隨。把經世致用置於中國史學成長的視域中加以考察，有助於我們對新時代中國史學的使命、責任、擔當有更深刻的認識。為此，編輯部邀約五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以饗讀者。
隋唐是繼秦漢之後的又一個大統一時代，宋代印刷術更加成熟而普及，是士大夫政治的巔峰時期，唐宋史學也因之而顯示出令人矚目的新氣象。經世致用作為中國傳統史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隨著“史館”這一官方專門修史機構的設立，更顯出其價值。就“正史”而論，有8部出在唐代，即《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佔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編纂的《舊唐書》《舊五代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則唐宋時期所修正史佔二十四史的一半。
為培養官員的史學修養，唐宋科舉考試也加入了史科的內容。在會通的基礎上求真又求用，成為唐宋時期劃時代史學著作的必備特徵。求用所關注的當然不僅僅是經世層面，滿足學術發展、人才培養以及世人讀書的需求，也是求用的題中之義。隋唐至宋編纂了各種大型類書和地誌，包括《北堂書抄》《元和郡縣誌》《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元豐九域志》以及南宋鄭樵的《通志》等，將諸多傳世文獻和史料分類編排，給創作詩文和應對科考帶來便利。所有這些成就，將唐宋時期的中國史學推向一個新高度。
限於篇幅和主旨，本文主要內容，首先是闡發劃時代的大事——官方史學編纂機構的確立以及正史編纂的巨大成就；其次是揭示唐宋史學在通史型、通論型鉅著方面的貢獻；最後要討論的是此一時期經世史學在處理“求真”與“求用”問題上的創新及突破。
一、史館的建立與官方修史制度的完善
中國曆代官修史書的傳統，到唐代完善並確立下來。前代修史或在蘭臺，或在著作局，此類機構兼有圖書館和秘書處的功能。太宗貞觀三年（629）設置史館，專門負責修撰史書的工作。據《唐會要·史館上》記載，史館先在門下省北，大明宮修成後，移置中書省南；開元十五年（727），又改在中書省北。朝廷設置史館，並以宰相監修國史，自此成為制度。唐朝入值史館的士子往往是一時之選，宋代館閣之職也是通向朝要的重要政治職位。
史館之職，一是編纂前代正史，二是編修當代國史，而前者可以看作太宗設置專門修史機構的初衷。
高祖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已提出專修前代正史的建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得到高祖贊同，並開始組織人員。但真正動手修撰卻遲至貞觀三年，是年“太宗復敕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這次編修工程的成果是貞觀十年“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即我們今日所見《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隋書》五部正史。十年後，太宗又在史館組建《晉書》修撰團隊，人才濟濟，以房玄齡主持。
史館的另外一項功能就是編撰本朝國史、實錄。對於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唐代創立了一套體制性規定，從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到實錄、國史等不同階段當代史料整理和史書的編撰，都有規範的程序。
史館出現後並不禁止私家修史。唐高宗時，符璽郎李延壽“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為《南北史》（即《南史》《北史》——引者注）”，高宗親自為撰序文。這兩部正史就是私家所著而為官方認可，與前四史的情況相同。《通典》《史通》等史學鉅著，也都是私人著作。但是，官方編纂正史具有權威性，史料蒐集與人才組織更有保障。劉知幾曾在史館工作多年，對於史館編纂互相掣肘、人浮於事的弊端有嚴厲的批評，而對史館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則有真心的稱讚。
與此前私家修史的名山事業不一樣，唐朝組織編纂前朝歷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借鑑歷史經驗，為當代治國理政服務。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多次與大臣討論隋朝滅亡的教訓，反覆告誡群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中，《晉書》重修尤其值得關注。晉朝距唐數百年，為什麼唐太宗如此關心編纂《晉書》？其時傳世的晉書有十幾種，殘存的甚至達幾十種。南朝短促，編修不精可以理解，但為何《宋書》《南齊書》以及北齊修撰的《魏書》可以不替？我認為，除了傳世晉朝歷史書寫的文本不足之外，還因為晉代歷史對於唐朝統治者尤其重要。西晉不僅結束了三國亂局，而且也開啟了所謂的“五胡亂華”；繼之以十六國北朝和東晉南朝的大分裂。因此，研究晉代歷史，就是抓到了幾百年民族分裂與融合的源頭，對於梳理漢末以來數百年的歷史變局，尤顯關鍵。難怪唐太宗下《修晉書詔》時深有感觸地說：“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唐太宗親自為司馬懿、司馬昭本紀撰寫史評。在《宣帝紀》末，他評論說：“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既肯定民為邦本的傳統政治理念，又強調元首對於治亂興亡的關鍵意義。他一方面讚揚司馬懿“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另一方面也道出他城府很深、善於韜光養晦的偽詐性格，所謂“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捲”，暗示晉祚不長，與得國不正相關。這一點評，顯然與太宗作為新朝統治者的地位有關。
在《武帝紀》裡，唐太宗寫了一篇近800字的評論，仍然是兩點論。一點是讚揚晉武帝宏略偉業：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樸。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另一點是批評晉武帝的“驕泰之心”：
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睹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
同時還指責他“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在皇位繼承人問題上簡直是兒戲：“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
唐太宗在評論八王之亂及五胡十六國歷史時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合格的帝王應該能夠將國家安危、政權穩固放在個人情感之上，更不可沽名釣譽。貞觀二十年詔修《晉書》之時，太宗剛剛經歷太子承乾之廢和立晉王李治為太子；修《晉書》期間，太宗又親撰《帝範》教育李治。我想其“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應該是富有現實感的。
唐宋時期編纂的12部正史，在體例與內容上也多有創新，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需要。《隋書·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後又一部國家圖書總錄，目錄學四部分類法因之而定型，代表了漢唐時期目錄學發展新高度；《南史》《北史》打通了南北朝的朝代分界；《晉書·載記》為十六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立傳，充分體現了唐朝兼容幷包、胡漢一家的政治意識；《新唐書》首創《選舉志》《兵志》，是時代課題的呈現，反映了史學的經世功能。
二、經世致用強調一個“通”字
經世致用的中國史學發展到唐宋時代，尤其強調“會通”。所謂“會通”，需要史學知識的積累，也需要從歷史走向當代、走向未來的宏大視野。這一時期最具會通特點的代表性著作當數杜佑《通典》、劉知幾《史通》和司馬光《資治通鑑》。
杜佑家世仕宦，本人歷代、德、順、憲宗四朝，在中央和地方的從政經歷都很豐富。他官至宰輔，以熟悉司法和財經事務知名於時，從政之暇編纂的《通典》，使唐代史學經世致用傳統發展到一個新高度。
關於編纂《通典》的旨趣，杜佑在《進通典表》中明確提出是“將施有政”。他認為儒家經典所書都是“父子君臣之要道”，尤重倫理秩序，不足之處是“然多記言，罕存法制”。他尤其強調禮樂刑政等“法制”對於治國理政的意義，“每念懵學，冀探政經”，而“略觀歷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杜佑這部取名為“通典”的會通性作品，就是要彌補前人缺少貫通性“法制”史著作這個空白，以“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接著，他談到了編纂《通典》的思路：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
《通典》的內容安排，依次是《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九個門類。古人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我們無法知道漢唐間散佚的史著情況如何，但在今天所能見到的史書中，《通典》是第一個將“食貨”排在首要位置的史書。
在《食貨》這一門中，又首列《田制》（含水利、屯田），杜佑的經世致用意識非常清晰：“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土地制度是最基礎的經濟問題，包括水利建設；其次則是基層管理組織；然後才是賦稅和戶口。至於金融及相關的國家財政貨幣問題（漕運、鹽鐵），無疑也是經濟中的重要環節。《通典》的記載“上自黃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把各項制度的古今演變及有關利弊得失的議論，彙編於一書。
杜佑自稱，其《通典》一書，受啟發於劉秩的《政典》：“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杜佑獲其書後，重點增加了原書未錄的開元禮、樂部分。劉秩是劉知幾第四個兒子，其仕宦經歷在唐玄宗統治後期。劉秩在開元末編纂《政典》，不僅是家學傳承，而且很可能受到開元二十五年成書的《大唐六典》影響。
《大唐六典》簡稱《唐六典》，是研究唐代歷史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不僅對唐代制度詳盡地分類記錄，而且重視所列職官制度的古今源流。全書30卷，按照職官類別編纂，每一職官從機構到名稱，都用附註小字的方式，追溯黃帝以來的發展淵源。雖立足當下，卻力求一個“通”字。我推測，正是這種編纂方式影響了《政典》，從而進一步影響到《通典》的編纂；而《通典》則直接啟發了鄭樵《通志》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等典制體歷史著作。
如果再進一步追溯的話，唐朝初年史學求“通”的風氣已經展開。唐太宗時期《晉書》的“志”和《隋書》的“志”（完稿在唐高宗初年），都是貫通數朝的典制史作品，而且互相銜接，敘述了東漢至唐以前的典制沿革。
《史通》是中國傳統歷史編纂學上獨一無二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中的《六家》概述了歷史上的史著類別，《二體》總結了紀傳體和編年體史著的編纂體例，“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史通》還對唐以前史官制度和史書編纂制度進行了總結。從全書內容上說，它不是簡單的編年條貫而通，而是史學編纂學和史學思想史意義上的融會貫通。
作者的書寫目的，也是針砭當時官方史學的弊端：“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也就是說，它上通治國理政(王道)、下及百姓日用(人倫)，涉及國家與社會的廣闊領域。“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鑑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史通》謀篇立目談的都是史學專業問題，但著眼點依然是經世致用。
良史以實錄為貴。但是，實錄之史，不為尊者諱，不為親者諱，是否有傷教化？這是劉知幾在《史通》書中必須面對的難題。
毫無疑問，劉知幾強調“實錄直書”是史學的基本原則。《史通》讚揚:“蓋列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此同時，《史通》又說：“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怎麼處理實錄與隱諱的矛盾？唯一標準還是經世致用。
為什麼要實錄？因為只有實錄才有借鑑意義；為什麼要隱諱？隱諱不同於曲筆，曲筆是顛倒黑白，隱諱是考慮有些歷史內容的書寫分寸。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就可能干擾教化的實施，干擾國家治理，同樣是一種經世致用之學。
會昌元年（841）中書門下奏修實錄體例：
舊錄有載禁中之言。伏以君上與宰臣、公卿言事，皆須眾所聞見，方可書於史冊。且禁中之語，在外何知，或得之傳聞，多涉於浮妄，便形史筆，實累鴻猷。今後實錄中如有此色，並請刊削。又宰臣與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者，自有著明，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
這一段話，史家通常認為是李德裕為了掩蓋其父被攻擊而對《實錄》進行刪削，但也很難說不是宣宗後的史家對於李德裕的曲筆。這篇奏文中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即對於公之於眾的《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則是應該防止的事情，或者說存檔的資料與公開的史書，應該有所區別。既然是講經世致用，歷史書寫於經理邦國的客觀效果，必須重視。《史通》又云：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
以實錄直書為己任的劉知幾說得很明白，在歷史寫作中，“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名教”是事關政治教化、社會風氣、治國安邦的大問題。這種處理方式符合儒家“經”與“權”的哲學邏輯。當然，罔顧歷史事實，或“舞詞弄札，飾非文過”，或“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乃至“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則是“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口誅筆伐、鳴鼓而攻之可也！劉知幾對此的認識是清醒的。
三、經世情懷下的“求真”與“求用”
自古以來，良史的標準都是秉筆直書，即劉知幾所謂“良史以實錄為貴”。但是，唐宋史學中，能否在史學著作中正確地褒貶得失，成為新的良史標準。皇甫湜提出“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方才“得良史之體”。在歷史書寫中做到“善惡得天下之中”，就不僅僅是歷史認識論的問題，而是包含了歷史價值論的判斷，即所謂“求用”的問題。
為了進一步討論在經世致用目標下“求真”（實錄）與“求用”（資治）的問題，我們再以司馬光《資治通鑑》為例。
《資治通鑑》是唐宋史學經世致用的典範之作。司馬光的編纂宗旨有二：其一，“編集歷代君臣事蹟”，成就一部信實的通史，這從其最初的樸素命名——《通志》中可見一斑；其二，撰寫一部“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編年體通史，以為資治之鏡鑑。前者求真，後者求用，“勸善懲惡，正言直筆”，二者完全是一致的關係。
為了求真，司馬光要求助手廣泛蒐集資料，依據年月日順序編纂長編，對於有歧義的史料進行考證，成果就是《考異》30卷。當然，在史料取捨及解釋上，也會折射作者的政治態度，從而表現出史家的個性。“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考論得失”之際，終究要講究變通。這裡的“變通”二字，其實就是史家在落筆之際，出於經世情懷的考量。
《資治通鑑》作為一部重點記述政治史和軍事史的史書，其中所蘊含的領導智慧，絕不是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毛澤東稱讚說，《通鑑》寫戰爭，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這就是不搞教條，在解決複雜問題時“行權立斷”，應該有隨機應變的靈活而果斷的決策能力，駕馭複雜問題的謀略和操作技巧。
東漢末年，何進在袁紹的鼓動下，要誅殺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對，於是何進暗中慫恿董卓等軍閥進京逼迫太后讓步。幕僚陳琳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這樣做表面上沒有違背太后的懿旨，實際上卻是用軍閥來脅迫太后，何必繞這麼大的圈子呢？陳琳說：“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資治通鑑》寫作“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他的意思是你軍權在握，先誅殺宦官，然後再慢慢與太后解釋，這是符合民心、符合天意的事情，為什麼要找外軍入京脅迫太后呢，不是自欺欺人嗎？而且，外兵入京，你能掌控這個局面嗎？
這一段話涉及中國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經”與“行權”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哲學基礎，唐人趙蕤《長短經》（又作《反經》）中有系統討論。其主要觀點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沒有永恆不變的治國之道。王道、霸道、強國之道，都是為了構建一種治理秩序，因為時勢需要而改變，不可認為有一種永恆不變的治理模式或處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經”，很可能膠柱鼓瑟，犯了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趙蕤繼承了《管子》、商鞅、荀子等前人思想，特別提出“時”的概念：“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他在《適變》篇中說：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時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為而事益廢。故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
趙蕤的意見清楚而尖銳。他強調政治家應該務實，認為必須根據時代的要求，制定適宜的制度規則；針對當前所面臨的實際任務，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就能成就一番事業，即使面臨困難，也會迎刃而解。這樣才能合其時、成其功。如果昧於時代變遷、罔顧事物變化，不改變陳規陋習，就會犯錯誤。《長短經》這部書充滿了歷史感，趙蕤將思想家的理論用來分析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尤其體現了他的經世情懷。
再以《資治通鑑》所記三國時期劉備事蹟為例。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川，軍師龐統建議徑取益州。劉備猶豫地說，現在我全靠與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龐統則說，大亂之時，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寬與急、剛與柔，要變通運用。
其實這是《資治通鑑》的一種價值觀，不過這種價值觀被司馬光包裝起來，曾國藩獨具隻眼，勘破了箇中玄奧。他說，“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也就是說，我們讀《資治通鑑》，不僅應該讀它“正”的一面——大仁大義、社會責任，還應該讀它“奇”的一面，通權達變、守正出奇。
司馬光之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朱熹《通鑑綱目》、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等模仿、續寫和改編《資治通鑑》的史書陸續問世，可見其影響力之大。但是，比較而言，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尚停留在史料編纂階段，內容繁蕪，鏡鑑意識不太強烈，而於史料保存誠為有功；朱熹的《通鑑綱目》，立意過度政治化，內容過於簡化；袁樞的書則忠實地按照事件原委重新編輯司馬光原書內容，不增一字，卻成為讀者閱讀《資治通鑑》的津樑，並且創立了“紀事本末”的新體例。
王夫之《讀通鑑論》說：“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即讀史不僅要知道歷史的治亂興衰，還是實踐的指南。但歷史畢竟不同於現實，讀史者應該知道，“夫治之所資，法之所善者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需要讀史者用心去體察古今之時宜與事勢，“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要對古人有同情的瞭解，要做換位思考：“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歷史場景中去學習歷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除害者在矣。”這樣，古人的“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古今之“同可資，異亦可資也”。“資治通鑑”之“鑑”，就是鏡子。鏡子照見我們的衣冠顏容，“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尊瞻視，“鑑豈能為功於我哉！”歷史經驗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總結，“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
總之，王夫之告訴我們：《資治通鑑》致力於記述歷史上家國興衰、治亂得失，但是歷史敘述並不會提供直接的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需要我們根據自己所處的時勢、條件加以分析判斷。我們今天討論經世致用的歷史學，也應該持這樣的態度。
〔作者張國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
校審：小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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