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捎话》: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


《捎话》: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

悬崖边的驴

刘亮程亦是个捎话人,缝合着人与驴、天与地、生与死之间的裂缝。

一、巴别塔之后

《圣经·创世纪》中有一个关于“巴别塔”的故事:人们一开始的语言和口音都是相同的,为了传扬人类的名,以免人类始终分散在大地上,他们开始建造一座直通天顶的塔。耶和华知道后非常震惊,恐怕人们做成这事之后,以后便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就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之间言语不通,分散在各地,停止了建塔的共同事业。巴别塔之中的“巴别”,便是“变乱”的意思。

巴别塔之前,是神和人之间的矛盾,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上帝以大洪水毁灭人类;巴别塔之后,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操着不同语言的民族彼此厮杀、掠夺、征服。他们共同拼凑成《旧约》的杀戮史。

每一个处于社群之中的人,都掌握着一门用以沟通交流的语言,这是人与动物之间的重要区别,希腊人就曾将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而任一个原始部落或民族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它们在与异族的沟通、融合、斗争中发展、更新或消亡。

《捎话》虽弥漫着古代西域的风情,但仍是一个架空的历史空间,刘亮程写作此书时手边的唯一参考书就是一部成书于11世纪的大辞典。历史上的西域小国林立,纷争不断,干戈不息。小说中的世界亦是如此。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因而翻译师应运而生,甚至催生了像小说主角库一样掌握着几十门语言的大翻译家。不管是商贸沟通,还是战争讨伐,都需要对语言进行置换,语言的疆域即是国家的疆域,如中原皇语,小说中说“你一辈子也走不到皇语的边”,这即是西域小国对地域辽阔的中原大国的遐想。

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民族,也代表着一个独立的世界。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叽叽呱呱得再多,也无法通达对方的世界。当库遇到盲昆门(瞎眼的昆门教徒)时,无论库如何呼呼地扇风,那些正呼呼地刮过天空的明亮的风,在盲昆门心里全是黑暗。这是视觉的黑暗,也是语言的黑暗。而当库与盲昆门花了一晚上学习对方的语言之后,两个语言的天才同时亮起来。

语言的存在不会引发战争,但语言的消失则是战争的最终休止符。在不少殖民者或侵略者看来,要彻底地征服一个民族,就要像都德的《最后一课》所写,让被征服者忘记本民族的语言,学习征服者的语言,从而抹杀最可能唤起民族凝聚力的东西。毗沙国与黑勒国的战争是小说的中心事件。黑勒国的国王最终要做的,就是割下所有说毗沙话的人的舌头,让毗沙语消失。

《捎话》: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

二、语言与真理

《捎话》不只是是关于人类的语言之书,更是一切声音的语言之书。

刘亮程将“万物齐等”的庄子引为同道,把人放在与驴、马、狗、花、草、木相同的地位上来思考。对于他来说,文学不只是人学,自然万物不只是人情的比附,一切景语未必只能是情语。它们与人彼此对视,有着自己的眼、耳、口、鼻、舌、身、意,就像辛弃疾在一首词中所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捎话》之中的世界即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万物有灵”也是刘亮程所拟定的另一个书名。

《捎话》的世界由人、驴、鬼三个视角勾勒出来,人话、驴话、鬼话是三个主要和声。此外,也还夹杂着鸡叫,狗吠,马嘶,风鸣……在这里,声音不仅是听见的,也是看见的,甚至还有重量,抛上去又落下来。但是,声音的色彩、形状、分量,却不再是由万物之灵长——人类感知到的,而主要是由驴感知到的。而且,人类的声音在各种动物中是最为微弱的,直如天庭的守门人说,人声高不过麻雀

,无法到达天庭。最为高亢有力的乃是驴叫,众多的鬼魂都是顺着驴叫来到天庭的,而不是呢呢喃喃的诵经声。

库的师傅曾说:“你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个黑夜。”这里的“黑夜”是耐人寻味的,刘亮程在书后的访谈记录中说,“语言的黑暗只有使用者知道,只有想深入灵魂的书写者洞窥。”这里所涉及的其实是语言与真理、与本质的关系。真理是客观实在与主观认知相一致,即在两种不同质的事物之间寻找契合处,而主观认知又是被语言所描述的,这就使得语言与客观实在隔了两层。

这种结构就相当于柏拉图对艺术与理念关系所作的判断——艺术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虽然,我们不必就此像柏拉图一样嘲讽语言,彻底否定语言与真理可能存在的关系,但这种隔层结构至少表明,语言与真理是相隔遥远的,是容易错位的。(但悖论的是,正因为语言与真理的之间的不确定性,才有了一切以真理为口号、为追求的文学)

即便有一语言击中了真理,它仍然面对着传达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不同语言的外部交流中,也存在于同一语言的内部交流。就像书中所说的,“那些看似被不同语言照亮的地方,其实更黑暗……经文翻译成黑勒语、毗沙语、皇语和丘语时,都无一例外地被扔进这些语言的黑暗中。”一部经书经不同语言辗转相译,“其意思偏差之大就好像早晨赶出去一群羊,下午吆回来变成一群狗一样”。而在同一语言之中,“那些捎话人,捎到黑勒的都是已经长大的故事,故事在漫长的旅途上越长越大。”

任何话语都是在特定语境下由说话人与受话人通过本文沟通而展开的,语境、说话人、受话人等任一因素产生变化,就会使原来的“话语”发生变化。而现实中,它们又恰恰是在不断变化的,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也不能两次进行同一场对话。在此,捎话只能不断地衍生歧义,包括情感的歧义与语义的歧义。

小说中的天堂是不需要语言的,也无需翻译,因为那里的人的灵魂是透明的。当库死后来到天庭时,却被天庭的守门人拦住,让他转世用驴叫给人捎一趟话。当他问为什么不直接捎给人时,守门人回答:“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

耶和华停建了人的通天塔,却忘了驴的通天塔——昂叽昂叽昂。

《捎话》: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

三、世界的入口

海德格尔说:“人在世界中存在”。

每个作家都有进入世界的入口,沈从文是湘西,老舍是北京,莫言是高密乡,而刘亮程则是黄沙梁村。1961年,刘亮程的父母从甘肃逃荒到新疆一个沙漠边缘的小村庄——黄沙梁村。次年,刘亮程便出生在了这个人口不足百人的小村庄。199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由此蜚声文坛。

对于某些作家来说,这个“入口”可能会在他的文学版图中投下长长的影子,无论走到何处,都像“今生今世的证据”一样附着在脚跟。刘亮程以戈壁滩上的小村庄来感知世界,全世界都被他装在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之中。在《捎话》之中,他关注各种不同的声音,将驴叫、马嘶、狗吠都置于人声之上,这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活经验。在荒野戈壁的村庄中,声音能在空旷的大地上传播得很远,是一片死寂中的活物。而在这些声音中,最响亮的就是驴叫,人声几乎是不大听见的,毕竟人是“说话”而不是“叫话”,纵使是“叫”,也“叫”不过牲畜。

虽然同为乡土作家,但刘亮程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均有不同,废名的农村中有禅佛牵绊,沈从文的湘西有城市比照,汪曾祺的村镇有人间烟火气。

刘亮程不执迷于某种思想体系,更接近于先民的原始思维,持一种万物有灵的态度,他虽被称为“乡村哲学家”,但绝没有让思想居住在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那样所铸造的巍峨殿宇中。他悬置了存在,悬置了历史,悬置了语言,更直接地面向周遭的生活。我们大多听过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但很少有人像海德格尔那样留意之前的四个字——“在大地上”。

在现当代的文学中,农村若不是倾倒愚昧无知的垃圾站,便是一种与都市文明相对抗的异质力量。乡村的背后,总或隐或现地露出都市的轮廓,乡村/都市是难解难分的胞兄胞弟。刘亮程虽然也在一些访谈表露出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很少在作品中直入城市的腹地,而始终徘徊在他的村庄,他的边地。

刘亮程是以“一个人”生活于村庄中,这“一个人”没有市民或村民的身份区分,是一个纯粹的完整的“人”。所谓完整的人,并不是指身体健全,也不是指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女人,而是指未经语言、体制、意识形态等多种文化因素阉割。刘亮程的文字中没有俗世的喜怒哀乐,而是一种深长的孤独的沉思。刘亮程说,“好的小说一定孤悬于历史之外

”,其实,好的作家也一定孤悬于历史之外。唯在历史之外,方可将历史遍体观照。

如今回想,刘亮程的文字之所以能抓住我,就是那一股与(人)世隔绝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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