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作为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最年轻，也是享年最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存在如同他的学说一般，在这荒诞的世界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而《鼠疫》作为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其绝境中奋起反抗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加缪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以致于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高居诸多读书平台的榜单前列。
阿尔贝·加缪
《鼠疫》一书中讲述的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城市突然爆发瘟疫，由于官方的懈怠导致疫情扩散，最后不得不采取封城的措施。封城之后，人们起初开始躁动、疯狂，随后变得麻木、冷漠。疫情好转后，又忘记灾难，开始狂欢。而在鼠疫蔓延之际，里厄医生和他的朋友塔鲁、记者朗贝尔、政府小职员格朗，冒着生命危险，组建了志愿防疫队，救助城中的病人。在疫情接近尾声之际，小职员格朗染上了鼠疫，以为即将身死，却意外痊愈了。而牵头组建防疫队的塔鲁，却没能熬过去，死在了鼠疫之下。
《鼠疫》
不同于萨特用长篇累牍的思辨性语言来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加缪更喜欢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通过冷静深沉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人物和哀婉动人的故事情节，为我们展现了鼠疫之下的众生百态：有的人想尽办法企图逃离这座城市，如思念爱人的记者朗贝尔；有的人却像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如数着鹰嘴豆的老病人；但还有极少数仍旧坚持救治病患的普通人，如里厄医生、滞留于城中的塔鲁、政府小职员格朗等人。
通过灾难降临时，各自不同的选择，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在灾难降临时，普通人该如何应对？或者说，在这荒诞世界中，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在加缪的前作《局外人》中，主人公选择消极应对，而在此书中，加缪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思考。
身处荒诞之中，是坐等毁灭，还是奋起反抗？
鼠疫
在《鼠疫》之前的《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古拉利》三部作品，加缪架构出了一套以荒诞为主题的哲学思想。但就如何应对这份荒诞，并未提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更多的只是像《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那样，冷漠地对待一切：既然世界终归是荒谬的，那再多的抗争也就显得毫无意义。
所以，难道就真的只能坐等毁灭吗？
在《鼠疫》中，加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用书中医生里厄的话说，“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放弃斗争”。基于这种信念，他们选择了与这场灾难斗争到底。当塔鲁邀请里厄医生组建防疫队时，后面的同意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正是他们这一行人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绝境中迎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给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带来了些许光亮，而这些光亮，带领着城中百姓迎来了最终的胜利。虽然牵头组建防疫队的塔鲁不幸离世，但在世间挣扎的他也获得了一直苦苦追寻的安宁。
人只有在与命运的斗争中才能发现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恰恰是冷眼旁观的看客们所不能体会的。
当个人幸福与集体利益冲突时，该如何抉择？
看着我的眼睛
个人幸福与集体利益的冲突由来已久，加缪在书中对此也有一番探讨。
当疫情严重导致封城时，来城中调查阿拉伯人卫生状况的记者朗贝尔被困在了城中。他因为思念爱人，求助于里厄医生，希望里厄医生给他开个证明，好让他出城与爱人团聚。但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也出于对民众负责任的态度，里厄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朗贝尔就指责说他：活在抽象概念之中。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不太明白这里的抽象概念。其实它可以代指集体利益或英雄主义这类虚幻的概念。里厄也亲口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候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
这时的朗贝尔，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追求个人幸福。在他看来，“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要是个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何谈个人幸福？书中里厄没有接下这个话题，因为作者也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不过后来朗贝尔又问里厄自己的选择个人幸福是否错了，里厄告诉他说没有错，但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这种矛盾的心态，其实也是加缪未能解释清楚的问题：当个人和集体幸福冲突时，究竟是选择个人幸福，还是集体幸福？
书中里厄也不知道，于是说：“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但是里厄冒着宁可被鼠疫夺走生命的危险，而选择呆在城中救护病人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他愿意舍弃个人幸福，去保全集体。
这种选择完全是出自于心底的良知，但他也知道，在这样的灾难中，坚持善良是一种以性命为代价的选择。里厄的良知不允许他逃离此城。正是这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荒谬世界中高贵的人性。
如何看待英雄主义？
加缪
从书中来看，加缪不赞成过分推崇英雄主义，因为他担心“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这会让世人看见，原来世上的高尚之举，是如此寥寥；原来无情和冷漠才是人之常态。一旦意识到这点，个人就会对自己的袖手旁观，显得格外地宽恕：原来这么做的，不是我一个，那我也没必要感到良心不安。想必加谬是看到了这种可能的后果，才会对颂扬义举如此警惕。
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罗曼·罗兰
在某种层面上，加缪和罗曼罗兰对英雄主义的认知存在相似之处。书中曾有这样一句直白的描写：
“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楷模加以效仿，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居下无双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
文中的他就是指格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政府职员。温顺善良的他，即使面临鼠疫，也依然保持本心，恪守岗位，认真工作，同时也抽出时间加入里厄的防疫队，尽自己所能救助病患。看起来老实可欺，但是他对生活充满热爱，胸怀着滑稽却真诚的理想。
作者在告诉我们，灾难来临时，不一定挺身而出自我奉献的人才能被算作英雄，平凡生活之中，将善心付诸实践，尽职尽责的普通人，也是英雄。就如疫情期间，隔离在家闭门不出的你我。不让疫情蔓延，不给国家添乱，就是最大的善举，又何尝不是一种英雄行为？
结语
时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加缪的这本书，时隔七十多年，依然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尤其加缪对城中众生相的解读，仿佛就是疫情封城之后的真实写照。加缪对人心的挖掘和把握，也是相当精准。书中描写法官的小儿子与病毒做抗争的场面，细腻生动，更是让人潸然泪下。
但这本书，并不仅仅给我们展示了一场严重的灾难，引起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的重视和反思，更重要的是指引我们，如何在灾难中去寻找自己的角色，如何在这荒诞的世界中去追寻个体生命的意义。加缪告诫我们，这份意义，不会自己找上门来，它需要我们自己主动去争取，去斗争。正是与命运的斗争中，我们才能真正逐渐明白，自己的身之所处，和心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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