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作為20世紀法國文學史上最年輕，也是享年最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存在如同他的學說一般，在這荒誕的世界中，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而《鼠疫》作為其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其絕境中奮起反抗的精神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得加繆的作品在歷史的長河中經久不衰，以致於半個多世紀之後，依然高居諸多讀書平臺的榜單前列。
阿爾貝·加繆
《鼠疫》一書中講述的是阿爾及利亞的一個城市突然爆發瘟疫，由於官方的懈怠導致疫情擴散，最後不得不採取封城的措施。封城之後，人們起初開始躁動、瘋狂，隨後變得麻木、冷漠。疫情好轉後，又忘記災難，開始狂歡。而在鼠疫蔓延之際，裡厄醫生和他的朋友塔魯、記者朗貝爾、政府小職員格朗，冒著生命危險，組建了志願防疫隊，救助城中的病人。在疫情接近尾聲之際，小職員格朗染上了鼠疫，以為即將身死，卻意外痊癒了。而牽頭組建防疫隊的塔魯，卻沒能熬過去，死在了鼠疫之下。
《鼠疫》
不同於薩特用長篇累牘的思辨性語言來闡述自己的哲學主張，加繆更喜歡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理念。通過冷靜深沉的語言，鮮活生動的人物和哀婉動人的故事情節，為我們展現了鼠疫之下的眾生百態：有的人想盡辦法企圖逃離這座城市，如思念愛人的記者朗貝爾；有的人卻像局外人一樣冷眼旁觀，如數著鷹嘴豆的老病人；但還有極少數仍舊堅持救治病患的普通人，如裡厄醫生、滯留於城中的塔魯、政府小職員格朗等人。
通過災難降臨時，各自不同的選擇，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即在災難降臨時，普通人該如何應對？或者說，在這荒誕世界中，普通人該如何自處？在加繆的前作《局外人》中，主人公選擇消極應對，而在此書中，加繆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些思考。
身處荒誕之中，是坐等毀滅，還是奮起反抗？
鼠疫
在《鼠疫》之前的《局外人》《西西弗神話》《卡古拉利》三部作品，加繆架構出了一套以荒誕為主題的哲學思想。但就如何應對這份荒誕，並未提出積極有效的應對方式。更多的只是像《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那樣，冷漠地對待一切：既然世界終歸是荒謬的，那再多的抗爭也就顯得毫無意義。
所以，難道就真的只能坐等毀滅嗎？
在《鼠疫》中，加繆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用書中醫生裡厄的話說，“只要看到鼠疫給人們帶來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瘋子、瞎子或懦夫才會放棄鬥爭”。基於這種信念，他們選擇了與這場災難鬥爭到底。當塔魯邀請裡厄醫生組建防疫隊時，後面的同意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正是他們這一行人將生死置之度外，在絕境中迎難而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給這座死氣沉沉的城市帶來了些許光亮，而這些光亮，帶領著城中百姓迎來了最終的勝利。雖然牽頭組建防疫隊的塔魯不幸離世，但在世間掙扎的他也獲得了一直苦苦追尋的安寧。
人只有在與命運的鬥爭中才能發現和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恰恰是冷眼旁觀的看客們所不能體會的。
當個人幸福與集體利益衝突時，該如何抉擇？
看著我的眼睛
個人幸福與集體利益的衝突由來已久，加繆在書中對此也有一番探討。
當疫情嚴重導致封城時，來城中調查阿拉伯人衛生狀況的記者朗貝爾被困在了城中。他因為思念愛人，求助於裡厄醫生，希望裡厄醫生給他開個證明，好讓他出城與愛人團聚。但為了防止疫情擴散，也出於對民眾負責任的態度，裡厄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朗貝爾就指責說他：活在抽象概念之中。
讀到這裡，有的讀者可能不太明白這裡的抽象概念。其實它可以代指集體利益或英雄主義這類虛幻的概念。裡厄也親口承認，“在某種意義上這位記者是對的，但他同時也知道，有時候抽象概念顯得比幸福更有效力”。
這時的朗貝爾，是個人主義者的典型代表，他追求個人幸福。在他看來，“公眾的福祉是建立在個人幸福之上的”，要是個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證，何談個人幸福？書中裡厄沒有接下這個話題，因為作者也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
不過後來朗貝爾又問裡厄自己的選擇個人幸福是否錯了，裡厄告訴他說沒有錯，但是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困惑，“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人們為它而捨棄自己之所愛。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拋棄了我之所愛”。這種矛盾的心態，其實也是加繆未能解釋清楚的問題：當個人和集體幸福衝突時，究竟是選擇個人幸福，還是集體幸福？
書中裡厄也不知道，於是說：“人不能夠又治病，同時又知道一切。那我們就儘快治癒別人吧。這是當務之急”。但是裡厄冒著寧可被鼠疫奪走生命的危險，而選擇呆在城中救護病人的行動，給了我們一個清楚的答案：他願意捨棄個人幸福，去保全集體。
這種選擇完全是出自於心底的良知，但他也知道，在這樣的災難中，堅持善良是一種以性命為代價的選擇。裡厄的良知不允許他逃離此城。正是這種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悲天憫人的情懷，讓我們看到了這個荒謬世界中高貴的人性。
如何看待英雄主義？
加繆
從書中來看，加繆不贊成過分推崇英雄主義，因為他擔心“會變成對罪惡間接而有力的褒揚”。因為這會讓世人看見，原來世上的高尚之舉，是如此寥寥；原來無情和冷漠才是人之常態。一旦意識到這點，個人就會對自己的袖手旁觀，顯得格外地寬恕：原來這麼做的，不是我一個，那我也沒必要感到良心不安。想必加謬是看到了這種可能的後果，才會對頌揚義舉如此警惕。
羅曼·羅蘭曾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後還依然熱愛它”。
羅曼·羅蘭
在某種層面上，加繆和羅曼羅蘭對英雄主義的認知存在相似之處。書中曾有這樣一句直白的描寫：
“如果說人們總要為自己樹立他們稱之為英雄的榜樣和楷模加以效仿，如果說這個故事必須有這麼一位楷模，筆者樹立的正是這位名不見經傳、居下無雙的英雄，他沒有別的，只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個看似滑稽的理想。”
文中的他就是指格朗，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政府職員。溫順善良的他，即使面臨鼠疫，也依然保持本心，恪守崗位，認真工作，同時也抽出時間加入裡厄的防疫隊，儘自己所能救助病患。看起來老實可欺，但是他對生活充滿熱愛，胸懷著滑稽卻真誠的理想。
作者在告訴我們，災難來臨時，不一定挺身而出自我奉獻的人才能被算作英雄，平凡生活之中，將善心付諸實踐，盡職盡責的普通人，也是英雄。就如疫情期間，隔離在家閉門不出的你我。不讓疫情蔓延，不給國家添亂，就是最大的善舉，又何嘗不是一種英雄行為？
結語
時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際，加繆的這本書，時隔七十多年，依然具有深刻現實意義。尤其加繆對城中眾生相的解讀，彷彿就是疫情封城之後的真實寫照。加繆對人心的挖掘和把握，也是相當精準。書中描寫法官的小兒子與病毒做抗爭的場面，細膩生動，更是讓人潸然淚下。
但這本書，並不僅僅給我們展示了一場嚴重的災難，引起我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疫情的重視和反思，更重要的是指引我們，如何在災難中去尋找自己的角色，如何在這荒誕的世界中去追尋個體生命的意義。加繆告誡我們，這份意義，不會自己找上門來，它需要我們自己主動去爭取，去鬥爭。正是與命運的鬥爭中，我們才能真正逐漸明白，自己的身之所處，和心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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