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觀古代創業撥亂之主，都超過四十始登大位，只有東漢光武帝在三十三歲就登位了。但是，朕年十八即舉兵經綸王業，二十四歲就平定天下，二十九歲即已升為天子。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還有誰人能比得上我！”
——唐太宗在即位後八九年間，曾兩次自豪地說
大唐的開國戰略是北和東突厥，東連李密以牽制群雄，並阻止江都回流的叛亂政府軍（宇文化及的叛亂部隊當時要西還）；然後則分向西、南兩線發展：一由世民統兵經略盤踞甘隴的薛舉、李軌兩大集團，以鞏固西線後方；一由宗室李孝恭經略長江流域以下，李靖後來輔助他完成任務。及至西線平定，世民才出兵經略山東，配合孝恭的南線同時並舉。
武德二年（619），秦王世民正式部署東進，這年他二十二歲，長孫氏為他誕下第一個男孩——後來的皇太子李承乾。自此以後，世民即連年東征西討，較少在京師主持大政。
迄至武德四年（621），大唐的戰略已漸收效果，李孝恭和李靖的南面軍平定了長江中游——也是江南最大的集團蕭銑（xiǎn）之梁朝，自後經略江東及嶺南即勢如破竹。
北面軍在世民指揮之下連連硬攻苦戰，同時擊滅了盤踞東都的鄭——王世充集團，和河北的夏——竇建德集團。這時足以與大唐抗衡的大集團，大體上已經被消滅，剩下若干小集團，其平定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大唐皇帝李淵，覺得秦王世民功勞甚大，現行官制無法封賞他，遂特創“天策上將”一官，位在王公之上，於此年十月拜世民為天策上將。這時世民一身兼數職，正式官銜為天策上將、司徒、尚書令、陝東道大行臺（管山東地區，大本營在洛陽）尚書令、西南行臺（管四川，大本營在成都）尚書令、涼州總管（即涼州軍區司令，大本營在甘肅武威）、左武侯大將軍（相當於憲兵部隊總司令）、上柱國、秦王。
太宗後來追述，說“二十四歲即平定天下”，蓋指此而言。
自此以後，世民的權力有增無減，至武德七年（624），他更以上述身份兼領左、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憲兵分左、右兩個總司令部）、十二衛大將軍（全國武裝部隊分隸十二個總司令部），成為全國最高統帥，一身掌握軍政的實際大權，這時才行年二十七歲。後來他又兼為中書令（負責擬定最高命令的宰相），權勢更是如日中天。
秦王世民意志堅強，性格剛烈，從小就沒有服從大哥支配的習慣，這時權勢之大，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不把身為皇太子的長兄放在眼裡。
武德四年（621）以前，世民長年在外征伐，以後則在朝時間較多，所以兄弟摩擦的機會也多了。
當初，皇帝李淵把開建國家的責任交給三個兒子，最初三兄弟的軍事責任是差不多的，後來建成因為升為太子，所以留京協助父皇處理政事，元吉也從太原回朝，或協助政事，或統兵出征。
建成瞧不慣二弟的態度，元吉也幫大哥的忙，兄弟三人除太子外，均兼任親王宰相（元吉也擔任侍中及行臺尚書令，封為齊王），這種家族事業牽涉國家和家庭的各種關係，遂引發重重糾紛。
唐高祖雖是雄才大略的人，但喪失了賢內助的幫忙，對此糾紛也莫能清理；兄弟三人各有集團，他們也互相協助其主鉤心鬥角，甚至建議用武力解決對方，因此糾紛愈來愈嚴重。
秦王曾一度想跑回洛陽，舉兵對抗太子；太子的重要助手魏徵等也曾建議殺掉秦王，免除後患。
武德九年（626），剛烈的秦王按捺不住，與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等人，決意發動兵變以求解決。
該年六月四日清晨，事變爆發，太子及齊王兄弟在玄武門為秦王所弒，東宮及齊王府部隊反攻無望而解散，秦王掌握了監國權。同月七日，高祖立秦王為皇太子，事無大小均由太子處分。
延至八月九日，高祖以再當皇帝已沒有意思，下詔遜位，讓太子即位為皇帝，是為唐太宗。
（唐太宗畫像）
太宗這年二十九歲，翌年改年號為“貞觀”——這是歷史上威名赫赫的貞觀時代的開始。太宗同年即冊立長孫氏為皇后，李承乾為皇太子；皇后年二十六歲，太子年才八歲。
太宗當秦王時，王府中已有文學館的組織，用以招納文學之士，經常互相研討各種學問或政策等；登位之後，他又建立弘文館，性質、功能與目的和以前的秦王府文學館差不多。
換句話說，自從太宗當了首相和最高統帥之後，對先前的無師、不學深自後悔，因此招致學者，利用公暇力學補救。因為他深深知道，事業開創了還要守得住（這是本書多次討論到“守創孰難”此命題的原因），馬上打天下卻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守成與文治的完成，實是大學問，不能靠武力和一時的勇氣計略來達成。
東突厥頡利和突利兩可汗，在太宗即位不久，突然統兵二十萬圍襲長安，逼使太宗訂下“渭水之盟”。對好勝的太宗來說，不啻是生平之恥，成為他發憤圖強的動機之一。
但是就整個發憤向善的過程來看，外在因素終究不如內在因素來得強。太宗的學識日漸增長，一方面足以使他了解前非，產生改過向善之決心。另一方面則是正面的，太宗本來志氣即極高，又基於彌補既往之失的意識，因此決志學習去做一個聖君——要做一個超越近代（指秦漢以來）所有君主、可上比美堯舜的聖君（參第一五二條，他要上比堯舜的言論頗多，不贅引）。
基於這種決心和認識，太宗略微收斂了自己過分沛盛的英武之氣，兢兢克己，以新的形象展現出來。
他決意以德治仁政為國策，施政以人民為本，優先內政諸問題。在政治上，他建立了良好的決策制度和諫諍制度，以適度制衡君權，格君之非；整頓了政府組織與編制，實行責任政治。
在人事行政方面，他以人才主義為基礎，選拔真正的賢能之士，各以其才來任用，並讓他們有充分發揮才幹的機會；這些人或來自秦王府系統，或來自原先的中立派，如李靖、李世勣、蕭瑀、陳叔達等，或來自原先的敵對派，如魏徵、王珪、韋挺、薛萬徹等。
他們之間的人格交往是以誠為本，政治行為則是以法為本；太宗剋制自己，努力效法聖君，而同時也要求臣僚為聖賢之臣（這方面的言論頗多，參第八十五條或可管窺全體）。
最難得的是，君臣雙方對此遠大的抱負，大體上都能始終貫徹，互相勉勵，秉持著憂患意識，惟恐不達。
在社會經濟方面，鑑於大亂之後，百業凋殘，太宗抱著“以民為心”的原則，全力發展民生經濟，尤其優先考慮“民以食為天”的農業。他的政策在與民休息、藏富於民，率先躬行節儉之風，並痛懲隋朝以來的奢侈貪汙的風氣。
他推行類似今日的法治——律令政治，讓社會迅速安定，大家皆守法；進而又推行風俗的統一和改革，揚棄一些固陋的習慣。
他的法律以慎刑、寬平、簡約、統一為主，從而建立了上訴、合議、死刑覆奏制、笞刑不可笞背及減少抽打數目等制度措施，一掃隋朝以來的嚴刑酷法。
在國防外交方面，除了東突厥、吐谷渾和高昌因為嚴重關係國家的戰略安全，所以用武力撻伐，甚至佔領之外，對外的考慮，大體是以“先中國而後四夷”的原則作為處理的基本態度。
尤其在貞觀四年（630）他成為“天可汗”以後，對此考慮得更是慎重。太宗是大唐皇帝，兼為世界皇帝，有責任維持世界秩序。
大體上他對外國的政策以羈縻懷柔為主，對一些倔強的國家如薛延陀、高麗等，才用武力干預的政策，這也是在懷柔不成之後才如此。
就戰略眼光看，國外世界的穩定才足以完成大唐的國家安全，太宗之所以文武並重，適當對外用兵的考慮在此；大唐國內太平，開以下國內百年不見兵戈的原因也在此。這種選擇無疑是對的，談不上窮兵黷武。
唐太宗與群臣經常討論各種問題，群臣之間的意見得到充分溝通，上述的政策措施也通常由此談論中產生，從討論中修正及檢討得失。
上自國策，下至私行，只要有涉及政治的可能，莫不討論研究，成為君臣的共識。由於這是一種共識，所以意志也是一致，貫徹的力量非常強大。
從太宗即位至平定東突厥的貞觀四年，國家已漸漸進入“貞觀之治”的盛世。原書曾對此加以描述：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黃河以東，山西省一帶）、河南（黃河以南，今陝西省一帶）、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初，息隱、海陵（指建成、元吉）之黨，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
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戶外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嶺表（即嶺南），自山東至滄海，皆不齎（lài）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見卷一《政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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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摘自《貞觀政要：天可汗的時代》編撰：雷家驥，九州出版社
內容簡介：
李世民，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剋制私慾、廣納雅言；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幾位公忠體國的大臣，不畏君威、廣進忠諫，營造了專制時代的民主氛圍，成就了歷史上輝煌的“貞觀之治”。
如何做一個統治者，論政治的重要原則，治理國家的實際問題，戰爭和國防建設，君臣相處之道，個人美德的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
本書是改寫本，既有對《貞觀政要》原文精華的解析，也有改編者對當時人與事的歷史引述，使讀者對君臣所論之事的來龍去脈有大致的瞭解，更便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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