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身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而言，如何以帝王的孤絕之道，選拔人才、適才重用，有效駕馭他們朝著執政目標前進，無疑是帝王不得不面臨的管理之道。十二章紋是歷代皇帝黃袍或袞服上用以裝飾的圖案，象徵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權力“如天地之大，萬物涵覆載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照臨之內”，在某種程度上是帝王利用人的不同需求層次任賢用能的象徵。無獨有偶，在現代管理學中，美國學者馬斯洛提出了需求層次理論，將人的需求劃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通過滿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層次需求，可以有效地激勵他們完成既定的目標。從某種程度上講，十二章紋與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在管理層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真正高明的王朝統治者深諳馭人之術，可以根據臣子的出身、性格和心志等實際情況，通過滿足他們不同層次的生理或心理需求，使得他們心甘情願地為自己效力。雍正皇帝無疑是這其中的佼佼者。下面，本文打算通過分析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與十二章紋的異曲同工，並以此為切入點談一下雍正皇帝的管理用人之道。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與十二章紋的共同之處
美國學者馬斯洛是現代著名的人本心理學家，他認為人類所有的需求可以用一個金字塔來概括，從金字塔的底端到頂端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發現代表傳統中華文化的十二章紋與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在滿足人類的需求方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前面已經說過，十二章紋是古代帝王禮服上的十二種圖案，分別為粉米、火、黼、黻、山、宗彝、華蟲、藻、日、月、星辰和龍。十二章紋的由來可謂是源遠流長，寓意深長。《尚書·益稷》中這樣寫道：
“帝（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作會”的這一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就是“天”組，代表了自然萬物。而“作服”的這一組，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就是“地”組，代表了人類社會氏族生存所需要的六種東西。看似繁亂無章的圖案卻並不簡單，其中蘊含著自然和人世間的和諧與美好，蘊含著無窮無盡的力量，也代表和滿足了個體的所有層次的心理需求。
十二章紋
粉米、火代表的糧食和火焰，可以滿足我們有飯吃有衣穿的生理需求。黼、黻、山，也就是斧頭、弓箭和象徵穩固的群山，給我們安全的保障。有了代表忠勇孝善等美德的宗彝，就有了友善和睦的人際交往環境。而象徵文采的華蟲和象徵潔淨的藻，給予我們才華和人品，幫助我們贏得尊重。日月星辰以及龍，則描繪了一個人達到自我實現後的自由廣闊和源源不斷的力量感。正是有感於十二章紋的深邃內涵，清朝滅亡之後，許壽裳、魯迅、葉稻孫等人以十二章紋為根基，結合西方的設計理念，設計製作了北洋時期的國徽，可謂是中西合璧，從一個側面彰顯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殊途同歸。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與十二章紋
蘊含十二章紋深意的北洋時期國徽
雍正皇帝根據不同人才的需求特點，因才施策，激勵效果顯著
在清朝諸位皇帝中，雍正皇帝胤禛無疑是有著巨大爭議的人物，譭譽參半，一貫有刻薄寡恩的惡名。但他在選人用人方面的獨特方法和駕馭大臣的能力，在有清一代皇帝中首屈一指。在其整體佈局下，雍正將各級官員治理得井井有條，打造了一支執行力超強的官僚隊伍，為全面形成“康、雍、乾”繁榮打下了重要基礎。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多次說：“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耳！”，他深諳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與十二章紋中蘊含的層次需求，使麾下的人才發揮自身的才幹，有效地激勵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滿足人才的生理和安全需求。管仲曾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人類最低層次的需求，出身底層的人才往往更傾向於先滿足生理和安全需求，在衣食無憂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礎上，再循序漸進，繼續提升自己的需求層次，但也有一些人滿足於生理好安全需求帶來的愉悅感，雍正皇帝也能夠根據這些人的需求特點，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為己所用。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元宵夜，內閣的小藍正在頂班，忽然進來一位高個子中年人，小藍猜測這是出來散步的內廷值班員。兩人一見如故，邊喝茶邊聊天。
高個子問“你是什麼職務?”小藍說自己只是負責內閣的收發文，給各位大佬沏茶倒水的工勤人員。”高個子問：“其他人呢?”小藍回答：“都回家看燈去了。”高個子很好奇：“你不喜歡看燈嗎?”小藍說：“當今皇上勵精圖治，聽說晚上都不睡覺，萬一有個急件，沒人跑腿要誤大事的!”高個子中年人點點頭，又問小藍將來有什麼打算。小藍說：“假如能到漁船管理所工作就好了。我家孩子多，這樣就是鬧饑荒也餓不死。”高個子哈哈一笑告辭。
這個高個子正是雍正皇帝。第二天一旱，雍正皇帝就問：“哪個船舶管理所有空缺?”下面說廣東南海縣有。雍正說:“讓內閣的小藍去吧。”大臣們面面相覷:小藍是誰?大家正在驚訝中，雍正皇帝又讓人告訴小藍，要吃魚自己下水撈，不能佔漁民便宜。只要正派能幹，雍正都會重用。
二是滿足人才的尊重需求。到了清朝時期，科舉制已經成為選拔官員的正途，但凡不是科甲出身的官員，往往會受到科甲出身的官員們的嘲笑和排擠。而在雍正皇帝任內得到重用的官員中，田文鏡和李衛是典型的非科甲出身的官員，前者是監生出身，後者是捐資員外郎出身。為了鞏固政權，雍正皇帝是更看重才能而非政治出身的人，雍正皇帝對科甲出身的官員歷來素乏好感，認為他們說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對此說過：
“國家用人，但論其賢否，不當限以出身……自古以來，名臣良輔，不從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屢見有蕩檢逾閑者。”
正是在雍正皇帝的賞識下，雖然頗有才華，但因出身問題在官場上步履維艱的田文鏡和李衛，煥發了政治工作熱情，不斷被委以重任，尊重需求得到了充分滿足，他們也用卓著的政績回報了雍正皇帝。以田文鏡為例，雍正皇帝看中了其堅忍不拔的性格特徵，認準田文鏡具有過人的意志力以及堅定不移的執行力，於是用其所長，委以重任。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 田文鏡也非常賣力，田文鏡在路過山西目睹當地嚴重被隱瞞的災情後，毅然決然上報雍正，這一舉措挽救了七八十萬災民的生命。雍正感慨道：“如此能幹之人，為何至今未聞一人讚許?”在在河南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讓雍正皇帝非常滿意，稱其“巡撫中第一人”，並把其作為“模範疆吏”標杆，在全國進行表彰獎勵。
另一方面，雍正皇帝還採取感情投資的手段，使得田文鏡在加官進爵之餘，感受到皇帝的溫暖，使得其獲得了充分的尊重，大力推廣雍正皇帝制定的各項措施。田文鏡在河南任上，強力推行的不少措施受到了百般牴觸，雍正皇帝專門批示勸慰：“徐徐盡力為之，朕自有照鑑。諸務從容辦理，毋過於猛。”，並寫下：“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間有何區別?”的批示。
三是滿足人才的自我實現需求。應當說，能夠徹底激發人才的工作積極性，莫過於滿足其自我實現的需求。一旦官員感受到自己得到實現自身最高價值、實現最高理想，他就會千方百計地工作，最終不僅幫助自己實現自我價值，也幫助皇帝實現了既定目標。這其中以年羹堯和鄂爾泰最為典型。出身包衣的年羹堯，在雍正繼位之初，深得皇帝信任，在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晉升為一等公，成為皇帝在西部和西南地區的最高代理人，實現了年羹堯位極人臣、君臣相和的自我價值。雍正的器重，是年羹堯得以建功立業的前提，因為雍正滿足了他自我實現的需求，他才會甘願衝鋒陷陣。
鄂爾泰是雍正皇帝十分信任的大臣，當得知大臣鄂爾泰總是熬夜工作時，雍正皇帝讓人傳話說：凡夜晚辦事，最是傷人，務教他(鄂爾泰)善體朕諭，以仰副垂注至意。為了充分調動鄂爾泰的工作積極性和表彰鄂爾泰的卓越功績，雍正皇帝在生前便下詔將鄂爾泰死後配享太廟，這是提前將大臣一生最高的恩寵授予：
“大學士鄂爾泰志稟忠貞，才優經濟……洵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
雍正皇帝以需求層次駕馭人才策略存在兩大缺陷
處在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之間的雍正皇帝，其執政能力和水平長期以來被世人低估，事實上他上臺後勵精圖治，一改康熙時期慵懶散的官場習性，大力提拔能幹實事的官員，政績卓著。他運用十二章紋中蘊含的政治智慧，以層次需求思維駕馭官員，在他任內，湧現出像年羹堯、鄂爾泰、田文鏡和李衛等公忠體國的實幹型官員，取得了明顯成效。康熙末年，國庫存銀僅700多萬兩，到雍正七年，已增長到6000多萬兩。但是，這一以層次需求駕馭人才的策略存在兩大內在缺陷，這兩大缺陷決定了這一策略難以具有持久性。
一是各級官員的需求層次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既存在向上轉變的傾向，也存在下滑的傾向。前者無疑是統治者樂於見到的，可以進一步引導各級官員提升思想境界，激發他們幹事創業的積極性；但是，後者卻是皇帝的噩夢，這就意味著各級官員進取心逐漸衰退，努力的邊際效應遞減，道德水準趨於下降，甚至走向阻礙皇權施展的方向。各級官員如此行事，勢必對皇帝的時政方針產生掣肘，使得皇帝不得不花費氣力加以解決，這樣的官員數量多了，再加上皇帝的精力有限，難免有人亡政息的可能。
在雍正皇帝的引導下立下不世之功的年羹堯晚年行為的蛻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年羹堯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之後，權勢達到了頂峰，他開始自我膨脹，恃功而驕，"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對於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僕使用。其次，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四川官員為骨幹，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最後，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積累了鉅額財富。這就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防範和反感。雍正皇帝借題發揮，先是革除年羹堯的黨羽，又將其貶為杭州將軍，最終號召群臣羅列罪名達92條，賜年羹堯自盡。
二是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以人類個體劃分需求，忽略了整體效應，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加以維繫。在這種理論指導下，部分官員固然被自己的需求所驅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他們的精氣神，但是，在自身需求得以滿足的前提下，各級官員往往傾向於只關注自身政績的成敗，忽略了周邊同僚和形勢的感受，造成嚴重的政治阻礙，這就使得皇帝必須站出來為其背書，減少工作開展的阻力。當精力充沛的皇帝面對數十位督撫大員時尚可應付，但一項政策要想取得持續的成效，必須要將政策貫徹至基層，這樣一來皇帝必須採取高壓政策，通過直接下令或間接通過得力督撫鞭策各級官員按照自己的方針行事。這並不是所有皇帝都有足夠的精力和興趣去做的。
應該承認，在高壓政策之下，依靠皇帝的勤勉督促和馭人之術，與康熙末年相比，雍正朝的官場作風有了很大好轉，甚至一度有無官不清的說法，但是，這一效果是建立在雍正皇帝高壓政策的基礎上，各級官員敢怒不敢言，官場內部逐漸積累了官員意見和矛盾，這也是年輕的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所感受到的。因此，乾隆前十三年，一改其父高壓政策，轉向寬仁風格，但這也帶來了官場風氣散漫，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的執政風格從寬厚仁和驟然轉向了馭下嚴苛，連施重典，對皇室成員和文武百官掀起了一場官場大風暴，皇帝對大臣們的態度從乾隆初期的寬厚仁和轉向了頤指氣使，嚴責苛求，實際上也是乾隆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結語
作為帝王，如何以帝王的孤絕之道，選拔人才，有效激勵、駕馭他們朝著執政目標前進，是他們面臨的永恆課題。以需求刺激調動官員的幹事創業積極性，是事倍功半的用人管理之道，在這方面，代表傳統中華文化的十二章紋與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在滿足人類的需求方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雍正皇帝就是深諳這一馭人之術的高手，他根據官員的不同需求層次，大棒與胡蘿蔔相結合，使得雍正時期的官場風氣一改康熙末年的寬鬆軟頹勢，官場風氣煥然一新，吏治大為改善。但是，以層次需求駕馭人才策略也存在兩大缺陷，即各級官員的需求層次到了一定程度存在下滑傾向，激勵個別官員需求容易，激勵整個官場同向而行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存在人亡政息的可能，這兩大缺陷就決定了這一策略難以具有持久性。
參考資料：《清史稿》、《雍正治吏的非常舉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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