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朝歷代當中，每個統治者都渴望著王權的權利集中。國家王權集中的情況下，封建王朝可以做到統籌謀劃，指揮統一。比如在正確的領導下，國家可以進行進一步的發展，但是王權過度集中，統治者的權利過大，始終是對國家的一種束縛。如果統治者出現差錯，必然會導致國家的覆滅。
所以為了保證國家的穩健發展和統治者命令的正確性，漸漸地封建王朝中就出現了諫議制度。“進諫”制度的本質就是對皇帝決定權的一種規範。諫官可以根據制度規範地向政府和皇權提出異議。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定的規章制度來守護諫官的進諫。
在中國歷史上更是有很多出了名的“諫官”。其中以唐太宗時期的諫官進諫最為出名。但是在歷史上還有這麼一個王朝以鼓勵進諫而榜上有名，那就是宋朝。詔求直言，成了宋朝政治治國的標準。但是大多數的君主為了追求權利集中或者各種原因，對於進諫都是保持一個消極態度。
那麼為什麼到了宋朝，會出現完全相反的局面，要詔求直言呢？這就是接下來我們要分析的了。
什麼是詔求直言：詔求直言的產生原因
所謂的詔求直言，在中國封建王朝已經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了。正如之前所說的統治者為了更好的維持王朝統治和社會穩定。而在其他朝代下，詔求直言的現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卻不如宋朝一樣頻繁。這就與宋朝進行詔求直言的原因有關。其實宋朝詔求直言是籠統上分為三個不同的類型。
- 一是封建社會中被過度神化的自然災害和異常天象突發狀況下，宋朝皇帝採取的詔求直言。畢竟君權神授，離奇的天災務必會給王朝統治者和百姓帶來恐慌，這時詔求直言就成為了皇權維穩的重要措施。
- 二是宋朝中政黨爭鬥。 為了奪權，很多政黨代表人物會通過詔求直言來互相攻擊，此時的詔求直言已經淪為了一種奪權工具。
- 三是為了鞏固宋王朝皇帝的皇權統治，廣泛地詔求直言，從而給皇帝樹立一個明君的形象。
廣泛地詔求直言，讓宋朝在各個朝代中脫穎而出。當然能夠出現這種情況更是有一定的社會和思想基礎。宋朝時期重文輕武，很多文臣、大夫在宋朝有了用武之地，統治者為了體現文臣的重要性，給了這些文臣話語權上一定的自由。
而且宋朝新王朝的建立，百廢待興，很多之前受到限制的想要抱負國家的文人也為了充分體現了自己肩上國家興亡的責任，而努力考取功名，勇敢進諫。社會百姓也可以暢所欲言。
就這樣宋朝詔求直言開始發展。但是要詳細地瞭解宋朝頻繁發生詔求直言的狀況，還要從它的政治圖景來看待。
詔求直言下宋王朝的政治圖景
可以明確地說，歷屆王朝都會有一些明君，他們更加願意聽從忠臣的進諫，反思自己的過錯，從而國家的政治更加清明，一段時間內，國家昌盛發展。那麼為什麼宋王朝十分鼓勵進諫直言反而國運還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呢？
這就應該瞭解一下宋王朝當時的政治情況。宋朝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承襲了唐朝的政治制度，還原了大部分的官職職位，但是為了避免前朝覆滅的結局。宋朝在前朝制度上進行了改革，而且通過這一系列的變革，王權集中制也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樣的一個王朝中，直言進諫的制度也開始實行。因為前朝也有很多明君鼓勵進諫的例子，所以對於宋朝來說延續進諫也不是難事。
只不過在經濟文化十分繁榮的宋朝後期，出現了朝政上政黨各種糾紛的問題。即所謂的新舊黨爭，此時的王安石正值北宋後期的丞相，為了改變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的各種弊端，王安石提出了變法。此後的各種朝政紛爭也是由變法引起的。以倡導新法為代表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舊黨圍繞著變法從朝堂上產生各種爭鬥。
在這樣的一個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所謂的進諫直言只不過成了兩黨互相爭鬥，奪權的手段。所以表面上的進諫，在政黨中不過個擋箭牌，而不是為了百姓謀生的忠言。在紛爭中不幸夾在中間的皇帝，也會因為不勝其煩而選擇性地忽略掉真正的進諫忠言。所以說就算有一些寶貴建議，也會遭遇石沉大海的結果。
詔求直言怎成空口白話：王朝黃金面具下的腐朽
宋朝廣招人才，擴大進言途徑，可是絕大部分的進諫道都石沉大海，沒掀起幾朵浪花。除了很大一部分政黨鬥爭的緣故，還有就是皇權的絕對集中和君王的過度自信。
伴君如伴虎，宋朝一些君王雖然在政策上各種鼓勵大臣進諫，詔求直言，但是很多正面的言論反而越來越不受重視。
表面上是為民為國的明君，背後卻是利用納諫名義成就自己舉世明君形象的作秀皇帝。尤其是宋朝一些皇帝對待進諫直言的態度，比如宋高宗。
北宋靖康元年，金人軍隊包圍開封府，宋高宗不幸被俘，去了金軍的兵營做了短期的人質。此後，金軍頻繁進犯，宋王朝廷日益艱難，難以維持。
靖康二年，宋徽宗和欽宗被俘之後，宋高宗登上皇位。此時的
宋高宗在即位之時頒佈了一道詔令，請求各方有志之士廣泛進諫。這樣一來，就樹立了一個明君的影響。但是對於剛剛經歷過金軍進犯，滿目瘡痍還兵荒馬亂的宋朝國土來說，這個詔令有等同於無。臣子、百姓無不只顧著自己的性命，對於鼓勵進諫的效果並不大，反而更像是隻為了穩定軍心、民意的一紙空文。而且在此之後的宋高宗在與金軍對抗之際還頻繁躲避逃難，甚至是向金朝的統治者求和投降。一國之君如此，則國不成國。宋朝和金朝的戰亂之中，屢次有大臣進諫主戰。但是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宋高宗還是堅持主和，後來因為朝堂之中，大臣對於主戰的呼聲過高，宋高宗才勉強同意與金朝開戰。宋高宗後期的所作所為就與宋高宗即位之時的詔令完全相反了。
雖然宋朝詔求直言中的內容都是一派君主明政的思想，皇帝虛心納諫，心懷眾生百姓，真正的目的卻是作秀，藉助詔求直言來鼓吹皇帝的無名功績。
其中最讓後人憤懣的就是宋徽宗趙佶，雖然趙佶本人極有藝術天賦，創作了很多書畫作品，在中國藝術史上獲取了諸多評價。但是他本人卻不是一個明君。作為一個皇帝，就算只顧享受，也可以在朝堂上有所作為。宋徽宗的所作所為卻越發離經叛道。
他荒淫無道，奢靡至極，即位之後，重用賊臣，深受蠱惑，將司馬光等人判定為奸黨。
而且為了個人的利益，宋徽宗在本就搖搖欲墜的宋王朝之下還肆意地搜刮民脂民膏，修建自己的宮殿園林，讓“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就在大臣本著自己為國為民之心向宋徽宗苦口婆心進諫，請求宋徽宗節制自己的時候，宋徽宗卻成了甩鍋達人， 把自己的過度奢靡怪罪到朝廷採購的大臣身上。
這樣的詔求直言在宋朝朝廷風氣之下，顯得越發無用。在此後的宋朝統治之下，情況每況愈下，人民飽受內憂外患的折磨，社會分崩離析，現實也最終撕碎了詔求直言下的偽善面孔。
就這樣，詔求直言的能力越來越小，完全是社會風氣和王朝統治者所致。
總結：
進諫本來就是一個維持封建王朝統治，利於朝政開明的制度。但是在宋朝的各種操作之下，反而脫離了它本來的面目。詔求直言，失去了改善王朝統治的積極作用。只剩下了塑造君主明君形象，政黨鬥爭，安撫百姓的作用。君主是整個制度的主導者，很多大臣直言進諫還會被迫獲罪，這樣更會影響詔求直言的結果。
詔求直言也成了一個符合君主統治的擺設。而這正是封建社會的弊端。政治制度的腐敗和君王的集權，引領著國家的進程，雖然存在很多的弊端，但是沒有人能夠改變整個社會，最終時代變遷，過去演變成了歷史。
如果君王能夠真正的廣納良言，開誠佈公，關注民生，每個封建王朝也不至於最終苟延殘喘。這就是歷史的悲劇。
而現在的我們在感嘆封建王朝歷史的同時更應該從中學習。在之前的歷史當中除了那些昏君更是有一些舉世明君，雖然制度落後，但是一些賢明的君主卻是實實在在地為國為民，他們從不忽視正確的言論，善於聽取別人的建議。我們在個人發展中自然可以學習著採納別人的建議，展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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