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山東號稱齊魯大地，在三千年多年前，西周建立，為了周朝統治者“
封建親戚，以潘屏周”的目的，分封齊、魯兩國。齊、魯封國不僅是兩國建立的開始，也是齊、魯文化真正形成的開始。齊魯兩地同屬東夷文化區域，齊文化與魯文化均發源於東夷文化。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雖然二者同發源於東夷文化，但兩種文化特色迥異。
齊文化繼承東夷的文化傳統，較少受到周禮的束縛，其特點為重功利趨理性。因此出現了孫武、管仲、孫臏、扁鵲等重實力型人才，管仲更為後世稱為商業鼻祖。齊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更是變成強國，稱霸一時。
魯文化選擇繼承了“周禮”，以東夷文化為輔的方針。在西周滅亡之後，魯國依然成了周禮保存和實施者，所以就有了“周禮盡在魯矣”的說法。魯國更是出現了思想巨匠，出現了主張非攻尚義的墨家和儒家，對後世文化影響深遠。
齊、魯同處東夷文化區域，為何會出現二種不同的文化差異，不得不從兩國立國之初，不同建國方針的形成和確立開始談起。
分封齊、魯兩國動因
為何要分封齊、魯兩國，作為周朝統治者來說，大致有二個動因。
西周初期分封
動因一：
給予建立周朝的功臣和王室貴族的一種獎勵手段。
《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克商後，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而太公和周公都是在滅殷興周的鬥爭中立了大功勳的人物。太史公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而周公旦則“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幫助周武王創建周朝非常重要的二個人物，姜子牙和周公，二個人貢獻非常大。給予有功之臣，最高獎勵無非給予封地。因此兩人成為首封之列，還把對周王朝最為重要的東部土地封於二人。
動因二：
鞏固周朝統治的需要
周武王的私心，在周朝建立之前，齊、魯兩地還不屬於周朝的領地。給你土地無非就是幫助周朝拓疆鎮敵，鞏固統治的需要。
殷商是一個統治範圍極廣的大國。雖然在牧野之戰之後，商朝滅亡，但殘餘勢力依然還存在，特別在商文化中心地帶的商奄、薄姑等方國，反周勢力非常強大。因此在周朝建立初期，所封國家都是在殷商舊地。在東部分封齊（姜姓諸侯）、魯（姬姓諸侯）兩國，無非就是在殷商舊地佈下的殖民據點，鎮撫敵人和鞏固周朝統治的作用。
立國初期，齊、魯兩國境況不同
立國初期兩國不同之一：
“制夷”還是“屏周”
同樣是分封，然而對周武王對齊、魯兩地的動因、目的不同。封齊以“制夷 ”為主， 封魯以“屏周”為主。
齊國初封之時，齊國土地上盤踞著土著夷人薄姑氏，周邊還有強大的萊夷。封“齊”的目的，不過是在商朝舊部安插一個小小據點。《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姜子牙剛剛被封在營丘之時，經常與萊人發生十分激烈的爭奪戰。由於當地萊人力量非常強大，姜子牙只能在夜間行軍，偷襲敵人，勉強安下據點，類似於今天的游擊戰。齊國創立之初，四周被異族包圍，就像我們熟知的革命根據地一樣，隨時可能覆滅。
周武王將姜太公封於這種危險的地區，最初的目的不是為了對齊地的“統治”，而是用來防備萊夷勢力對周朝統治的威脅，相當於在敵人的內部安插個警報站，時刻觀察敵人的動向，最後能統治那裡求之不得。不過後來姜子牙的帶領下，到了春秋齊靈公時期，200多年時間，齊與萊發生過無數次的戰爭，最終實現了“
以齊制夷”的目的。魯國初封之時，面臨的情況和齊國有很大不同。建立魯國之前，魯國靠在周朝統治區域的邊上，已經被周公東征時，掃平了障礙，清除了敵患。同時魯國地處汶、 泗流域，地勢平闊，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物產富饒。
《詩經·魯 頌·踢宮》：“王日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邸霍魯⋯⋯文之昭也。”
《 閟 宮》箋雲：“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汝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強於眾國。”
我們可以看出周武王在分封魯國的目的就是為了“屏周”、“為周室輔”。是想把魯國打造成周朝的衛星國，成為抵禦東部勢力的緩衝地帶，起到輔佐周室的目的，這一動因是十分符合當時鬥爭形勢和周人統治的需要。
立國初期兩國不同之二：
兩國經濟基礎不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
在這些“微甚 ”的封國裡未提到魯國，可見魯國最初實力要強於齊國。經濟基礎的好壞也決定了文化的發展方向。
齊國在荒僻的海濱之地，“地瀉滷，人民寡”；“避草萊而居焉”，土地瘠薄、人口稀少是對齊國初期的描述。為了能夠完成抵禦、征服萊人的重任，首要任務就得發展經濟，才能抵抗敵人的侵犯，以求自保，最終才能達到“制夷”和征服萊人的目的。因此姜子牙剛到齊地時，不得不採取和魯不一樣的方針政策，迅速發展生產，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讓齊成為經濟強國，成為周人封齊最直接動因。
魯國在曲阜一帶，人類早期活動的聚居之地，也是黃河下游一帶的文化中心。少皞時代部族長期活動的中心， 到了商代數次成為
都城，也是各部族、方國爭奪的戰略重地。
此地在商代為舊都，經濟上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開發。作為前朝舊地，周朝封周公於此，雖有鞏固政權、 拓展疆域等軍事和政治上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有著長遠的戰略目的——打造成一個東方的宗周樣板和周文化中心 。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該文又載：“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 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
魯國立國初期，周朝給予大量的人力、物力，即使是周朝的文化，也允許在魯國保留、繼承。周天子的禮樂在魯國世代襲用，很直接地表明周天子封魯的的良苦用心，最終的目的是把魯國打造成東方周文化中心。
因此，兩國面臨的經濟基礎不一樣，齊國經濟差，急需發展經濟；魯國特殊情況，被定義打造成周文化的樣板。面對的現實情況不一樣，齊、魯兩國在後來文化構建上不同，是合乎情理的。
齊、魯兩個封國的治國政策不同
齊、魯兩個封國的治國政策上，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較大的差異。
兩國治策差異一：
因地制宜與“周化”戰略
《史記·魯周公世家》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 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日：‘何遲也?’伯禽 日：‘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日：‘何疾也?’日:‘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
《史記·貨殖列傳》載:“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
齊國立國初期，經濟基礎薄弱，人口稀少的現實情況，使齊國獲得相對寬鬆的政治發展環境。姜子牙因地制宜對當地土著風俗採取“簡”、“從”的政策。對當地風俗習慣給予適當保留，或者簡單修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當地風俗。
魯國立國初期，經濟基礎良好，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周朝統治中心。在對待舊有傳統的態度上，主要採取革除、 重建的政策，完全繼承了“
周禮”來建立東方文化中心。在商朝時期，魯地的當地居民是一個喜好經商及貿易交換的民族，但在魯國建立之後“改變原來事商之俗，同時取消其禮俗中的商業性質，使之更適合於其農耕生產方式”。
周禮書籍
兩國治策差異二：
對待土著居民的問題上差異
齊國封於人口稀少的濱海地區，採取了保護土著人，順乎民情，發展生產，增殖人口的政策，輔之對死硬頑抗者堅決鎮壓的政策。
首先，齊國立國初期，自身實力不足，未對當地土著居民採取大的整治措施，而是採用“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的措施，維護當地土著人的利益，堅持護民必先富民的政策，將發展經濟放在首位。率先提出“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鼓勵發展經濟之策。
再次，面對人口稀少的原因，齊國採取增殖人口的政策。第一提高婦女地位，《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的“太公封於營丘⋯⋯勸其女功，極技巧”，極大的促進婦女社會地位的提升，給予了較大的自由。以至於在先秦之前，齊國婦女的地位在社會上地位較高，都與此有關，從側面提升了人口繁衍能力。第二靠富民政策 吸引了大量外國人到齊國來，通過齊國的治理“人民多歸齊”、“人物歸之”、 “人物輻湊”在史書中多有記載。
魯國封於曲阜地區，作為殷商舊地，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為了便於統治，採用了等級制度。
《左傳》記載：“定公四年，分魯公以⋯⋯ 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
三種級別依次為：第一等級是姬姓的公族人員，即周朝王室自己的人；第二等級是幫助統治的當地殷人，大部分為當地的權貴和氏族，讓其保留其宗氏分族的組織，來幫助魯國統治者治理當地土著商奄之民；第三等級是當地的土著商奄之民，為最下等。
《左傳》定公六年記陽虎專魯政，“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毫社”。昭公十年載 “平子伐莒取鄖，獻俘，始用人於毫社”。
為了更好的統治，魯國成立兩社：一為
周社，一為毫社。周社自是魯之國社，以其為周公後也。魯因商奄之地，並因其遺民，故立毫社。為了有效統治，政治上實行分而治之。在文化上強行推行周禮，革除舊俗。“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在魯國建立初期就開始實施，經過了三年的艱苦鬥爭，穩定了局勢。這些舉措的實施就是為了“法則周公”推行周禮的。
兩國治策差異三：
始封之主姜太公與周公的個人經歷、性格特點差異
姜子牙
齊國創始者姜子牙出身貧賤，大半生都在艱難困苦中渡過。個人經歷豐富，做過屠夫、小商販，當過奴僕，做過贅婿，即使當過官也是小吏，以至後來隱居垂釣。如此逆境造就了他堅韌、 剛毅、自強的性格，習慣在艱苦中奮鬥，在失望中崛起。在輔佐武王時期，就體現了姜子牙的能力，以一個小邦滅掉中原大國的商紂，並指揮了以弱勝強牧野之戰。
齊立國之初，惡劣的條件下，必須從經濟、物質上考慮問題，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方案。姜太公制定了兩項政策，一是他提出“尊賢尚功”的用人之策，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二是因地制宜的提出若干立國之策，包括“修道術”等。經過艱苦創業，這不無和太公的生活經歷有關聯。
周公
魯國創始者是周公，一個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富家子弟，從小生於宮廷，生活的波折要比常人少。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與薰陶，為子時即“至孝”，形成溫文、仁厚、親孝的性格特點。這種經歷讓他在建立魯國之後，不注重發展魯國的實力，而是注重和周王室的關係上。如何維繫和周王室關係，以確保自己社稷的長久，成為他重要任務。
其次周公從小接受周禮的薰陶，在“禮”上非常又建樹。周公不僅是周王朝禮樂的制定者，也是後來“周禮盡在魯”的奠基者和創造者。因此在制定政策上，注重宗法，提倡尊尊而親親，極力維護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政體。因此在周公攝政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周王室的特殊關係上，而不是發展經濟，這也為日後魯國國力日漸削弱，以至於及早滅亡的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
齊、魯的分封，對周王室來說是政治上的大事，肩負起開拓疆域、鎮撫敵人、鞏固政權、保衛周室的歷史重任。但對齊、魯分封要求不同，齊重在御夷、鎮守邊境，魯重在為了保護周室、護衛國家。
始封之主在兩國治策差異也讓齊文化、魯文化不同。齊國以工商立國，以經濟興國，魯國則突出以禮治國；齊尚霸道，魯行王道；齊文化崇尚變革、 創造，魯文化注重傳統守成，二者差異之大，無不是當年姜太公和周公制定的政策有直接關係。
齊沿用舊的夷地風俗治理百姓，順應民意作為立國之本，這一政策影響了後來的齊國統治者，形成了重視人民意願的傳統。“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提倡“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齊國以至於到齊桓公時成為強國，稱霸一時。作為“宗周之嫡傳”的魯國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成為周禮的中心和代表。整個民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氛圍，造就了很多中國思想先行者，如孔子、墨子、孟子等。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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