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摆脱他人的束缚成为真正的自己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在晚年代表作,该作主要从精神觉醒为主题反映社会的各种晦暗、矛盾进行深刻的批判,社会的黑暗、腐败的制度、荒淫的上层阶级都在这本书里一览无遗。根据译者力冈所述,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的故事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法院检察官柯尼拜访托尔斯泰时向他讲述的,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当时深受震撼,也就有了后来的《复活》。

小说将矛头直指当权者和贵族、甚至徒有其表的宗教,展现了托尔斯泰与整个社会的决裂。

《复活》——摆脱他人的束缚成为真正的自己

在整部作品中,处处体现着他人观点、看法以及行为对人思想、行为起到极为强烈的影响。即后来拉康所论述的精神分析中的“他者”的侵略性。本文将从这个视角出发,对《复活》进行简要的分析。

什么是“他者”?翻译或英文是“the other”也就是说“他者”是除了自己本体以外的别人的东西,是与“自我”一组相互对立的概念,实际上,“他者”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

"他者问题"有很深的哲学渊源,一直可追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从柏拉图时代对于同者与他者关系的讨论,到笛卡尔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再到黑格尔将"他者"概念主题化提出的主奴辩证法都体现了人类想要通过他者认识自我的意图。

《复活》——摆脱他人的束缚成为真正的自己

而到近代则有胡塞尔、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拉康等人对“他者”进行阐释。其中后结构主义代表拉康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现象学而提出:自我主体其实是在语言结构与各种社会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受到象征性符号和主流话语的召唤。

01

小说伊始,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参加一场法庭审判,即玛丝洛娃的案件判决,故事也就是在这场案件的审理中进行,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蜕变也是通过这场审判逐渐产生。

故事的主线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瓜葛为中心而展开。男主人公精神的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作品的三个阶段。

《复活》——摆脱他人的束缚成为真正的自己

  1. 在第一阶段,是聂赫留朵夫纯洁善良、追求理想的阶段,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使他“愿为任何美好的目标而牺牲自己”,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玛丝洛娃产生了最初的爱、“诗意的爱”。
  2. 在第二阶段的时候,聂赫留朵夫进入了放纵自己、道德堕落的阶段,成为了“兽性的人”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将自幼学习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全部抛去,被腐朽的上层社会同化,转而自甘成为贵族陋习的“榜样”。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故事正式拉开的帷幕。
  3.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故事的主体阶段,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见到了受审的女犯人——玛丝洛娃,曾经的罪恶感、愧疚感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就是这些触动,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精神的人”开始复活。自此开始不断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希望为他平反,然而以失败告终。在这过程中,他接触了下层阶级形形色色的人,思想观念不断升华,他逐渐完成了精神的自我觉醒,人性走向“复活”。在这个过程中,玛丝洛娃也受其影响,实现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复活。并在最后拒绝上流人士聂赫留朵夫的求婚,选择嫁给了一个革命者西蒙松。

在作品的推进中,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逐渐苏醒,而一旦苏醒,他对一切的感觉都不同了。对农民、对玛丝洛娃皆是如此,他感觉自己卑鄙可耻。他开始用全新的观点观察社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其实也就是托尔斯泰对社会、制度、人生的看法,是托尔斯泰的象征体。

故事在疯疯癫癫的老头子的言语中、克雷里佐夫的停尸间里、聂赫留朵夫的思绪中走向结束。

02

聂赫留朵夫在上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开始住在姑妈家。此时托尔斯泰对他生活状态有一个具体的描述:“他很早就起身,有时才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就到上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还披着蒙蒙的晨雾。等他洗完澡回来,花草上还闪烁着露珠儿。早晨他喝完咖啡,有时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上和树林里散步。”“夜里,特别是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他常常不能入睡,原因只是他感受到生活中的喜悦太大,太激荡人心了,于是他干脆不睡觉,怀着一个个美梦、一样样打算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有时一直到天亮。”

以上所以的环境都透露出一种自然的朝气,此时的聂赫留朵夫也像“花草上闪烁的露珠儿”一样是个纯洁、善良进步的少年。接受着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灌溉,他的思维模式还非常的单纯,与自然界保持着一致。但由在花园散步到天亮等描写却也能看出此时的聂赫留朵夫正处于一种近似于混沌的状态。他只知道自己想要一种质朴的生活,但不知道怎样去做;他知道对喀秋莎有特殊的感情。,但却不知道这种感情是爱。在这种状态下,人很难拥有自己理性的思考,而全凭自己感受去做事情,这是“象牙塔”里天真烂漫的生活所带来的的。在这种对自我认知不够充充分的状态下,他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外界影响。

姑妈家也就是引诱聂赫留朵夫走向堕落的第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的姑妈和他的母亲就充当着“梅菲斯特”一样的角色。每当他思索上帝、真理、财富等问题的时候就会被慕青和姑妈取笑,而低俗不堪的笑话、讲述轻松喜剧内容则被鼓励;节俭被认为是脾气古怪,奢靡则被吹捧;不愿他接济穷人,而愿意让他去肆意挥霍;不愿他保持童贞,反而支持他去抢夺别人的妻子,其实在这个地方,他愿意为了一次“一夜情”而踏出当时的人伦已经表露出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这种“低语”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认知落差,便会产生一种我们熟悉的情绪“哦!这是正常的,错的应该是我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它开始喝酒,很快就消除不愉快的感觉,甚至觉得十分轻松了。”

于是,聂赫留朵夫便开始放弃了自己原先自己的思考和信念,转而投向上层阶级奢靡的怀抱。“不久就沉湎于这种受亲友称道的新生活中,把内心的其他要求一概排斥了。”这种变化在他进入军界后彻底完成。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已不是当时那个纯真善良的他了,也就是进入了所谓的第二阶段,在利己主义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女性在他意识中不过是供以享乐的工具,这一点在他侵犯玛卡秋莎之后,出于上层阶级玩弄女人的“习俗”,给了她一沓钱,以表示自己“买”下了你的这一次,可以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当所有人都认为该以某种姿态做某种事情的时候,这种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正确的事情,不论它的本质有多恶劣。聂赫留朵夫在这种环境中,他必须在内心对这类事情表示认可,否则就会被当成异类排斥,这是一种对群体的向往,同时,群体行为也在对他施压。

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线段实验,在实验的结果中发现有33%的被试屈服于小组的压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可以观察到被试在这个屈服于群体压力的过程中伴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阿希的实验向我们表明:有些人情愿追随群体的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他们从自身感觉得来信息相互抵触。群体压力导致了明显的趋同行为,哪怕是以前人们从未彼此见过的偶然群体。

在《复活》中环境对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还表现在故事中每个人的生命中,玛丝洛娃从一个天真烂漫、相信爱情的人到后来被贬抑为丧失自我的风尘女子,这是聂赫留朵夫对其侵蚀的结果,虽然里面不乏社会压迫走投无路的成分,但群体的压力、环境的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

等到后来,玛丝洛娃受审,而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在法庭上直面那张曾经自己有意忽视的脸,震惊、羞愧、怜悯、害怕、悔恨统统涌上心头,他必须要直面自己曾经犯下的一些罪孽,直面他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于是聂赫留朵夫被封尘起来的来良知开始复活,也可说的罪孽感开始凌驾于“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这种思维之上。由此,聂赫留朵夫开始接触囚犯,了解玛丝洛娃的感受,尤其是农民、奴隶、政治犯,那些人给聂赫留朵夫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对整个社会的制度、习俗、思考方式产生了巨大的质疑,他开始重新审视人生,重新审视他所处的阶层和社会,他对曾经的生活充满罪恶感。他决心娶玛丝洛娃为妻,决心随她一起去流放。

03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表示:“百年之后,置身此处的人们(也包括我)应该从地上荡然无存,华为成爱化为灰烬。如此一想,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这里所有的人或物都显得虚无缥缈,仿佛即将被风吹散消失。”

想必在与监狱中的玛丝洛娃、政治犯等人时聂赫留朵夫的心境也有这样的成分,否则也不会在后来将自己的“爱”升华。在后来他直言:“卡秋莎,我原来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此时他对他人的爱已经不再是一种索取的爱,而是一种给予的爱,无关乎自身需要的满足,是为对方生命的益处。

自我救赎的开始是玛丝洛娃在庭审上出现,引出了聂赫留朵夫复杂的心情。虽然那时的玛丝洛娃没有对聂赫留朵夫提出任何的要求,吐露自己的请求,但是只要是她站在他的面前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回应这一情况,有意或无意地开始关注玛丝洛娃的情况,并不断接近她、了解她。最后,聂赫留朵夫完全被自己的罪恶感压到,他开始承认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犯的罪行。并且开始承担无限的责任,就像上帝一样,或者如他所说“主哇!你帮助我!”

最后,成为真实的自己。不受他人意见左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从小说的逻辑上推论,真正的自我往往不是完全由自己自发出现的,聂赫留朵夫的觉醒来自玛丝洛娃的庭审,玛丝洛娃的觉醒又来自聂赫留朵夫的拯救,这些都是来自他者的催化

这一点在那个疯癫的老人身上也得到了体现。“我是个自由人”,“没有名字,没有居留地,没有祖国,什么也没有……”便是不受他人、国籍、宗教所约束的纯粹的人、真实的人。所谓无欲则刚应该就是如此吧。自我救赎的尽头是找到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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