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流亡者
1553年，英國國王愛德華六世突然病逝，愛德華六世是她父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體制之後的首位英國新教國王，可天妒英才，才16歲的他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他同父異母的姐姐瑪麗繼承了王位以後，立即展開了和他父親完全不同的執政方針。首先她一直憤恨她父親亨利八世和她母親凱瑟琳離婚而造成她被將為私生子的身份，另外她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徒，於是廢棄了父親和弟弟的宗教改革法令，復辟了天主教，並開始大肆迫害新教徒，面對充滿白色恐怖的複雜環境，大批新教徒被迫離開英國，逃亡歐洲其他國家，而這些人就是所謂的瑪麗執政時期的“宗教流亡者”。
他們為何逃離英國？
瑪麗一世即位的時候政局並不穩定，不過她一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的宣佈她父親亨利八世和她母親凱瑟琳的離婚案無效，當然，這也是給她自己的身份創造的一塊遮羞布，畢竟以私生子的身份登上王位，怎麼的都不算光彩。緊接著，瑪麗開始迫害起新教教徒，包括她為了使自己加冕禮順利進行，逮捕了包括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以及倫敦主教尼古拉斯•裡德利等著名的新教領袖，同時，還釋放了許多因反對宗教改革而被關押的天主教徒。
從1555年以後，對於新教徒的迫害更加嚴重，為了增加對新教徒的管控，在瑪麗一世的默許下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同特務機關一樣審查當時不信奉天主教的民眾，只要被查出一點問題，哪怕是你的觀點偏向新教，你都將面臨牢獄之災，甚至是火刑。
其中一名叫約翰.羅傑斯的神職人員，是瑪麗在位時期第一位送上火刑架的殉道者，他被害的原因很簡單，他曾翻譯過通俗英文翻譯《馬太福音》。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教會領袖和平民都被燒死，甚至還有人因為自己不識字，讓孩子讀《聖經》給自己聽而被燒死的，瑪麗的宗教迫害之殘酷可見一斑。而宗教改革者的殉道為大批新教徒敲響了警鐘，他們紛紛選擇逃往歐洲大陸，成為了宗教流亡者。
這些宗教流亡者都是什麼人？
這些宗教流亡者的構成應該說非常複雜，在性別上基本上是以男性為主，年齡大多數以中青年為主，地方大多來自於英格蘭東部和南部地區，他們在社會上的身份來看，既有鄉紳貴族，也有神職人員，或者商人律師，甚至無業遊民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形成一個流亡團體，除了表面職業和社會身份的差異以外，還有許多共性的東西，但是，流亡之初的共性掩蓋不了在流亡過程中漸漸顯現的分歧，而那些複雜的社會因素便是造就這些分歧的重要根源。
逃亡？他們往哪裡逃？
由於當時歐洲大陸的新教改革如火如荼，大多數流亡者都選擇瞭如丹麥、挪威、蘇黎世、德意志北部等新教改革的國家作為自己的流亡目的，這樣既可以保證自己的安全，也可以實踐自己的新教信仰。這些流亡者之所以選擇這些城市作為落腳之處除了宗教因素以外，還有經濟、政治等其他因素。
如當時的瑪麗一世和西班牙的結盟，遭到了幾乎英國各個階層的所有人反對，因為當時的西班牙非常強大，整個歐洲似乎都形成了一個反西班牙的聯盟，而流亡者逃到這些反西班牙的國家裡也可以得到政治庇護。另外，受到人文主義浪潮的影響，英格蘭很早就和意大利等國經常進行商貿來往，而達到這些地方的人不僅可以安身，還可以做生意，並迅速適應城市。
總體來看，流亡者在針對目的地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宗教以及環境等因素進行考量以後，選擇這些新教國家作為居住地並不是盲目的，而他們在各個國家之間的頻繁遷移也說明了宗教流亡運動處於不斷的發展狀態。
逃亡途中的分歧和帶來的宗教改革影響
在目前所知道的流亡團體中，他們通過不斷的完善自我，以適應當時的流亡生活，而神職人員是當時流亡團體中人數最多的人，可以說他們主導了整個流亡活動的進程，是歐洲大陸進行宗教活動的決策者和組織者。
據《英格蘭教會宗教改革編年史》記載：“瑪麗時期的宗教流亡者”中包含各個層級、不同品秩的神職人員，他們佔流亡者總數超過四分之一。其中不乏造詣精深的神學家。
而許多當時流亡在外的神職人員在伊麗莎白繼位以後都幾乎都得到了重用，如在1559年威斯敏斯特辯論的赫裡福德主教約翰•斯考瑞，溫徹斯特主教羅伯特•霍恩以及 利奇菲爾德主教托馬斯•本瑟姆等人，他們在回國以後都成為了伊麗莎白宗教和解政策的忠實執行者。
在當時的流亡團體中，雖然神職人員都集中在神學密集的城市共同生活，但他們的內部依然有者分歧，比如有些人不想長期滯留在歐洲其他國家，想找到機會回國發展，有些人在流亡的過程中逐漸轉變了信仰，如加爾文宗教，並和正統國教徒在教義和禮儀等方面產生了分歧；還有人在流亡地介入了宗教紛爭，造成了團體分裂等等。
但不管怎樣，宗教流亡團體對後面的英國宗教改革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首先他們在流亡期間並非和其他地區完全切斷聯繫，反而在不斷的遷徙和運動中和其他宗教改革者保持著緊密的通信，這些都為英國後世之君伊麗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做了準備；其次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宗教信仰實踐，一部分人對國內宗教改革不徹底的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此後他們甚至主張採取比以前更加激進的方式進行改革；另外，宗教流亡者在回國以後，在原先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對立之下，又有了清教徒的加入，形成了更加錯綜複雜的局面，但這都客觀的促進了英國走上更加溫和，更加中庸的宗教改革之路。
從一個小城市看看這批宗教流亡者都幹了些什麼
出於宗教迫害性質的流亡行動，肯定不是單一的逃亡和求生路線，前文已經提過教徒們的遷徙和轉移路線，有很多流亡者選擇了不同的城市生活，在這裡就不得不提一個叫做埃姆登的小城鎮，在當時的流亡者城市是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它位於現在德國北部的一個港口，而由於當時這裡的宗教改革氛圍非常濃厚，且交通便利，許多流亡者都選擇這裡落腳，並進積極開展他們的宗教活動，那麼他們都在這裡都幹了些什麼呢？
首先，來到這裡的流亡者們採取了新的佈道方式。這些流亡者受制於時局的影響，一直在對自我要求和傳教形式不斷的改變，這本身來說就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為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停滯不前的。新的佈道方式包含了：對《聖經》的重新解讀，對《聖經》闡述其中的註釋和要點，另外神職人員在演講的時候要求合理和把握一定的尺度。
基督教因為本身脫胎於猶太教，由於羅馬教皇的控制，在文藝復興前大多數都是拉丁文和翻譯本，所以在人文主義的思想傳播到英國以後，很多神職人員開始廣泛進行英文在教堂布道，而這批宗教流亡者同樣繼承了這個新的方式，用英語講述教義不僅言辭誠懇富有激情，也更能引發民眾的思考和理解，這也反映了他們的民族國家觀念和人文主義情懷，這些都為了教會改革做了鋪墊。
其次，對年輕傳教士的培養。這些流亡者在到達這裡以後，逐漸意識到，宗教改革的事業並非一撮而就；在成功的路上從來都是需要堅定信念的，而宗教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於新教信仰的堅持，這也取決於在年輕一代的傳教士中，他們能否用激情的演講去打動那些渴求真理的信徒。
為了能夠讓宗教改革的星火不滅，為了讓新教後繼有人，這些流亡者開始大力的培養年輕傳教士，比如他們邀請德高望重的神學家進行講演，並且定期舉辦教士集會。在集會上並不是老師講，學生聽的方式，而是希望年輕人能夠踴躍參與其中，並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積極活動的開展，讓當時的年輕傳教士和新興的信徒都夠學習到新的教義倫理，並讓廣大的群眾有更多機會聆聽基督的教誨，著實讓很多人受益匪淺。而這一批受到培養的年輕教士成為了後來伊麗莎白一世發展清教運動的重要力量。
有學者這樣評價這批傳教士：他們的人數和能力是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時期不及的，他們在歐洲大陸受到良好的教育，為16世紀末的清教運動輸入了強大的生命力。”
另外這批流亡者還提倡虔誠的生活和改革教會結構。儘管在對於教會進行如何內部上的治理問題上，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對於：教會不屬於羅馬教皇，而屬於自己國家信徒這一條，所有人的目標都是一致的。當然，流亡者的人很多都意識到教會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純粹，對於理想教會的描繪只是追求的目標， 而非必然的結果，所以他們又在埃姆登創建了一個“宗教實驗社區”，這有點像現在的改革試點區一樣，並以此為根基進行教會組織結構的改革。
總體來看，在埃姆登這個德國北部城市的小城進行的宗教活動和教會改革試驗，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將歐洲宗教改革的理論和英國傳統的國民以及國情相結合，讓飽受摧殘的英國宗教能夠保留一點機會；而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對整個英國封建王朝的後期宗教改革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比如在查理一世的內政爆發時，就已經帶有憲政革命和清教革命的雙重性質，這些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動都為組織者提供了行動指南和思想方針。
宗教流亡者的迴歸
伊麗莎白一世繼位以後，英國終於迎來了較好的宗教政治生態，在歐洲流亡的大部分新教徒都陸續回國了，雖然伊麗莎白的某些政策並未完全讓人滿意，但至少也讓他們看到了宗教繼續改革的希望，同時在女王陛下的誠意邀請之下，很多回國的神職人員都在政府和教會擔任了重要職務，並以此和女王一起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局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女王對其中的一批信徒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轉變，比如英國有一批清教徒受到加爾文主義的洗禮，回國後要求對教會進行徹底的改進，這種魯莽和激進的行為是女王萬萬不可接受的。而這些人也逐漸開始和伊麗莎白等原始清教徒漸行漸遠，甚至產生衝突和對立。
迴歸後的矛盾之天主教思想的殘餘分子
在迴歸的這部分流亡者種，清教徒佔了很多大一部分，清教徒的主張較為簡樸的生活，他們對當時國教種很多保留有羅馬天主教時期的舊習俗非常的不滿，比如教義的複雜式，比如神職人員的收入和腐敗，所以清教徒們要求將其中的天主教殘餘機制進行徹底的進化，為此他們羅列出了很多要求。雖然伊麗莎白等領袖沒有采納這些要求，但讓他們更加清楚的認識到了通過國教去改變目前的天主教殘餘影響是非常不可能的事。
於是他們頻頻在大城市發表演說和抨擊這些所謂的天主教遺風，並四處印刷小冊子宣傳，這些活動造成了資本主義思想的原始積累和對加爾文宗教主義的傳播，而到了16世紀，清教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清教徒的數量不斷增加，清教問題開始成為英國政治和宗教領域的棘手問題。
1568年，伊麗莎白女王頒佈了《公告書》，它的出臺表明女王對清教徒的某些過分和激進的行為已經不能容忍了，它要求不從國教的神職人員必須做出選擇:要麼繼續清教的立場被懲罰，要麼改變立場成為國教的神職人員。這些都標誌著清教徒運動在當時的環境種逐漸走向激進和理論化。
結束語
16世紀是英國鉅變的時期，也是英國從中世紀步入近代的標誌之一，從亨利八世持續到以伊麗莎白一世，宗教改革持續了數十年之久，而且明顯的從暴力激進在到溫和的情況，除了英國本身的政治和文化導向以外，也不能忽視瑪麗一世對天主教復辟所帶來的影響，而瑪麗時期的這批流亡者，總體來看，人數多，成分複雜，產生的活動也非常豐富。
一種政策和一種思想的反對往往都是包含著直接利益關係在其中，在那批宗教流亡者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他們都具備一點共性，那就是對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的宗教改革成果的用戶，對瑪麗新教迫害政策的不滿。同時，這批流亡者種的商人、律師、新貴族等社會階層都是受到了亨利拜託羅馬教廷以後帶來的政策紅利，說的實際一點，他們其實並不在乎宗教改革的具體內容，他們更關係的是改革給自己帶來了多大的好處，所以他們用戶王權和國教的行為就是順其自然的事了。
同時 這也是伊麗莎白即位以後，主動將這些流亡在外的人招攬任用，因為伊麗莎白清楚，這些流亡者不僅有資歷和威望，更能夠承認伊麗莎白政權的合法性，就像瑪麗剛上臺就急不可耐的宣佈自己父親和母親的婚姻繼續有效一樣。但是，我們也能看到，這批流亡者在信仰上還是有一定的差異，這是他們在流亡其他歐洲國家的時候造成的。
而伊麗莎白所採取的宗教和解政策顯然事非常聰明的，因為她明白，如果繼續用亨利八世時期的保守改革會遭到流亡回國者的反對，如果採取愛德華六世時期的激進策略則會難以安撫國內天主教徒的情緒，這種高度政治智慧給瑪麗時期的流亡者以及國內複雜多變的宗教形式都取得了一絲喘息，讓英國得以擺脫紛爭，逐漸走上富強稱霸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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