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實錄明憲宗實錄》記載，陳喜是明朝成化年間的御用監太監，在韓昂編著的《圖繪寶鑑續編》中，陳喜不僅是一名畫家，還是一名蒙古人。由此一來，陳喜便成為了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同時具備蒙古族和太監身份的畫家。
《圖繪寶鑑續編》中對“陳喜”的記載
由於關鍵史料缺失，我們對韓昂收錄陳喜的原因已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圖繪寶鑑續編》對陳喜民族身份的語言描述，卻在後世的畫史著作中不斷更新。在明朝時期，畫史對陳喜民身份的描述還是『韃靼人』和『北直人』，到了清朝，對其身份的描述則變成了『蒙古人』。雖然『蒙古人』和『韃靼人』在明朝都是指蒙古草原各部落，但二者在語言使用上不可混為一談，它們的區別將在下文予以論述。
《顧氏畫譜》中的“陳喜”作品
可以說，太監職位的敏感和民族稱謂的轉換指出了在歷史的書寫中，任何語言的使用的都已經預設了作者的目的和觀點。對歷史修撰者的語言使用持懷疑態度是新歷史主義的觀點。傳統歷史觀通常認為歷史代表了對過去真正發生的客觀事實的描述，但新歷史主義卻認為，歷史事實其實是歷史修撰者的『語言建構物』。
《顧氏畫譜》對“陳喜”的記載
也就是說，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性的交流活動，它會受語言運用者所處的社會歷史生存狀態的制約，如社會體制、文化傳統、重大社會活動或事件等等。而在歷史的書寫中，歷史修撰者對歷史事件的描述正是由語言構成的，所以這種描述並非純粹的客觀再現，其中必然滲透著語言運用者對歷史事件（畫家）的主觀理解和個人立場。
姜紹書 《無聲詩史》 七列為對“陳喜”的記載
按照近現代美術史論學者對中國古代畫學的分類，『畫史』『畫評』『畫論』都是藝術史類著作，而把個人立場或著述目的帶入藝術史的書寫活動中，在明末清初尤為常見。美國學者高居翰就曾借明朝末年的職業畫家與業餘畫家的高低之分、『浙派』與『吳派』的畫風之爭指出，在明人所寫的『畫論』和『畫評』中，作者不願意將史實和個人立場區分開來，因而在對歷史事件的語言描述上多持偏見。
明·黃鳳池 《王言唐詩畫譜》中一幅得配圖落款“仿陳喜筆意”
我國臺灣學者王正華則以入清後，以陳洪綬所寫的一篇《畫論》為中心，提出了陳洪綬在語言的使用上有意為家鄉（『浙派』）繪畫傳統發聲，並主動參與江南繪畫網絡及區域競爭的一種畫史新理解。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學界已經注意到了在藝術史的書寫活動中，作者在描述歷史事件或評論畫家時會滲透著語言運用者的個人立場或著述目的。但筆者要指出的是，研究者目前的關注焦點都集中在了『畫論』與『畫評』之上，反而忽略了『畫史』作者在選擇記載、描述某位畫家的信息時，是否也滲透著語言運用者的個人見解或著述目的？如果『畫史』作者抱有某種目的或立場書寫歷史，那麼他在語言的使用上是否也會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
內容整編自：陳 煜《論明清畫史中的太監畫家 以蒙古人陳喜為中心》《榮寶齋》2019年8月刊 ，感謝作者及雜誌提供資料，如有問題私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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