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兩國率先於1943年1月與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並簽訂平等新約，魏道明在華盛頓簽字
從叩開中國大門的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們的每一次侵華戰爭都要導致一件至數件血寫的條約，中國從此進入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時代。至1918年，連歐洲小國瑞士也與中國訂立了不平等條約。美國政要布熱津斯基曾在1980年代指出：“19世紀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條約、協定和治外法權條款，使人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不僅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同樣低下。”
以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為標誌，中國真正開始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奮爭，廢約運動全面興起。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約(即《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約》、《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簽署。美國、英國在華治外法權的廢除，是中國人民長期進行民族解放運動及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一個重大勝利，也是抗戰時期中外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這給予了在艱苦抗戰中的中國軍民很大的精神鼓勵，至少中國在法理上獲得獨立平等的地位，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慶祝中美中英間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虛遠大於實亦是不爭的事實。知名歷史學家金春明稱其為一出“喜劇”，就是一個比較貼切的比喻。1943年的廢約事件，如果放在整個那段歷史中觀察，就會發現在相當程度上助長了蔣介石對戰略勢態的誤判，因而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從1943年廢約後到1946年，為了保存和壯大自身實力，以便在戰後能夠迅速地消滅共產黨，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不惜滿足美國和蘇聯的那些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要求，陸續與美、蘇簽訂一些新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那些罔顧民意一意孤行的錯誤行徑，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更多的民心，使人民解放軍以更快的速度在國共內戰中取勝。新中國的成立，終於真正結束了不平等條約時代。
汪偽政權的廢約加快了國民政府廢約的步子
臺灣著名作家、歷史學家李敖在談到1943年廢約時指出：“就誰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言，無論事實上或形式上，蔣介石都無法不面對一項挑戰，那就是汪精衛南京偽政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行動。這項行動，發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蔣介石早兩天。”
從1938年開始，日本以所謂放棄領事裁判權(即治外法權)和交還租界(這兩項為當時廢約的主要內容)來誘降重慶國民政府，主要對象是領導人蔣介石和汪精衛。在誘降汪精衛集團時，日本妄言要“援助中國從東亞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它還嘲笑中國沒有平等地位，被西方國家“不是當做一個盟國，而是當做一個工具使用。”
汪偽政權建立後，1940年11月30日，汪日簽訂《中日間基本關係條約》，日本政府表示：隨著中日關係的新發展，將“撤廢”其在中華民國所享有的治外法權，並“交還”專管租界。1942年1月9日，汪偽政權向美英宣戰，一小時後，日本即與之簽訂《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等之協定》。3月30日，汪偽政府“接收”杭州、蘇州、漢口、天津等日租界，5月28日，汪偽政府“收回”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6月5日汪偽政府“收回”天津、漢口、廣州3個法租界。6月30日，汪偽政權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日本大使谷正之訂立《關於實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條款》及“瞭解事項”，並就有關事宜互換照會宣佈該租界將於8月1日由汪偽政府“收回”。至此，除重慶日本租界由國民政府收回外，其餘11個專管租界和2個公共租界均被汪偽政府“收回”。
由於汪偽轄區實際上是日本佔領區，因此，汪偽政府“收回”的外國租界，實質上是從“國中之國”變成了淪陷區。顯而易見。日本“交還”租界及“撤廢領事裁判權，無非是為了”籠絡中國民心”和“企圖拆散盟國團結”。
汪偽政權的這些廢約行為一般都被認為是一出“鬧劇”，但當時的美、英等中國的盟國卻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所以說李敖的評價並不完全是調侃之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因美、英、法等國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依然存在，各國在華依然擁有租界，並享有領事裁判權等特權。
日本侵華期間，在佔領區執行“軍令高於一切”的政策，宣稱任何外人必須服從日本軍法。1937年12月27日，日軍在上海宣稱：日本無意否認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這完全是各國與中國的問題，但中日間的敵對行動，日本從軍事方面考慮，認為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因此上海公共租界、天津英租界、廈門公共租界不斷受到日軍的騷擾。1939年前後，美國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現實：中國大片國土已淪陷於日軍之手，大量美國僑民已在動盪期間撤離回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究竟有無實際意義?基於以上情況，美國終於向中國表示，願意在戰後恢復法權談判，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而此時，英國的態度也有同樣轉變。
臺灣“中央研究院”前院士，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對這段歷史的論述，可以看出美、英等西方列強對廢約一事的不關心不熱心，均打算到戰後再進行談判。郭在書中寫道：“中國雖為同盟國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國惟望中國無條件追隨，英國對中國的輕蔑與妒忌，兼而有之。”“中國沿海沿江條約口岸及要城，為日本佔領後，美英在中國原有的特權實際多已不能享受，復以日本聲言願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間，英美亦宣佈，戰後將與中國商談取消在華特權，尚不肯立時廢止。中國要求改善在同盟國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輝主張中國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宋子文反對，胡適不甚熱心。六月，熊改向白宮行政助理居里獻策，謂美國對華援助物資有限，正應取消不平等條約，給以精神鼓勵。美國政府認為這是惠而不費之舉，經與英國交換意見後，十月九日，國務卿赫爾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準備與中國談判放棄在華特權及有關問題的條約，另訂新約。同日，英國亦有此表示，繼之為加拿大、荷蘭、巴西等國。”
著名美國傳記作家、學者布賴恩.克羅澤在其名著《蔣介石傳》中指出：“在1942年10月10日的‘雙十’紀念日上，委員長公佈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最為中國人挽回臉面的事情。他宣佈，美國和英國已經放棄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所給予他們的治外法權。英美兩國放棄這些權力並非出於被迫，就這一層而言，中國的這兩個盟國作出重大的讓步可以說是自願的，但是，這並不是他們主動提出來的。起初，他們主張在戰後再作決定。但是，蔣介石對他們指出，早一些宣佈會起到鼓舞中國人民的效果，考慮到這一點，英美作出了讓步。”
即便美、英的讓步不過是一個“惠而不費之舉”，也使得國民政府費了不少的力。汪精衛政權的廢約活動在客觀上對國民政府廢約起到了催促的作用。
1942年夏，太平洋戰場上的形勢發生了對盟國有利的變化。中國作為同盟國成員，廢除不平等條約本應該是順理成章之事，但英美就是拖著不辦。蔣介石便讓夫人宋美齡於1942年4月23日在紐約時報發表《如是我觀》一文，直接提出外國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等特權不無令人遺憾之處，文中還辛辣地諷刺說：
“現在連日本政府也提出什麼大東亞建設的構想，以東亞各民族的解放者身份自居，鼓吹美國、英國等應廢除在東亞的殖民統治，汪精衛和日寇演雙簧，搶先提出接管上海租界管轄權等要求。親愛的英、美盟國當局，你們難道真想讓汪精衛集團在廢除侵華特權方面跑在盟國前面嗎?”
在國民政府的一再要求下，美、英政府不得不宣佈放棄頑固立場。美國政府於1942年10月9日發表聲明：“美國政府準備立時與中國政府談判，締結一個規定美國政府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國際問題之條約。美國政府並希望在最近期內以完成上述目的之草約，提交中國政府考慮。過去數週內，美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就此項一般問題交換意見，美國政府欣悉英國政府具有同樣的意見，並正採取相似之行動。”
蔣介石終於和汪精衛在為廢約開始比速度了。
當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外交談判一開始，蔣介石就發現問題並不那麼簡單。除了美國要求租界取消後，中國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美國人(包括公司及社團)或政府在中國領土內現有不動產的權利等問題外，主要還是英國關於香港的地位問題。
當中英開始談判時，英國大使薛穆沒想到國民政府竟然非常重視香港問題，要收回香港。於是薛穆請示英國當時的首相丘吉爾。英國不同意交還香港。蔣介石轉而求助美國對英國施加壓力。這個談判過程持續了一段時間，蔣介石不斷從開始的立場往後退，由初時提出戰後從英方手裡討還香港的主權，退而提出二戰結束以後英國應歸還被租借的九龍地區。雖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這樣的讓步，但仍然希望在簽訂《中英新約》中寫上這麼一句根本就不能實現的話。因為這樣可以給他一個臺階下，以便給中國政府和他一個面子。後來，蔣介石見英方談判代表拒絕了這一建議，又通過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約》之外，採取口頭的方式談到“戰後九龍歸屬問題”。可是，英國談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爾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龍的戰後歸屬問題上寸步不讓。蔣介石之所以對收回香港地區如此不遺餘力，因為他已經意識到：“如果英國方面連這種口頭上的許諾也不答應，那麼這樣的新約就毫無意義。”
但英國方面的回答是英國首相丘吉爾於1942年 l1月10日在倫敦市政廳發表的演講，他蠻橫地宣稱：“凡屬大英帝國者，本人必須保守之。本人不是為了解散大英帝國而出任首相的!如果有這種事發生，請另找他人辦理，我決不會放棄任何一塊大英帝國的領地。我將指示大英帝國外交部人員公開宣佈：廢除英國在華特權並不包括將香港交還中國。”
為了趕在1943年元旦與美英簽訂新約，也為粉碎日本“企圖拆散盟國團結”的陰謀，蔣介石同意在香港問題上讓步;但英國仍要求延期簽訂新約，美國為照顧英國也要求延期。
1943年1月6日，日本大本營破譯了“美特密第七號電報”，獲悉“關於美國撤銷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已有美中雙方簽署的條約及附帶的換文(涉及範圍甚為廣泛)，擬於近日經參議院審議生效”。於是，汪偽政權和日本政府一起爭分奪秒，上演了1月9日那場“鬧劇”。
蔣介石正在為美英的拖延感到不快時，看到了《汪日共同宣言》和《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忙命外交部與美、英兩國交涉，指出中國與美、英兩國雖是盟國，但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上，卻讓日本和汪精衛集團搶了先，實在不利於世界反法西斯大業。
汪偽政權的廢約的確強烈地刺激了美、英兩國，遂速於1943年1月 l1日分別簽署了《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極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和《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待權條約》。
蔣介石總算完成了一件大政績，但還是留下了遺憾。他在日記中寫道：“日汪先行發表偽廢除不平等條約，殊為遺憾。一般人士雖明知偽約為兒戲，然而中美新約繼其後發表，未免因之減色。”(見《蔣總統秘錄》第十三冊)
汪偽政權雖然搶了先機，但因其漢奸的面目，在國人中影響並不大。而國民政府簽訂的中美中英新約，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歡迎，畢竟是百年來中國人民的長期願望得到了一定的心理滿足。普通民眾也不可能仔細研究那些具體的背景和分析後續的發展。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處於艱苦的相持階段的抗戰，這樣的消息確實能夠鼓舞廣大民眾。
不過當時不少學者名人對此卻比較清醒。重慶的《大公報》社評就認為：“這無疑是國人快慰的一件大事，但不宜作太過輕率的樂觀。美國英國雖把平等交還了中國，惟交還的精神重於物質，形式多於內容。”宋慶齡發表了有關談話，在對新約予以適度肯定的同時強調：“廢除不平等條約，原是總理畢生致力的一大目標，到了現在，這個目標開始實現了。”為什麼只是“開始實現”?因為平等不能只靠外人給予。“要使經濟與文化臻於平等地位，非外交談判所得為功，必須國人從多方面奮發猛晉始得實現。”她還特別指出：“美英歷來享受的不平等權利，雖從此廢除，但在實際上這種權利尚淪陷在日寇之手，故非將敵人驅出國境，則不惟特權無法收回，而淪陷區同胞呻吟於敵偽雙重壓迫之下，仍將不獲享受此等新約所予我們平等解放的保證。”
同國統區的一樣，延安也舉行了的盛大慶祝活動，鼓舞了廣大民眾的抗戰信心。但與此同時，延安方面也明確地強調：沒有抗戰的勝利，“中國的獨立解放便無法實現，中美中英間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也還是一紙空文。”中國要變成獨立的國家，不僅有賴於對日戰爭的勝利，而且有賴於戰後國家之建設。
中國共產黨與廢約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盛大慶祝活動，表明了中共對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一貫重視的態度。第一個把取消不平等條約列入綱領的政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取消不平等條約列入最小限度綱領是在1923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共同把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列入了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為國民黨的外交政策和民主革命的對外綱領。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則有了中美中英新約的簽訂。雖然嚴格地說還只是一次在形式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但至少對艱苦抗戰的中國人民是一種精神上的鼓舞,值得慶祝是理所當然的。
延安的《解放日報》於1943年2月4日發表的社論，在肯定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和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取得廢約成功的同時，清醒地指出了只有國家有能力獨立自主自強，才能真正把廢約變成現實。在社論中還特地提到了拋棄“列強援助”的幻想的重要性。
事實很快證明，如果沒有獨立自主自強能力，把大部分希望甚至全部希望寄託在“列強援助”上，中國人民追求與列強的平等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於事實上的不平等，在涉及美、英根本利益上，美、英的強權政治是不會打折扣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國關於香港的問題外，令人失望的還有在廢約近五個月後的6月7日，中美又簽訂了一個新文件。美國的中國近代史泰斗費正清先生在《美國與中國》中，談到了這個稱之為《中美關於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的協定。他指出：“ 1943 年1 月11 日，根據平等原則簽訂了一項新的中美條約。但不到五個月又簽訂了另一協定，使在華美軍(到1945 年達60000人)可以不受中國刑法的約束。美軍基地、補給和運輸部門、無線電通訊網、航空系統和陸軍郵局不久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工作，其規模之大和獨斷橫行的程度是中國西南地區即使在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戰爭結束時，上海馬路上有好幾個月擠滿了美國大兵和酗酒鬧事的水手。”(見該書第321頁)
美、英本來想借簽訂新約之機鼓勵蔣介石不要與日本妥協，繼續拖住日軍。但這種鼓勵卻在另一方面助長了蔣介石的錯覺，他覺得這種使戰局膠著的狀態可以趁機推進“抗戰建國”，即意圖在“建國”過程中將共產黨和其他一切不服從的因素都漸次消弭乾淨。蔣介石的興趣轉到了國內政治規劃，但羅斯福等人的興趣則在激勵蔣介石的對日軍事行動。1943年10月30日，羅斯福又通過在莫斯科簽署的《普遍安全宣言》，把國民政府推上了“四強”的位置。但在其內心深處，仍然對蔣介石的抗戰充滿疑慮。在11月22～26日舉行的美、英、中三國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知道了許多關於中國的事情”，對蔣介石有許多不滿，尤其不滿蔣的部隊消極抗戰，擔心“蔣能否堅持長期抗戰”。因此，連沒有參加開羅會議的宋子文也知道，當美、英討論涉及到有關“中國命運之決定”的遠東問題時，“蔣委員長竟被置於旁觀者之列”。
羅斯福的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1944年4月到12月，日軍投入了兵力約51萬人發起“一號作戰”，把先後參戰的250萬國軍打得潰不成軍，使之損失50餘萬(一說70萬)，丟失大片國土，徹底暴露了蔣介石消極抗日和國民政府的貪腐無能。羅斯福估計中國戰場有崩潰可能，便加速將蘇聯拉入對日作戰。為此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用中國的部分領土主權同蘇聯做了交易，秘密簽訂了《三大國關於遠東問題協議》(即雅爾塔協定)，中華民族的利益造成了長遠的嚴重損害。如果說以前的中外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政府的代表還可以坐在談判桌上，不管是否有作用或是作用大小，行使自己的發言權，但雅爾塔協定卻連這點象徵性的權利都沒有了。儘管中國並不是這個協定的簽字一方，但後來美國卻要求蔣介石“履行雅爾塔協定”(見《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RUS) 1945 第7卷 第950頁》。
在此期間，中共始終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發動廣大群眾投身抗戰，爭取早日贏得民族獨立，這也是加快把廢約變成現實的一種實實在在的努力。中共在抗戰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4年9月，鑑於國民黨在正面戰場又丟失大片國土，中共中央決定開闢新的戰略區，並將日軍的1944年新佔領的廣大地區作為擴大解放區的重要目標。當時有人稱：國民黨把什麼地方丟給日本，共產黨會就馬上派軍隊進到那裡建立解放區。經過動員全民抗戰，解放區軍隊發展到120萬人，連同地方武裝達到近400餘萬，根據地從原來僅150萬人口的陝甘寧轄區一隅之地發展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當時的國民黨軍隊退縮到到了雲貴川等邊遠地區。而中共武裝已經控制了連接東北的通道和包圍著北平、天津、青島、南京、上海的大片敵後根據地。
為了對付越戰越強的共產黨的武裝力量，防止蘇聯在戰後支持中共，蔣介石在美國的授意下派宋子文等人於1945年6月30日抵達莫斯科，就雅爾塔協定涉及中國的具體內容與蘇聯談判。蔣介石是在6月15日看到美國大使赫爾利送來的雅爾塔協定的全部條款和斯大林與霍普金斯5月28日會談紀要的備忘錄的。蔣介石對備忘錄中記載的斯大林將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的允諾感到甚為欣慰，但對雅爾塔協定中那些苛刻的損害中國主權的條款，卻也的確感到心驚不已。但無論如何，他知道對兩大國的聯合意旨是違抗不了的。談判的結果就是在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宣佈投降的前一天，與蘇聯簽訂了連斯大林自己都認為“不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最大的惡果是國民政府被迫同意外蒙古獨立。儘管當時蔣經國還對斯大林說：“蘇聯肯出兵對付日本，這對中國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於蘇聯的出兵而失去中國對外蒙古行使主權，坦白地說，是丟了外蒙古，這個要求實在難以遷就。因為這是個主權的問題，如果我們答應貴方要求，那麼中國四萬萬民眾都會罵我們是賣國賊。而且，在今後中國的歷史上，我們這些人也會落得個遺臭萬年，萬劫不復(的下場)，成為民族罪人。”但是，國民政府在談判中還是在實質上失去了外蒙古。8月14日晚在莫斯科舉行的隆重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宴會上，斯大林的關於竭盡全力幫助中國實現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的表態，使在場的國民政府官員感到了不虛此行。身在重慶的蔣介石也對赫爾利表示，對中蘇條約“總的說來是滿意的”。
早在二戰還在進行時，美國工商界就決心抓住與中國結盟的良機，來實現上世紀留下來的開發中國市場的偉大夢想。於是在1943年的中美新約中規定，兩國在戰爭結束後6個月內進行談判，“簽訂一現代廣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設領之條約”。1946年中國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為了在內戰中取得美國更大的支持和援助，於同年11月4日，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該條約從文字上看來雙方是平等的，所有規定都是中美雙方平等互惠的。但是，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如此懸殊，兩國之間實際上根本沒有平等可言，因此這是個新的不平等條約。該條約公佈後，立刻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嚴厲批評。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怒斥該條約是“不惜以全國老百姓的權益向美國交換武器殺同胞，與美國訂立喪權辱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壓倒我民族工業，忍心害理，莫此為甚”。
1943年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蔣介石聲稱中國已獲得“完全獨立平等自由地位”。但是，國民政府隨後簽訂的那些條約，包括《中美關於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中美航空條約》等，加上美、英、蘇的《雅爾塔協定》，使得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上越陷越深。在抗戰勝利後的日子裡，中國丟失了佔二戰前國土面積約七分之一的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美國大兵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橫衝直撞，一年內僅僅在天津就造成市民死亡和重傷上千人。中國的大部分領土、領海和領空對美國軍隊開放。國家主權的淪喪到了晚清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中國的成立，使“加在中國頭上的長達100 年的不平等條約的時期，在到處一片咒罵聲中宣告結束了。”(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 第320頁)但是，還有與蘇聯的關係要處理，也就是說，《雅爾塔會協定》參與國之一的蘇聯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劣跡也必須清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堅決而巧妙的外交鬥爭，終於“使美英蘇在雅爾塔搞出來的有關決議成為廢紙一堆”(見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
毛澤東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佈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因此，時至今日，儘管學術界有人對1943年的廢約和後來國民政府與美國、蘇聯、英國簽訂的條約的事件持不同的看法，其中有的人還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但是，有一條卻是不能忘記的：“新中國建立後，才真正結束了不平等條約時代，這是學術界的共識。”
(見李育民等編：《近代中外條約研究綜述》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第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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