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春天，宣南的南海会馆，一个身材矮小，三十岁左右的书生从会馆里踱出，向不远处的法源寺缓缓走去。
他的名字叫康有为，广东南海人，这是第二次来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因为离秋天的开考还有一段时日，他就下榻在南海会馆。
出宣武门往南，到菜市口，进教子胡同，往南到底，左转进法源寺前街，即可看到坐北朝南的古寺山门，门额大理石上镌刻着“法源寺”3个金字，熠熠生辉。朱红山门为三座殿堂式建筑，三座门，寓意着三重解脱，进此门即可解脱空、无相和无作，到达自在境界。门前一对威武石狮，衬托山门的肃穆庄严。山门对面，是一座大影壁，隔离民居，划出一方佛家净地。
走进山门，迎面而立的是天王殿，两侧的钟鼓楼旁，树木林立。鼓楼前有一棵文官果树，大约已有300多年的树龄。
此刻正是春天，院内丁香开得正艳，雪白，香气馥郁，宛如一片香雪之海。无数人头攒动，在花丛中流连。
康有为皱着眉头，盯着这丛愚昧的脑袋，叹了一声，越过花丛，穿过大雄宝殿，来到了殿后的悯忠台前。
悯忠台，才是康有为这番寻访法源寺的主要目的。
台子高一米多，周围有砖砌护栏。殿堂建于台中，外墙以十二个柱子为架，以示一年十二个月；内室以十二柱支撑，以示一日夜的十二个时辰。寓意时光流转，佛法永存，很是别致。故宫的御花园中，有一个万春亭，也采用了这个样式，只是外观如亭，寓意也引申为季季春、万年春、青春永驻。
和前院不同，悯忠台前一片冷寂，这个破败的阁楼，和其中陈列的断碑残碣，对前来游春的红男绿女们毫无吸引力。康有为慨叹了一声，似乎既饱含着对愚民的怜悯，又有一些喜悦，他对书法有着精深的造诣，尤其爱好碑刻，这些历代留存的残碑断碣，在他眼中，有着非凡的魅力。好在愚民不懂，不来跟他拥挤，这倒是件好事。
这个台子，是法源寺的独有建筑，看到它，才能让人有探询的冲动，为什么在别的寺庙中没有类似的东西，而独独存在于法源寺中。
历史，就在康有为面前一卷卷地展开。博学万方的他，对这座寺庙的历史，是再了解不过了，只是以前都得之于书本，没有此刻这样直观而已。
那墙壁上嵌的《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承进为荐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幢》等碑刻，在这位30岁的广东才子面前，幻化为一片久远的春光。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春天，幽州正是鸟语花香的季节。那时，现在的朝鲜还分为三部分，高句丽、百济、新罗。其中，新罗侍奉唐朝最力。由于高句丽阻隔新罗向唐王朝的进贡通道，唐太宗李世民不顾太子及群臣劝阻，亲率大军，来到了幽州的蓟城，拉开了征伐高句丽的帷幕。
幽州成为这场战争的后勤基地。
李世民在幽州蓟城的东南郊誓师，大飨六军。很快，一路人马从莱州（山东掖县）登船跨海直抵平壤；主力军则由李世民亲自率领，从陆路向辽东迤逦而去。
曾经征服突厥、尊号为“天可汗”的李世民以为，自己的百战虎狼之师，对付小小的高丽简直牛刀割鸡，轻而易举。却没料到，这场对高句丽的战争远比相像的艰难，往日攻无不克的唐军，在高句丽猬集的箭矢下，纷纷栽倒，长眠在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小小的高句丽，展示出了难以想象的坚韧，它的顽强抵抗，让大唐王朝境内的无数春闺绮梦化为了泡影。战争从春天一直延续到冬天，就出征目标言，唐军无重大战果，高句丽依然屹立。
四十九岁的李世民亲眼目睹了杀人盈野的场景，加上冬季临近，粮草缺乏，决定终止这场战争。于是，在萧瑟的晚秋风中，他怏怏率军后撤。十一月，残军返回了蓟城，路上人马枕藉，死亡无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里的千古名句竟然成为这场战争的贴切注脚。
李世民伤心不已，他颁下诏令，在幽州修建一座寺庙，以缅怀祭祀在这场战争中为他捐躯的炮灰。他的原话是“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他似乎想吸取这次东征无功的教训，寺址就选在半年前他慷慨誓师之地，以誓师始，以建寺终，真像一场滑稽的游戏。
贞观二十四（650）年，李世民在春光明媚的长安城死去，留下了一个繁荣的江山，交给他懦弱的儿子李治，他死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忧虑，那千里外正在修建的寺庙，应该不会在他心中掠过。他要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也许他早就忘了那些长眠在三韩的白骨。
寺庙就这样不紧不慢的建造着，也许一度停工。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李治再次颁诏建寺，可寺庙仍然没有完工的迹象。一直到武则天登极，第三次下诏催促，寺庙才姗姗来迟地落成。这时已经是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高句丽早已不在，距离李世民第一次发出建寺的诏令，时光，已经整整流过了五十一个春秋。
拖得这么长，在中国寺庙建造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夺取了唐朝的帝位，但武则天却没有违背她第一任丈夫李世民的愿望，仍将这座寺庙赐名为“悯忠寺”。这场对数千牺牲将士的追思，来得何其之晚；而“悯忠”二字，又是何等的悲凉。世界上罕有一座寺庙，在刚落成时的起名，就这样充满悲凉之气。
如林的廊阁当中，屹立着一座百尺高阁，仿佛去天不远，这就是悯忠寺内独具特色的建筑“悯忠阁”。它的高大嵯峨，让人想起那首有名的唐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悯忠高阁，去天一握”，这两句韵文，是当时幽州百姓口耳相传的谚语。也许，这座高阁曾是幽州军事重镇蓟城之中，让无数人翘望的城市标志。千百年后，我们还能想见它在碧落中昂然屹立的神采。
时间又慢慢流逝，远在帝国东部的蓟城，并不让人如何惦记。悯忠寺是怎样度过它后面平淡的春夏秋冬，我们也不知晓。这样的平静，一直延续到公元755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十五载。
此刻，蓟城的统治者是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这位身材矮胖的胡人，总管着三镇的军事、经济大权，管辖着帝国边疆最精锐的部队，在为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同时，也萌生了对大唐王朝“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
有意思的是，这反叛的策源地正在幽州，也许享受悯忠寺抚慰的无数“忠魂”，对唐王朝并无任何“感恩”，一百多年来，冤魂的怒气从未消歇。也许并不需要多大的动员，愤懑就一触即发，希望向李家一讨公道。
755年，安禄山和他的部将史思明揭起了反叛的旗帜，旌徽南指，势如破竹，强大的唐王朝立现土崩瓦解之态，洛阳以东，转瞬成了叛军的天下。在关中锁钥的潼关，海洋般的叛军淹没了潼关守将哥舒翰的劲卒，将后者赶下黄河，化为鱼鳖。唐玄宗只好带着杨贵妃，仓惶向成都方向逃窜，这个无耻的逃窜，史书上照旧有个文雅的名字，叫“明皇幸蜀”。
悯忠寺被安禄山改名为“顺天寺”，并在寺的东南隅建了一座木塔，高达十丈，与悯忠高阁争辉，他当然极希冀叛乱成功，从此名垂青史。孰料攻陷长安不久，他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斩杀。不久，安庆绪又死在史思明的手中。
至德二年（757年），自以为得势的史思明，在悯忠寺的西南隅也建造了一座高十丈的塔，取名为“无垢净光宝塔”，请参军张不矜撰文、参军苏灵芝书写。据说这位苏灵芝，就是著名书法家李邕，他的《麓山寺碑》是历代行书的典范。史思明之所以建塔立碑，本来是为安禄山称帝定都幽州祈福，哪知事态突变，安禄山被杀，他只好降唐，并赶紧找人磨改已经刻好的碑文，宣称此塔是为唐肃宗李亨继位所建。然而不久，他又重新起兵，但也旋即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和安禄山的命运，前后交相辉映。
今天，高耸入云的悯忠阁已泯灭无存，阁东西的两座十丈高塔，也早已不见踪影，倒是那“无垢净光宝塔颂”的碑石还在，历遭千余年劫难的石刻，成了“安史之乱”十分难得的实物见证。唐太宗若地下有灵，将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啼笑皆非的场景。
康有为再次感叹了一声，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寺外走去。身后，攒动着一簇簇金钱鼠尾的脑袋，以及雪白的丁香。
他想不到，这些金钱鼠尾的脑袋，只能攒动几十年；但他更想不到，即使没有金钱鼠尾，那些不断更新的脑袋，其质地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继续攒动下去，也许还要攒动几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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