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於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年）開始建設，以南京故宮為藍本營建，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成，今年恰逢紫禁城建成600年，在由紫禁城向故宮博物院轉變的過程中，著名學者、歷史學家陳垣先生居功甚偉。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後，陳垣挺身而出與軍閥周旋，矢志“護寶”，曾一度被軟禁。從北洋政府變賣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八千麻袋”事件，至組建清室善後委員會，統一清點核查清宮珍寶、文物、文獻；再到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之成立，開始統一整理故宮積存明清檔案及“四庫全書”；諸此種種重大歷史事件中，陳垣始終以一位學者的良知從中積極“斡旋”，矢志“護寶”。一方面傾力守護與發掘這些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產，另一方面又苦心孤詣地將這些寶貴遺產做成“有意義之史學”，終成故宮典籍文獻的一代“領讀者”。
這樣一位值得後人崇敬與追思的故宮“護寶人”與“領讀者”，值得我們紀念。今年正值陳垣先生140週年誕辰，回顧近一個世紀之前的前塵往事，或許正當其時。謹以此文敬獻紫禁城建成600年，以及陳垣先生140週年誕辰。
▌故宮角樓與景山遠眺（舊照，攝於清末）
守護故宮，竟被“傳喚”
1926年9月9日，北京《世界日報》第三版的報道中，一則“故宮博物院成立點交委員會”的新聞，與一則“陳垣昨早被傳”的新聞並列一處。從這兩則新聞報道來看，此前一天，曾任清室善後委員會事務長（即常務委員長）的陳垣，“被某司令部傳去”，而這一事件與故宮博物院成立點交委員會竟在同一天，這就未免有些匪夷所思了。
須知，在1924年溥儀被“逼宮”之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就一直是故宮遺產最直接、最高級別的管理機構。故宮博物院成立點交委員會這麼大的事情，為何沒有提及原清室善後委員會的隻言片語？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陳垣又被傳喚了呢？這一切，還得從“逼宮”事件說起。
▌陳垣（1880-1971）
1924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當時的大總統曹錕，又將溥儀從紫禁城中趕走。1924年11月7日午夜，臨時政府正式發佈命令：“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業經公佈施行，著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眾。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善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遠。”隨後成立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由李煜瀛（又名李石曾）為委員長，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方9人、清室方5人，另以京師警察廳、京師高等檢察廳、北京教育會為法定監察員，又特聘名流吳稚暉、張繼、莊蘊寬為監察員，國務院與其所屬各部院各派二人為助理員到會，以使工作昭信於國人。12月20日，清室善後委員會以委員長名義函請陳垣代理委員長，併兼任常務委員。
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在點查養心殿時，發現上年春夏間清室密謀復辟文件，當即抄錄，以事關內亂致函京師地方檢察廳，請提出公訴。鑑於事態之緊急，9月29日，清室善後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組織故宮博物院。10月10日，清室善後委員會通電各界，宣佈故宮博物院成立。“紫禁城”從此由皇傢俬產變作國家公產，逐步向公眾開放。在時局動盪交迭的局勢中，陳垣主持清室善後委員會繼續開展故宮文物點查工作。一方面是全力摸清故宮家底，以便妥善管理與守護；一方面也是為故宮真正化身“公產”，將來向公眾全面開放作準備。
到了1926年6月，直系杜錫珪以海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成立臨時內閣。杜錫珪提出“故宮改組”方案，另成立“故宮保管委員會”，準備將清室善後委員會與故宮博物院排除在外。這一保管委員會由清朝遺老及新內閣人員組成，趙爾巽與孫寶琦分別出任正副委員長。該計劃剛剛開啟，坊間流傳故宮或將交還溥儀的傳聞。與此同時，“保皇黨”康有為也開始四處遊說與活動，一方面致信吳佩孚等軍政首領，一方面會見名流要員（包括陳垣），希望最終實現“故宮歸還溥儀”。
改組遭拒，陳垣被禁
雖然“故宮歸還溥儀”之議，在社會各界的反對之下，最終化為泡影，但“故宮改組”風波又起。這一風波源於陳垣主持之下的清室善後委員會，與試圖強力接管故宮的杜氏政府之間的對決。
杜氏政府來勢洶洶，意圖“各部共管故宮”，即政府各部派員直接重組與改組故宮博物院委員會。只要實現“各部共管故宮”，故宮將直接為政府所控制，至於政府及其背後的勢力（直系或奉系）如何“保管故宮”，則一概與清室善後委員會無關了。
不過，杜錫珪麾下的各部大員，卻未必與其同心。尤其是杜氏政府欲成立的“故宮保管委員會”中，有載洵、寶熙等遺老派，尤為招人反對。而各部員最為疑慮與擔心的故宮文獻如何“接管”的問題，也集中體現了當局只著意於故宮古物及珍寶之價值，對於故宮所藏文獻史料部分，根本未加重視，更無專業管理與研究之長遠規劃。距此不遠的1921年北洋政府變賣清宮內閣檔案的“八千麻袋”事件，正是前車之鑑。這樣教訓慘痛的集體瀆職事件，稍有良知與識見之人，皆是不願重演的罷。
在此情況下，陳垣主持清室善後委員會向杜氏政府提出三點：
（一）要求政府下命令，聲明負保障故宮一切官產之全責，不能任意抵押，不能歸還溥儀。
（二）慎重移交。組織移交委員會。
（三）清宮前所發現溥儀一切復辟文件，接收者不能私自毀滅，故宮博物院仍當保存。
當時財政困難的杜氏政府，急欲接收故宮，恐怕並不是為了什麼保管公產的責任心驅使。1926年9月2日，陳垣與政府所派的官員就“接收故宮”事宜發生爭議。為此，杜氏政府甚至提出了“於必要時以武裝接收”的計劃。兩天之後，事態急轉，“武裝接收”終未實施。事態發展至此，也就不難理解前述1926年9月9日，《世界日報》所載“故宮博物院成立點交委員會”的新聞，何以要與“陳垣昨早被傳”的新聞並列一處了。一方面，因政府與陳垣的交涉，均告無功而返，政府所派官員還辭職而去，當局不可能再坐視不管，“成立點交委員會”與“陳垣被傳”這兩個事件，應是當局做出的連鎖反應，二者之間確有關聯。另一方面，這也寓示著“接收故宮”的最大障礙——陳垣，將被當局強力排除於新舊兩個委員會交接工作之外了。
關於陳垣被“傳喚”這一事件，陳垣的長孫陳智超在事發近90年後，又披露了一些歷史細節。在其編著的《殊途同歸：勵耘三代學譜》一書中，憶述了一些內幕。
據此書相關內容，可知陳垣代表善後委員會提出：“如果你們要接管故宮，必需組織點交、接收兩個委員會才能交接。必需點完一處，移交一處，未點之前，仍用舊封，由舊會負責；點完之後，移交新會換封，由新會負責。”同時，還嚴肅提出：“接管一定要做到三點，故宮所有藏物：一、不能還給溥儀；二、不得變賣，三、不能毀滅。”最後，又作了進一步表述：“比如交給人家一箱物品，不清楚箱裡都放的什麼，則無法交，對方也無法接。如果你們不同意點交，可以由接收方面登報聲明，說明自願負故宮的全部責任，此後無論建築、珍寶、文物、圖書，如有損失，都與舊委員會全無關係。這是我們全體人員的意見，請你們考慮。”
隨後，杜氏政府讓憲兵司令王琦逮捕了陳垣，將其關押在地安門外頭髮衚衕的憲兵司令部。但迫於社會輿論壓力，又兼故宮同仁多方營救，半天后又不得不釋放。王琦派兩個憲兵送陳垣返回西安門大街寓所後，兩個憲兵住在了陳宅外院，頗有“監視”陳氏言行，將其“軟禁”的意味。
“軟禁”期間，著成“奇書”
“軟禁”期間，陳垣無法直接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相關工作，整個故宮博物院也處境艱難。當然，這種“不作為”的態勢，也間接地成全了陳垣等不讓當局染指故宮的緩兵之計。對此，他一直保持著緘默審慎的態度。與之同時，他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與個人著述之中，還出任輔仁大學校長。
就在被“軟禁”的這一年，陳垣編寫的《中西回史日曆》，交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改稱文史部）印製出版。這是一部頗為學界看重的“奇書”，一貫行事低調的陳垣對此書也有相當自信——這份自信來源於深藏於故宮的珍稀史料。
據其弟子啟功先生憶述：“《中西回史日曆》編到清朝的歷史朔閏的時候，老師就到故宮文獻館去查保存下來的清朝每年的皇曆。”陳垣曾很自信地告訴啟功：“清朝部分是我在故宮文獻館中校對了清朝每年的皇曆，自以為我的為正確。人不能什麼事都自負，但這件事我可以自負，我也有把握自負。”
《中西回史日曆》 陳垣著
此書為一部囊括自公元元年（即我國西漢朝漢平帝元始元年）以來的中歷（今稱農曆）、西曆（今稱公曆）、回曆（即伊斯蘭教歷）每日對照的大型日曆表。全書共二十卷，每卷記載一百年，每頁列表兩年。歷表分上、下兩格，上格記載西曆紀年、中歷朝代皇帝諡號紀年和干支、回曆紀年，還有重要的歷史事件；下格排列西曆的月、日，中歷的月、日，朔閏、冬至日，回曆的月首日，三歷對照，精密準確。這部歷表內容完備、推算準確，融中國歷史與中西天文曆法為一體，可供廣大歷史研究者利用。
譬如，我國南宋丞相陸秀夫因抗元失敗，逃至新會，最後揹著宋帝昺在崖門跳海陣亡的悲壯事件，據《宋史》記載為“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查《中西回史日曆》，可以推知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為公元1279年3月19日。試想，即使是在《中西回史日曆》出版近百年後的今天，如果沒有電子萬年曆的幫助，要想推算早至宋代以前的歷史事件之西曆確切時間，也絕非易事。而這樣的狀況，於百年前的中國學者而言，更是難事。
此外，在中西曆換算與推算中，還有一個最為明顯但又時常會遭遇的問題，即中歷歲末，往往會是西曆新年之初，這就會造成某一年如以中曆紀年，這一年往往還有數十天要延續到下一個西曆紀年之中。在確定歷史人物的生卒年時，往往就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中西回史日曆》的編者陳垣，在其從事一生的史學研究中，深感這一狀況始終是困擾史學研究者的重大問題。他經過三四年的苦心鑽研，直至其“軟禁”期間，方才最終校訂完善，交付印製，終告功成。應當說，《中西回史日曆》的出版，對於研究歷史，對於精確考證史實，確是一個福音。
摛藻堂中，發現孤本
在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任職期間，陳垣傾力“護寶”，始終關心，尤其重視故宮典籍文獻的保護、發掘、整理與研究。
另一方面，故宮寶庫中的珍本秘笈，也回饋著這位“護寶人”。早在1920年，陳垣即對京師圖書館所貯，由熱河運來的原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進行了實地調查，當年即撰成《文津閣四庫全書統計表》。這是國內首次對《四庫全書》的冊數與頁數所做的精細調查，在當時的學術界實為開創性工作。
時至1925年4月，清室善後委員會尚未存在、故宮博物院尚未成立之前，陳垣又在故宮御花園裡有過非同尋常的發現。
那時，御花園東北角堆秀山東側的摛藻堂，已成了堆放雜物的倉庫，髒亂不堪。該建築依牆面南，面闊五間，黃琉璃瓦硬山式頂，堂西牆闢有一小門，可通西耳房。堂前出廊，明間開門，次梢間為檻窗。室內放置書架，為宮中藏書之所。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後，《四庫全書薈要》曾貯藏於此，供乾隆皇帝隨時閱覽。
《四庫全書薈要》是乾隆皇帝組織整理完《四庫全書》後挑出來的精華，選編慎重，卷帙精約。所收種類只有《四庫全書》的七分之一，而冊數是《四庫全書》的三分之一。由於《四庫全書薈要》專供皇帝御覽並批示意見，不能因忌諱原書文字內容而大量刪除、修改文獻，所以較《四庫全書》而言，其內容可謂盡錄原本，存真求實。這部書的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相同，但抄寫更精，裝貯更善。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目錄》
熟悉此中典故的陳垣，即刻安排了對摛藻堂的清掃查驗，終於發現了倚牆而立的《四庫全書薈要》書架和書函。點驗架上書函，竟有2000函之多。打開書函清點冊數，竟達11151冊。此外，尚有複本及別錄多種，共計約14000冊之多。
陳垣大感快慰，特別在摛藻堂前攝影留念並題詞。須知，這部書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兩部：一部放在宮中御花園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內的味腴書屋。而圓明園毀於英法聯軍之手後，摛藻堂的這部書遂成孤本，其歷史價值與學術價值之高，不言而喻（該書抗戰期間南遷，現存臺灣）。而陳垣於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即發現了這部孤本，於中國學術與文化的貢獻，自然功不可沒。
與陳垣“軟禁”期間竟著“奇書”同步，北京的軍閥紛爭與時局動盪也在不斷激變中，漸次有了塵埃落定之時。
1926年11月14日，《北京晨報》刊發簡訊《陳垣已撤監視》，意味著陳垣重獲自由，可以重新迴歸到故宮管理與學術工作中了。
及至1928年6月，曾一度控制華北政局的奉系勢力，自封為“海陸空大元帥”的張作霖也被迫撤出北京，“北伐軍”開進了北京。之後，北京改稱“北平”，也從此納入南京政府的統一管轄。同年9月23日，在其被當局傳喚與“軟禁”兩年之後，陳垣又受邀參加全國古物保管會會議，出席時身份已為北平分會委員，開始重整故宮博物院相關工作。
陳垣對故宮所藏巨量明清檔案有過從管理、整理到梳理、校理的種種建議與舉措。譬如1922年，北洋政府出售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八千麻袋事件”發生後，北京大學積極謀求將其餘檔案劃歸北大整理。陳垣時任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就積極斡旋，終使北大得以接收這批檔案。從此以後，他與明清檔案文獻的因緣漸次深厚，為故宮所藏明清檔案的保護與整理，有過開創與開拓之功。
又如陳垣還曾計劃編纂有清一代史料長編，以繼承中國歷史編纂傳統，長遠保存文獻。可惜的是，由於受時局影響，這一宏願終未能實現。
▌故宮職員清點《清實錄》及相關文檔，攝於20世紀初。
時至1929年5月，陳垣又受邀為燕京大學現代文化班作了題為《中國史料急待整理》的講演，這次講演針對故宮巨量的明清檔案之整理，提出了“整理檔案八法”：分類，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編目。
這八種方法，實際上也是整理檔案的八個步驟，由簡到繁，由淺入深，條分縷析，其核心則是如何更方便讀者使用。這八種方法，也成為後來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主要工作方法。在以現代思想和方法整理古代檔案史料的過程中，明清史研究乃至中國現代史學，也因之煥發出新的活力與生機。
抗戰留平，守望故宮
眾所周知，“七七事變”前後，戰火綿延整個華北。那時，故宮古物部分南遷，大批學者也紛紛南遷。而陳垣一方面為教育、為學術計，毅然留在北平，仍在輔仁大學與廣大師生堅守，並撰寫了7部專著、10餘篇論文。
此時，陳垣提倡經世致用和“有意義之史學”,以書齋作戰場,以紙筆為武器,闡發中國民族歷史大義，希以此激發中華民族之同根血氣。在日偽橫行的北平城中，陳垣對故宮文獻極為關切，對那些未能南遷的珍稀文獻，仍然是一有機會就上手研究，且成果頻出。
以《明季滇黔佛教考》為例，一方面，陳垣在許多人所常見的書中發掘出不少尚未被研究者重視的西南地區佛教史料，例如從早已廣為流傳的傳世文獻《徐霞客遊記》等書中深入發掘；另一方面，利用了許多從未被研究者使用過的文獻記載，這種更為難得的史料資源就直接來源於故宮。
原來，在1939年初，陳垣又在故宮發現了一部從未為外界所知的《嘉興藏》，共計達2141種，有2453冊之多。據考，故宮藏明代嘉興楞嚴寺方冊本《大藏經》,簡稱《嘉興藏》,又稱《萬曆藏》。《嘉興藏》原藏書地點陰暗潮溼，蚊子很多。為了打開這座“三百年沉霾之寶窟”，陳垣每次需事先服用奎寧丸，方才入內整理。可想而知，陳垣為了整理與研究故宮所藏《嘉興藏》，不惜以身染瘧疾的風險與長期犧牲身體健康為代價，真可謂視學術為生命者。
正是在這極端惡劣的環境之下，陳垣帶領助手，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將整個《嘉興藏》翻閱了一遍，蒐集了清初僧人的許多語錄，在其撰述《明季滇黔佛教考》時，便充分加以利用，在抗戰期間的學術界中予人以別開生面、耳目一新之感。
無可否認，從上個世紀20年代延續到50年代，整整30年間，陳垣在學術研究上的獨樹一幟之手眼，在學術成果上的獨步一代之貢獻，有目共睹、自成一家。他在整理故宮明清檔案中成形的“整理檔案八法”，不但使得故宮文獻整理有法可依，更使中國目錄學在他手裡發展成為“史源學”；與之同時，“校勘學”也因他的“校例四法”有了定則可依。
巨量的孤本秘笈與明清檔案，是故宮賜予所有中國學者的寶貴遺產。陳垣，作為最早有機會接觸到這份遺產的中國學者，對這一歷史機遇，倍感珍惜；同時，對自己所肩負的歷史責任，也倍加珍重。就這樣，矢志“護寶”與決意“領讀”，互為因果；“護寶人”與“領讀者”，互相成就。
近一個世紀之後，回望陳垣與故宮的“前緣”與“往事”，儼然就是一部現代史學發展的回憶錄，更是一部中國學者與古典遺產互動的成就史。（責編：楊昌平）
來源 北京晚報·五色土|作者 肖伊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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