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原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1883年生於廣東三水一個沒落文官家庭，父母早亡，由兄嫂撫養長大，1904年赴日本留學。
次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踏上反清救國之途，並很快成為孫的得力助手，主筆《民報》，與改良派論戰，名聲鵲起。
這個2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詩文俱佳，顏值頗高，更可貴的是他有一種為革命獻身的精神。
“薪”是汪精衛常用的一個自喻。他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說：革命黨人，或以身為薪，或以身為釜。薪於火中燃燒，其光熊熊，頃刻化為灰燼，是為革命之“烈德”；釜於水火之間受盡煎熬，水不能蝕，火不能熔，是為革命之“貞德”。
薪和釜的用途不同，但“合而炊飯”，為“四萬萬人共餉之”的目標，卻是一樣的。汪感到自己耐性不足，願意為革命立即燃燒，在1910年春赴京行刺清廷攝政王前，他給戰友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
事敗入獄，在幾乎不可能活命的情況下僥倖得存，其獄中述懷“初心雖不遂，死所亦已獲。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鑊。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實非虛辭。
而汪精衛的另一獄中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也確是其心志的真實寫照。
後世史家在評論汪氏時有“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語，早年作為革命者的汪精衛，救國救民確是他的“初心”，這種理想與信念陪伴他走了不短的路程。
辛亥革命成功後，贏得了巨大聲譽、在南北雙方都有地位的汪精衛，卻拒絕做官，選擇出洋法國繼續留學，走教育救國之路。在袁世凱開歷史倒車的時候，他又挺身而出，幾次要求見袁，試圖在見面時殺袁殉國以捨生取義。
1920年，在孫中山的召喚下，汪終於回到廣州踏入仕途，出任廣東教育會會長兼軍政府最高顧問，其妻陳碧君質問他為何食言當初“不做官”的承諾，汪答以革命尚未成功，這也是孫中山對他的教導，畢竟此時距他轟動社會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十載，很難說其動機純為個人。
後來孫中山逝世，汪精衛全票當選國民黨主政的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從此便再無法走出政治，而革命、責任、威信與權力、尊嚴、利益也交織、糾纏在一起，讓人無法釋懷自拔、步步深陷其中。
首先是汪精衛與胡漢民的關係變得微妙了。汪胡早年均為《民報》主筆，被視為孫中山的左右手，二人情同手足。胡漢民說：“入同盟會以來，餘與精衛共事至多，相親逾於骨肉。”前述汪赴京行刺清廷攝政王時給胡留下血書，事敗胡全力營救，夢中見汪被處死而大哭，哭聲驚醒鄰室。
胡比汪稍年長，1924年汪隨孫中山北上時，胡留守廣州，代理大元帥職權。汪雖成為孫總理遺囑起草人，給外界以接班人之聯想。
而成立國民政府時，胡由代理大元帥轉為主席，也順理成章。投票時，汪有些不自信，自己投了自己一票，宣佈時竟為全票，他的臉紅了。
隨後決定國民政府委員，汪精衛也沒有徵求胡漢民的意見，胡對汪和廖仲愷發了火，說自己是從報紙上才得知政府委員名單的，“我與你們之間，只就歷史關係來說，也不該這樣相欺。”
不久發生廖仲愷被刺案，經調查與國民黨右派團體“文華堂”有關，胡漢民的一個堂弟也是其中成員，汪說“胡先生只負政治上的責任，不負法律上的責任”，此話已經很重，胡的威信大受損害。
1925年9月15日，汪主持國民黨中常會，決定“請衚衕志往外國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務付之衚衕志之手”。而他給蘇共中央的信中，說胡漢民的前往是“養病”及商榷“關於政治經濟之一切重要問題”，可見並無實質任務。胡就這樣離開了廣州權力中心。
接下來，汪精衛遇到了蔣介石這個對手，並最終決定了他的人生結局。汪與蔣在革命資歷上，不在一個檔次。
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汪即為孫中山得力助手，而蔣直到1910年才見過孫一面，連汪妻陳碧君也比蔣介石資格老。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時，汪是主席，蔣為委員。廖案後，汪繼兼黃埔軍校黨代表，蔣作為校長，二人開始近距離共事。很快汪便感到黨指揮不動槍。
其時蔣介石控制的第一軍有兩個師，一師師長何應欽是蔣親信，二師師長王懋功與汪關係較好，被蔣視為眼中釘。一次分發經費，二師多得，蔣懷疑是汪精衛和蘇聯顧問偏向。繼而蔣又猜疑政府把第七軍的番號留給了王懋功。
於是有一天，蔣突然派副官扣押了王，並立即送往上海，汪卻奈何不了蔣，二人矛盾遂公開化。蔣接著猜疑汪會與蘇聯顧問聯手，把他也像胡漢民那樣弄往蘇聯。
3月20日，蔣得知海軍局派中山艦來黃埔（汪精衛又曾打電話問他人在不在），立即警覺，以為要來抓自己，便貿然命令第一軍在廣州城實行戒嚴，逮捕海軍局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包圍蘇聯顧問駐地。這成了一場兵變。
對此汪精衛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然而蘇聯方面見蔣實際控制軍隊，決定向他讓步，以維持局面，並且撤換了原來與汪相處融洽的蘇方顧問季山嘉，汪精衛感到顏面掃地，沒法再幹下去，一氣之下不辭而別。
通過“中山艦事件”，蔣介石排擠了共產黨，趕走了汪精衛，正式接任軍事委員會主席，揮師北伐，其軍權進一步膨脹。
汪精衛則咽不下這口氣，加之他是有名的怕老婆，性格強悍的陳碧君也逼著他不服輸。可是在後來國民黨武力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汪及其追隨者卻又一次次落敗於蔣介石的槍桿子。
1929年1月，身居巴黎的汪寫信給當年擁護他的軍人王懋功，說：“中國革命，有一特質，便是使用武力。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有好些不同。歐洲革命，竟有不使用武力而可以成功的，歷史上比例甚多，不必枚舉。中國則沒有這回事……中國還少不了一次革命，這是無可疑的。如今的問題，便是以後革命，怎樣的使用武力。”
作為一介書生，汪不懂軍事，沒有帶過兵，他能夠指望的只有“以黨治軍”，用黨的紀律來約束蔣介石這樣的新軍閥。在國民黨裡，他能做到嗎？事實證明他做不到。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屈居副總裁，大會確定戰時國民黨新的黨政關係準則是總裁行使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汪用黨權壓制蔣的幻想終成泡影。
臨代會代表們看到汪精衛以副總裁身份致辭時“臉色極為難看”。在其後的工作中，蔣介石更是把汪擱到一邊，讓他受盡窩囊氣。如果繼續和蔣進行權力較量，汪需要另尋出路。
武漢失守後，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方對中方加緊分化、利誘，放出和平空氣，甚至有如果蔣介石下野，日本可以降低媾和條件，考慮分期撤兵的說法，這使汪精衛似乎看到了施展之機。
曾經留學日本的他本來就主張中日友好，又認為兩個國家實力對比懸殊，中方對日作戰幾無勝利可能，在雙方並未正式宣戰的情況下，求和未嘗不可一試。
1938年11月12日，汪精衛派親信高崇武、梅思平與日本主和派人士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等在上海重光堂秘密會談，約定在中國承認“滿洲國”、放棄內蒙地區、承認日本在華經濟特權和出讓華北資源的情況下，日本將盡快撤軍；汪精衛則離開重慶，與蔣介石決裂，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軍隊，走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道路。
於是，12月18日汪由重慶經昆明飛河內，釀成國民黨領導層的分裂。接著的事實證明，所謂“重光堂協議”的“撤軍”等內容根本不被日本軍部當回事，汪只有一口接一口地吞下毒酒，最終與日本簽訂《中日新關係調整綱要》這一賣國條約，變成了幫助日本滅亡中國的大漢奸。
對於汪精衛“縱身一跳”式的出走行為，有人說這是他早年“烈士情結”的繼續，畢竟不惜一生譭譽的求和，如果成功也是救國。但這種說法難以解釋他“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的賣國賊結局。“
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是陶希聖對汪精衛的評語，陶和高崇武追隨汪精衛，參與同日本的“和平談判”，後來他們二人見到日方提出的《日中新關係調整綱要》及附件，其侵略中國的要求大大超過以往，勸汪退出和談，汪卻遷就日方，堅持在賣國條約上簽字。於是高、陶逃出上海，脫離了汪精衛集團。
汪精衛投敵事件正是抗戰時期國民黨高層腐敗的大丑聞。一個當年視死如歸的革命志士的蛻變，恰恰說明“初心”在權力腐蝕面前是如何的靠不住。
歷史學家傅斯年曾經著文分析汪的心理，從讀書人對名譽的追求，演變為權力慾，再激為領袖狂，其潛藏在“救國”動機背後的，是想成就一番驚天動地偉業的個人慾望，它使革命者的道德、人格漸漸扭曲變味。
當年在革命派與康梁等改良派展開論戰的時候，圍繞革命者能否把自己打的天下和權力交還給人民，實現憲政轉型的問題，孫中山堅信他的同志們都有“美麗高尚的人格”。
不是嗎？革命者連性命都可以捨棄，還有什麼個人私利不可以犧牲呢？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為了喚起民眾，陳天華以身滔海；為了起義成功，林覺民留下感人至深的《與妻書》，血灑黃花崗；為了刺殺清廷攝政王，汪精衛曾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
歷史告訴我們：人是會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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