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星
2016年，笔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与友人漫步，走入一家书店。当和老板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父亲出的一本书（题材关乎现代以色列开拓史），老板眼前一亮，立即应道：“哦，BIBI！”比比是内塔尼亚胡的小名。
这一经历令人联想起，以色列是一个由小镇，或者说定居点长成的国家。在以色列诞生前四十年，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不过数万之众。独立战争打响时，也不过80万人。以色列东西宽约100公里，毫无战略纵深，如果说用“一枪打穿根据地”形容稍显夸张，但是“一炮穿过领土”是货真价实的。
这么小的一个社群，意味着在这里，“现代社会就是陌生人的社会”这一命题是失效的。如果读以色列诸位建国者的传记，会发现他们之间都沾亲带故。换言之，当以色列国防军进行战斗时，他们是确切地在为自己的亲人、邻居而战。
有人注意到，当比比总理前往欧美和各路政要谈笑风生时，他外表完全和西方人没有差异。但当他回到以色列时，穿着更为“中东”：更朴素、更旧。佩雷斯总理的习惯是，坐车只坐有阳光的一面，这是他在基布兹养成的习惯：在阳光下劳动后形成黝黑的皮肤，更受人尊重。好望角丛书的《称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Weapon Wizards）就揭示了以色列能够从一张白纸起步，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军火出口国和中东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的故事。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最强固的共同体产生强大军力
以色列军力强大，已成为众所周知之事。但在二战前，犹太人形象一直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受人欺凌。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并不好回答。这本书很大程度上都在借着各种各样的事例，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最明显的答案是“断头台阴影下的头脑更敏捷”。但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作者指出，韩国同样也经历了在逆境中经济发展的故事，但是韩国的军力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比。其实，书中的各个细节，都能指向一个答案，就是以色列是极为强固的共同体。
以军新兵入伍时，要称呼指挥官“长官”。但几个月后，士兵就可以直呼指挥官姓名了，不用敬礼。这是以军的仪式性活动，和一般军队强化等级观念的做法大异其趣。这一点就让以色列和西方的职业化军队传统形成了极大差异。正如书中所述，以色列实际上一直以来都很倚赖建国时确立的人民军队原则和义务兵役制度。士兵退伍后，即便成为白领或进大学，每年都要回到军队再服役一段时间。预备役飞行员每周有一天，要进行飞行训练。战士每年都要回军队2到3周，一半时间用于训练，另一半时间用于执行常规巡逻和边境行动。即便是治安战，也意味着随时可能吃枪子。
这样一种生活，是其他地方的白领无法想象的。军工企业的工程师不是在办公室里“拍脑袋”，他们也要定期穿上军装、成为战士。所以正如书中提及的，为以军和美军生产防护装甲的工厂员工说：“我们知道坐在军车中的感受，甚至知道车辆被爆炸装置击中或被火力扫射时车内人员的感受。”这些无法替代的经验让他们了解军队的作战需求，并且会从细节加以落实。
以色列的层级更为扁平化。书中提及，美军的平均年龄为29岁，而以军是20岁。美军的高级军官和作战人员比例是1：5，而以色列是1：9。这就出现了书中所提的，刚参军几年的情报分析员就可以向国防部长和总理汇报工作。23岁的年轻人，在其他地区的同龄人还在沉迷于游戏时，就需要负担约旦河西岸某一段防线的安全，并为手下和民众的性命负责。
这么强固的共同体是怎么来的？这就要回溯到以色列是怎么诞生的。北方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吞并，南方犹大王国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国后，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因为信仰被打上外来者和不可接触者的符号。有些人放弃了自己的身份，但仍然有许多人坚持“明年在耶路撒冷”的古老祷词和《圣经》的预言，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复国。
在德雷福斯上尉受辱的围观人群中，就有一位奥匈帝国的犹太裔剧作家赫兹尔。他原先认为同化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佳途径，但受此刺激，写出了《犹太国》小册子，鼓吹建立现代以色列国家。在这面大旗下，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回归。于是，戴维·格鲁成了戴维·本-古里安，密尔沃基的麦耶森太太成了果尔达·梅厄，西蒙·佩尔斯基成了西蒙·佩雷斯。移民的名字从德国、美国、东欧后缀变得希伯来化只是外表，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认同，也从外邦的少数族裔，变成了有专属国家的公民。
有了这一认同，才是以色列虽小能强，不断壮大的前提。以色列能在2011年释放千名巴勒斯坦战俘，只为了换取一名以色列士兵，就很明显地显示出什么叫共同体成员。当时是国防部长的佩雷斯在提及为何要长途奔袭乌干达恩加培机场拯救人质时，写道：“以色列是由人民的雄心托举起来的，类似这样性质的危机将严重损害我们的自我意识，从而损害我们未来的国家。”
20岁出头的佩雷斯为了打赢独立战争，前往欧美搜罗二战剩余武器时，几乎两手空空，全靠着背后这个无形社团的支持。他去加拿大直接拜会素不相识的犹太亿万富翁布朗夫曼，只递上一张希伯来语名片，立刻获得接见。布朗夫曼问佩雷斯，购买火炮的150万美元怎么筹的时候，后者立即回答：“当然是从您那里了”。布朗夫曼盯着他看了一分钟，然后说：“小伙子，你说得对”。随后，富豪立即安排晚宴，召集蒙特利尔的犹太头面人物，认捐了这笔钱。
将共同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对于无形的共同体和有形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梅厄夫人在1948年第一次向美国犹太人筹款的演讲中说得很清楚：“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设法使美国的犹太人了解这样的事实：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在一两星期之内，我们必须得到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美元的现金。今后两三个星期里，我们能站稳脚跟。对此我们确信无疑。埃及政府可以投票通过一笔预算，支持我们的敌人。叙利亚政府也可以这样做。我们没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但我们有散居各地的数百万犹太人，正如我们信赖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对美国的犹太人也有信心，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危险处境而尽他们的本分”。美国犹太人流着泪听完演讲，最终募到的款项是五千万美元，立即用于在欧洲购买武器。
梅厄夫人出任驻俄公使，在莫斯科度过第一个犹太教新年时，《真理报》提前宣称，尽管斯大林支持犹太国，但是以色列国同苏联犹太人毫无联系，警告犹太人不要与公使团接近。但在当天的犹太会堂，平时只会来2000人，结果来了50000人等着以色列公使，包括红军军官、战士、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抱在怀中的婴儿，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来用这一方式庆祝犹太国的诞生，尽管苏联不承认在苏联有犹太人共同体。
梅厄夫人递交国书的照片，被很多苏联犹太人珍藏了数十年。莫洛托夫夫人是犹太人，她在十月革命招待会上激动地对梅厄夫人用意第绪语说：“我是犹太人的女儿”，并含泪说：“希望你们健康。如果你们那里一切都好，在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好了”。莫洛托夫夫人为这段谈话，付出了被捕的代价。
今日的以色列，仍然对全世界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名词。无论是左派右派，无论是身处什么位置，均是如此。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力排众议（包括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内），能够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分治方案，是因为以色列人找到了埃迪·雅各布森，及时对总统施加了影响。雅各布森是总统一战时在法国的战友，还是卸甲归田后一起开“哈利-雅各布森男装店”的合伙人，更重要的是，尽管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杜鲁门回忆：“尽管我的同情早已迸发并体现在了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中，但是埃迪·雅各布森的贡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真实的史实。”
《战争风云》和《凯恩号哗变》的作者赫尔曼·沃克，本人是美国海军军官，祖上是来自白俄罗斯的犹太人。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战争风云》与《战争与回忆》中，对于犹太人的历史和命运进行了大量篇幅的描写，最终以大屠杀幸存者前往以色列定居作为结尾。他的二儿子，如今是一名以色列海军军官。
本书列举了很多开发事例，如无人机、新型装甲、侦察卫星、铁穹反导系统、情报系统、网络病毒，来论证以色列为何能够成为军工强国。比如无人机的诞生，灵感就是来自于美国玩具商推出的儿童玩具飞机。以色列人想到，这些飞机装上自动照相机，就能解决苏伊士运河那一边，埃及军队在做什么的问题。以色列就通过驻美大使馆采购了3架玩具飞机，通过外交邮袋运回了以色列，并立即开始测试，最终，从玩具飞机起步的无人机，成为世界各地争相模仿和采购的对象。
这个技术门槛对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但是能够想到将之应用到军事上，一定是存在将共同体的事情就当作自己的事情，将前线士兵当作自己的亲属，并且昼夜思想、不屈不饶去推行的成员。这也是为何同样的项目，不论是卫星项目还是反导系统，在以色列的开发成本和周期都远低于正常标准。
书中提及，1948年独立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刚刚坐船到达码头，迎接者就发给他们枪支，并把他们派往前线。他们中许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学一句希伯来语就已战死沙场。据那些和他们并肩作战并活下来的人说，在战场上，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人视死如归。书中也不止一次提及，武器系统相关开发者家庭中的大屠杀幸存者背景。梅厄夫人家中的服务员，手臂上就刺着德国集中营的编号。
共同体的磨难和征战，其实是最好的动员。
閱讀更多 鳳凰WEEKLY官方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