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女學生亨麗愛塔·施莫勒隻身前往亞利桑那白河鎮印第安阿帕契部落做田野調查，22歲的她是著名的人類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的作者）的學生，關注的問題是美國印第安人原住民的神話譜系。
工作了三週之後，這個白人女孩失聯了，又過了一週，她的屍體在一個峽谷中被發現。高材生在荒野死亡事件頓時成為輿論的焦點，經過三個月的調查和追捕，聯邦調查局鎖定了一名21歲的阿帕奇印第安男性高尼·西摩，施莫勒的嚮導被抓獲，受到了謀殺指控，最終被判終身監禁。
亨麗愛塔·施莫勒生前照片
案件充滿謎團，直到如今案件的細節依然鎖在聯邦調查局的保險櫃裡不予公開。根據媒體採訪的信息，西摩描述稱他當時喝了酒，正在騎馬，施莫勒將其攔下，邀請他去她那邊再喝一杯。他們一起坐在馬背上，緊接著是一番掙扎和致命的誤會……
因為涉及到人類學的學術圈，這個案件也經過了一番討論。1986年9月的《人類學通訊》上，娜塔莉·伍德伯裡撰文指出，施莫勒“不知道或者忽略了坐在騎馬印第安人背後的性含義。她‘邀請’了侵犯和被殺害。人類學工作者的進取心和愚蠢讓我感到奇怪。”
1931年11月24日《紐約時報》發佈了施莫勒案的宣判結果
不過，這種觀點旋即遭到了駁斥，施莫勒的侄兒和侄女在次年的《人類學通訊》上指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可靠的證據證明坐在騎馬的阿帕奇男子背後必然代表著性邀請或同意。”
還有一種觀點指向酒精。當庭辯護律師就對陪審團說：“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對阿帕契族人而言，喝玉米酒就意味著發生謀殺。”
的確，如今印第安人酗酒問題已經引起了包括人類學在內的美國眾多學科的關注。他們觀察到，居住在美國的有560萬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統稱為原住民）。儘管他們僅佔美國人口的1.7％，但他們的酒精濫用和成癮的比例要比其他種族高得多。換句話說，印第安人並非喝酒比例最高的族群，但他們的確是酗酒最厲害的。
不過，如果把時間倒回到白人殖民時代以前，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印第安人不怎麼喝酒，部分喝酒的部落，喝的是用玉米、仙人掌等植物發酵的酒精度數比較低的“濁酒” ，而且把喝酒當成宗教儀式的一部分，平常並不喝。
變化發生在18世紀末，當歐洲商人坐船騎馬來到北美進行皮貨貿易時，除了給印第安人輸入了病菌、槍炮和鋼鐵外，還帶來了白蘭地、朗姆酒、威士忌……如果病菌、槍炮用一波流的方式給印第安人帶來了毀滅，那麼這些高度酒則以緩慢但徹底得多的方式導致了他們生活翻天地覆的變化。
酒精，作為一種商品
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印第安人最早是在貿易商和士兵身上學到了喝酒，而這兩類人本身就是酗酒的高發群體。有評論指出：（遊手好閒、脫離社會的貿易商）過著“放蕩”的生活：“他們睡覺，抽菸，不顧一切地喝白蘭地。”正是在和他們的接觸中，印第安人模仿了酗酒的習慣。
1777年，與美國原住民做生意的皮毛商人，左邊是一桶朗姆酒。
更有甚者，早期的美國殖民者故意將酒精作為一種利潤豐厚的商品來使用。在官方和土著之間的官方交易中，酒精也被用作一種“外交”工具，後來演變成一種實際上在執行的政策——把酒精作為佔有土地的籌碼。
對於商人來說，從純商業的角度來看，作為一種貿易商品，酒精有許多優勢。例如，加拿大哈德遜灣公司的皮毛貿易商很快就認識到，和鏡子、毯子或金屬刀片等商品不同，這些商品的需求是可以預期的，通常交換了幾次之後部落就不再需要了，而對酒精的需求是無窮無盡的。還有一點，其他物品必須貨真價實，而酒精可以稀釋了再賣。
1902年出版的“酗酒的西部印第安人”
從沒有接觸過蒸餾高度酒的印第安人將這種稀奇的液體作為身份的標誌，就像很多從白人貿易商那裡換來的其他物品一樣，所獲越多，越證明本族比周邊競爭的部族強大。
於是當高度酒變成一種象徵，那麼主動索取這種液體就成了習慣。各國貿易商也開始競賽。英國貿易商擔心如果自己不提供酒，印第安人就會和法國人合作，反之亦然。
在這樣的機制作用下，高度酒源源不斷地流入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而他們本身的文化，因為沒有相關的文化控制機制，抵擋不了它的泛濫。
病菌、槍炮、鋼鐵和酒精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到印第安人酗酒問題。最近的研究者將印第安人的飲酒模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儀式性飲酒”，就是在宗教儀式的過程中使用酒精，這種模式只佔小部分；而另一種“焦慮性飲酒”則佔到多數。而這種飲酒方式被認為和印第安族群所受到了歷史創傷和普遍低下的社會地位密切相關。
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直到1776年美國建立以來，北美印第安人的人口減少了95%。這些死亡主要來自於直接殺害美洲土著人，以及使土著人暴露於歐洲的疾病，大多數美洲土著人由於對歐洲人帶到北美的諸如天花、白喉、麻疹和霍亂等疾病缺乏抵抗力而死亡，甚至讓土著感染疾病也是有意為之：1763年，傑弗裡·阿默斯特勳爵命令他的下屬把帶著天花病菌的毯子分發給印第安人。
把沾染天花的毯子送給印第安人
到了19世紀，北美白人開始了大規模侵佔印第安人土地的運動，鋼鐵的作用發揮出來了。1830年，安德魯·傑克遜總統批准了《印第安人遷移法》，換取密西西比河以東的美洲原住民土地，並迫使20萬土著美國人遷移。
到1876年，美國政府獲得了美洲原住民的大部分土地，美洲原住民被迫在保留地居住或搬遷到城市地區。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保留地並不是最好的農業和狩獵地。此外，那些被安置到城市的印第安人失去了他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離開賴以生存的土地導致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下降，無法養家餬口，這些家庭開始依賴美國政府提供的物品。這些移民運動導致數以千計的美洲土著人死亡，家庭破裂。
除了這些物質上的侵襲，印第安人還不得不受到文化上的清洗。1871年，美國國會宣佈美國原住民為美國政府所管轄，美國政府的目標是使美國原住民文明化，並使他們與占主導地位的白人文化同化。政府和教會開辦了針對印第安人的寄宿學校，將4歲-5歲的印第安兒童從他們的家庭中分離，至少8年不能與他們的親戚有任何接觸。
19世紀末設立的旨在同化印第安人的寄宿學校。這樣的學校一直開辦到2007年。
在寄宿學校，印第安兒童被剪掉長髮，打扮成歐洲裔美國兒童的樣子。所有宗教物品都被拿走，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或從事傳統的儀式和宗教活動，許多印第安土著的民族身份從此喪失。
在物質和文化的夾擊下，印第安人和原來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喪失了聯繫，許多印第安人被圈養在“保護區”裡，過著沒有指望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白人帶來的酒精當成了精神上的鴉片，形成了酗酒的習慣。
根據國際衛生統計研究所關於美國各部落之間與酒精有關的疾病和死亡的記錄（1996年國際衛生統計），1992年與酒精有關的死亡率，印第安人口是一般美國人口的5.6倍；1980年這一比率是一般美國人口的7.1倍。在印第安人口中，慢性肝病和肝硬化是普通人口的3.9倍；與酒精有關的車禍導致死亡是普通人口的3倍；與酒精有關的自殺是普通人口的1.4倍；與酒精有關的謀殺是普通人口的2.4倍。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酗酒惡習帶來傷殘、家庭破裂、精神障礙和喪失勞動能力，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劇了印第安人的逼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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