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女学生亨丽爱塔·施莫勒只身前往亚利桑那白河镇印第安阿帕契部落做田野调查，22岁的她是著名的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作者）的学生，关注的问题是美国印第安人原住民的神话谱系。
工作了三周之后，这个白人女孩失联了，又过了一周，她的尸体在一个峡谷中被发现。高材生在荒野死亡事件顿时成为舆论的焦点，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和追捕，联邦调查局锁定了一名21岁的阿帕奇印第安男性高尼·西摩，施莫勒的向导被抓获，受到了谋杀指控，最终被判终身监禁。
亨丽爱塔·施莫勒生前照片
案件充满谜团，直到如今案件的细节依然锁在联邦调查局的保险柜里不予公开。根据媒体采访的信息，西摩描述称他当时喝了酒，正在骑马，施莫勒将其拦下，邀请他去她那边再喝一杯。他们一起坐在马背上，紧接着是一番挣扎和致命的误会……
因为涉及到人类学的学术圈，这个案件也经过了一番讨论。1986年9月的《人类学通讯》上，娜塔莉·伍德伯里撰文指出，施莫勒“不知道或者忽略了坐在骑马印第安人背后的性含义。她‘邀请’了侵犯和被杀害。人类学工作者的进取心和愚蠢让我感到奇怪。”
1931年11月24日《纽约时报》发布了施莫勒案的宣判结果
不过，这种观点旋即遭到了驳斥，施莫勒的侄儿和侄女在次年的《人类学通讯》上指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证明坐在骑马的阿帕奇男子背后必然代表着性邀请或同意。”
还有一种观点指向酒精。当庭辩护律师就对陪审团说：“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对阿帕契族人而言，喝玉米酒就意味着发生谋杀。”
的确，如今印第安人酗酒问题已经引起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美国众多学科的关注。他们观察到，居住在美国的有560万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统称为原住民）。尽管他们仅占美国人口的1.7％，但他们的酒精滥用和成瘾的比例要比其他种族高得多。换句话说，印第安人并非喝酒比例最高的族群，但他们的确是酗酒最厉害的。
不过，如果把时间倒回到白人殖民时代以前，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印第安人不怎么喝酒，部分喝酒的部落，喝的是用玉米、仙人掌等植物发酵的酒精度数比较低的“浊酒” ，而且把喝酒当成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平常并不喝。
变化发生在18世纪末，当欧洲商人坐船骑马来到北美进行皮货贸易时，除了给印第安人输入了病菌、枪炮和钢铁外，还带来了白兰地、朗姆酒、威士忌……如果病菌、枪炮用一波流的方式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毁灭，那么这些高度酒则以缓慢但彻底得多的方式导致了他们生活翻天地覆的变化。
酒精，作为一种商品
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印第安人最早是在贸易商和士兵身上学到了喝酒，而这两类人本身就是酗酒的高发群体。有评论指出：（游手好闲、脱离社会的贸易商）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们睡觉，抽烟，不顾一切地喝白兰地。”正是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印第安人模仿了酗酒的习惯。
1777年，与美国原住民做生意的皮毛商人，左边是一桶朗姆酒。
更有甚者，早期的美国殖民者故意将酒精作为一种利润丰厚的商品来使用。在官方和土著之间的官方交易中，酒精也被用作一种“外交”工具，后来演变成一种实际上在执行的政策——把酒精作为占有土地的筹码。
对于商人来说，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贸易商品，酒精有许多优势。例如，加拿大哈德逊湾公司的皮毛贸易商很快就认识到，和镜子、毯子或金属刀片等商品不同，这些商品的需求是可以预期的，通常交换了几次之后部落就不再需要了，而对酒精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还有一点，其他物品必须货真价实，而酒精可以稀释了再卖。
1902年出版的“酗酒的西部印第安人”
从没有接触过蒸馏高度酒的印第安人将这种稀奇的液体作为身份的标志，就像很多从白人贸易商那里换来的其他物品一样，所获越多，越证明本族比周边竞争的部族强大。
于是当高度酒变成一种象征，那么主动索取这种液体就成了习惯。各国贸易商也开始竞赛。英国贸易商担心如果自己不提供酒，印第安人就会和法国人合作，反之亦然。
在这样的机制作用下，高度酒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而他们本身的文化，因为没有相关的文化控制机制，抵挡不了它的泛滥。
病菌、枪炮、钢铁和酒精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印第安人酗酒问题。最近的研究者将印第安人的饮酒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仪式性饮酒”，就是在宗教仪式的过程中使用酒精，这种模式只占小部分；而另一种“焦虑性饮酒”则占到多数。而这种饮酒方式被认为和印第安族群所受到了历史创伤和普遍低下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直到1776年美国建立以来，北美印第安人的人口减少了95%。这些死亡主要来自于直接杀害美洲土著人，以及使土著人暴露于欧洲的疾病，大多数美洲土著人由于对欧洲人带到北美的诸如天花、白喉、麻疹和霍乱等疾病缺乏抵抗力而死亡，甚至让土著感染疾病也是有意为之：1763年，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命令他的下属把带着天花病菌的毯子分发给印第安人。
把沾染天花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
到了19世纪，北美白人开始了大规模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运动，钢铁的作用发挥出来了。1830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批准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换取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洲原住民土地，并迫使20万土著美国人迁移。
到1876年，美国政府获得了美洲原住民的大部分土地，美洲原住民被迫在保留地居住或搬迁到城市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保留地并不是最好的农业和狩猎地。此外，那些被安置到城市的印第安人失去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导致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无法养家糊口，这些家庭开始依赖美国政府提供的物品。这些移民运动导致数以千计的美洲土著人死亡，家庭破裂。
除了这些物质上的侵袭，印第安人还不得不受到文化上的清洗。1871年，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原住民为美国政府所管辖，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使美国原住民文明化，并使他们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同化。政府和教会开办了针对印第安人的寄宿学校，将4岁-5岁的印第安儿童从他们的家庭中分离，至少8年不能与他们的亲戚有任何接触。
19世纪末设立的旨在同化印第安人的寄宿学校。这样的学校一直开办到2007年。
在寄宿学校，印第安儿童被剪掉长发，打扮成欧洲裔美国儿童的样子。所有宗教物品都被拿走，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或从事传统的仪式和宗教活动，许多印第安土著的民族身份从此丧失。
在物质和文化的夹击下，印第安人和原来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丧失了联系，许多印第安人被圈养在“保护区”里，过着没有指望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白人带来的酒精当成了精神上的鸦片，形成了酗酒的习惯。
根据国际卫生统计研究所关于美国各部落之间与酒精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的记录（1996年国际卫生统计），1992年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率，印第安人口是一般美国人口的5.6倍；1980年这一比率是一般美国人口的7.1倍。在印第安人口中，慢性肝病和肝硬化是普通人口的3.9倍；与酒精有关的车祸导致死亡是普通人口的3倍；与酒精有关的自杀是普通人口的1.4倍；与酒精有关的谋杀是普通人口的2.4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酗酒恶习带来伤残、家庭破裂、精神障碍和丧失劳动能力，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印第安人的逼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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