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很难令人信服，但西方女性确实在20世纪前都没能享受到“公共厕所”带来的便利。
因为当西方人首次建造公厕设施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为男性提供更好的服务，甚至连马桶的大小也是按照成年男子身材设计的。
1851年大展览
在英国，最早的现代公厕始于1851年。
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一位名叫乔治·詹宁斯（George Jennings）的水管工成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他因在水晶宫的休憩室里安装了世界上第一批公厕设施而名声大噪，并且他还声称，只要付一分钱便可以拥有一个干净的座位，一条毛巾，一把梳子以及一个鞋擦，“人们完全可以在户外享受到宛如家中的排便乐趣。”
据统计，从1821年5月10日到10月15日，整个博览会期间，共有827280名参观者选择支付了这1分钱，用来感受詹宁斯口中的美好。
有趣的是，詹宁斯这个“一分钱”的典故，后来还成为了英语口语中“上厕所”的委婉说法。
展览结束后，他把自己的公厕搬到了伦敦东南角的Sydenham，并且说服当局将它们保持开放状态。
据报道，仅靠人们“临时救急”的收入，詹宁斯每年就能赚取超过1,000英镑。
“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用他们的家用和卫生用品来衡量”。——乔治·詹宁斯如是说。（George Jennings）
不过，詹宁斯似乎还忘记了一点，即他们的文明中是否包括女性这一群体？
在19世纪中叶，许多生活领域都充斥着性别隔离和性别歧视。
那时候流传这样一句话：“私人领域是女性的，而公共领域则是男性的。”
这意味着，即使工人阶级的妇女做了再多工作，她们也都无法像丈夫那样领取薪水。女性的流行形象逐渐演变为人们口中的“众议院天使”，即一个“应献身于丈夫的女人”。
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多数公共厕所都是为男性设计的。
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而且，公厕的单一性别化还有助于男性对女性群体的掌控。
换句话说，它们实际上影响了妇女离开家的能力。那些希望出行的妇女必须提前计划好自己的路线，由于没有公厕，她们的出行路径上需要包括一些固定的、可以缓解不适和尴尬的区域。
因此，妇女的“旅行”几乎只能围绕家人和朋友展开。英国人戏谑地称这些区域为“泌尿带”，即女性只能走到膀胱允许的程度。
最终，由于公共厕所阻碍了妇女进入其他社会场所，一些专为女性发声的组织崛起了。
例如，1850年左右，一个名叫女子卫生协会的组织率先通过讲座以及分发该主题小册子的做法，在伦敦取得了一定声势，并开设了一些妇女洗手间。
紧接着，英国又出现了第二个类似的团体，称为妇女自由和激进协会联合会。
1898年，其成员联名写信给伦敦卡姆登（Camden）的教区，要求妇女有权在已经建立的男厕中使用马桶。
但是，鉴于相当一部分男性反对在厕所相邻处设立女性卫生间，因此这一计划又被推迟了整整9年。
期间，一些激进的男人甚至还出现了故意破坏女卫生手间的现象。
譬如1900年，当工人在坎登大街上的人行道上安装女厕模型时，一名叫汉森的男子就驾车闯入工地并撞毁了模型。
按照他当时的说法：路面上放置了本不该出现的东西，他是无心的。
其实对公共厕所的需求，是在人们希望获得更好的卫生条件的愿景下提出的，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英国当局也意识到了公共健康的作用，因此分别在1848年和1875年通过了两项法律即《第一公共卫生法》和《第二公共卫生法》
此时，19世纪80年代又恰逢霍乱爆发，英国约有52,000人死亡。为控制传染源，1875年的《第二公共卫生法》实际上已经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购买、创建以及维修下水道和控制供水的权力。
但是，即便拥有了法律上的快车道，女性公厕的设立却仍显得举步维艰。
直到19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约有70万至100万妇女成为了“弹药女工”，她们不辞辛苦地投入到了弹药厂工作以支持战争。
但随着妇女们进入到以前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她们也想逐步争取更好的设施，例如更衣室和厕所等。
可即便到了20世纪，一些雇主仍不想为她们安装厕所，尤其是在战后，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正在侵蚀男人的工作和资源。”
到1992年，英政府才明确了《工作场所条例》，此时对雇主而言，如果不能确保女性拥有独立的卫生间则将是违法行为。
事实上，妇女的公共厕所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性，无论是出于道德上的异议（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对一个顺从的，围绕家庭的妻子的理想），还是社会上泛起的女权运动。
而且，即便来到21世纪，女性洗手间的政治话题也依然存在。譬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建议使用单性洗手间，以增加妇女的受教育机会。
在印度的孟买，女性洗手间的数量要明显少于男性，而且使用公厕的女性还必须比男性支付更多的费用。这曾导致印度女权主义者发起了“小便权利”以抗争当局的不作为。
一个小小的洗手间，引来了如此大的争议和性别对抗，历史还真是奇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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