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萬工人不顧宵禁回家
據BBC報道，整個印度，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正逃離封鎖的城市，徒步返回他們的家鄉。
在日益炎熱的天氣裡，古塔姆·拉爾·米納（Goutam Lal Meena）穿著涼鞋在碎石路上走了大約300公里（186英里）。他說他靠水和餅乾生存了下來。
當記者和他通電話時，他剛從臨近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回到拉賈斯坦邦北部的村莊，在古吉拉特邦他從事著木匠工作。在古吉拉特邦，米納一天的收入高達400盧比（5.34美元；4.29英鎊），並將大部分收入匯回家。為了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印度提前4小時發出通知，將在3月24日午夜之後開始實行為期21天的封鎖，之後，米納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來源。
米納先生用他沙啞而緊張的聲音告訴記者，他白天在趕路，晚上還在趕路，他幾乎沒有錢，也幾乎沒有食物，除此之外沒有選擇。
他並不是個例。
整個印度，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正逃離封鎖的城市，徒步返回他們的家鄉。
這些非正規工人是大城市經濟的中堅力量，他們建房、做飯、在餐館服務、送外賣、在沙龍理髮、製造汽車、給廁所裝管道、送報紙等等。他們中估計有1億人逃離了村莊的貧困，大多數人住在城市中擁擠的貧民區骯髒的住房裡，渴望向上一個階層流動。
上週的封鎖讓他們一夜之間變成了難民。他們的工作場所被關閉了，大多數給他們支付工資的僱員和承包商都消失了。男人、女人還有孩子們四散在一起開始了他們日以夜繼的行程。他們用廉價的仿造皮包和布袋裝著他們微不足道的東西——大多是食物、水和衣服。青年男子揹著破舊揹包。當孩子累的走不動時，他們的父母把他們扛在肩上。
他們頂著烈陽、披星戴月行走在路上。大多數人表示他們已經沒有錢了並且害怕將要捱餓。印度快報的頭條寫道：印度正在走回家。
令人震驚的人口外流讓人想起1947年血腥分治期間難民的逃亡。數百萬衣衫襤褸的難民徒步前往巴基斯坦東部和西部，造成1500萬人流離失所。
這一次，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不顧一切地試圖回到自己的家鄉。與飢餓和疲勞作鬥爭，他們被一種共有的意願所牽引，不知為何要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他們表示，村莊裡的家保證了食物會有一種家庭的舒適感。顯而易見，為了避免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而採取的封鎖措施正在演變成一場人道主義危機。
在被封鎖的難民中，有一位90歲的婦女，她的家人在德里郊外的紅綠燈處出售廉價玩具。
卡喬迪(Kajodi)正和她的家人一起前往他們100公里（62英里）外的家鄉拉賈斯坦邦。他們吃著餅乾，抽著傳統的手卷香菸，以消除飢餓感。當記者薩利克·艾哈邁德（Salik Ahmed）遇見她時，她已經拄著柺杖走了三個小時。從城裡丟臉地逃走並沒有奪走她的自尊，她告訴記者，如果還有交通工具運行的話，她會買張票回家。
道路上還有一名5歲的男孩子，他與建築工父親從德里步行到700公里（434英里）外位於印度中部中央邦的家中。父親告訴記者巴克哈·杜特（Barkha Dutt），當太陽落山的時候，他們會停下來睡覺。另一名婦女和丈夫以及兩歲半的女兒行走，這名婦女的包裡塞滿了食物、衣服和水，她透露道，他們雖然有地方住，但是沒有錢買食物。
名叫拉傑尼什（ Rajneesh）的一個26歲的汽車工人步行250公里（155英里）到鄰近北方邦的村莊。這將要花去他4天的時間。這名男子告訴記者："在新型冠狀病毒襲擊我們之前，我們將死於走路。"
他沒有誇大其詞。
上週，一名39歲男子在從德里到中央邦的300公里（186英里）長途跋涉中，因胸痛和筋疲力盡而死亡；一名62歲男子從古吉拉特邦一家醫院步行返回，在屋外昏倒身亡。另外有四個人在從古吉拉特邦前往拉賈斯坦邦的途中，在一條黑暗的高速公路上被一輛卡車撞倒。
隨著危機的惡化，各州政府爭相安排交通、住房和食品。
但是試圖把他們運送回他們的家鄉卻很快變成了另一場噩夢。在德里的一個大型公共汽車站，當公共汽車紛紛行駛進站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工人擠在一起。
德里首席部長阿文德·凱傑裡瓦爾（Arvind Kejriwal）懇求工人們不要離開首都。他要求工人們"待在你所在的地方，因為在大型集會中，你也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危險。"他表示他的政府將支付工人們的房租，並宣佈在首都開設568個食品配送中心。
莫迪總理對這次封鎖表示歉意，"這給你們的生活，特別是窮人帶來了困難"，並補充說"需要採取強硬措施來贏得這場戰鬥。"不管是什麼原因，莫迪和各邦政府似乎都沒能預料到這次人口外流。
總理莫迪對滯留海外的印度流動工人的困境做出了極其積極的回應：數百名印度工人乘坐專機回國。但是，工人家裡的困境卻讓人不安。
The Print報刊創辦人兼編輯哈爾·古普塔（Shekhar Gupta）在推特上表示，"危機中的人們想要回家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想法。如果滯留海外的印度學生、遊客、朝聖者希望回國，那麼大城市裡的勞工也希望回國。他們想要回到自己的村莊。我們不能派費勁帶一批迴家，卻讓另一批步行回家。"
《印度移民：移民史》一書的作者欽美·通貝（Chinmay Tumbe）說，這座城市為貧窮的移民提供了經濟保障，但他們的社會保障就在他們的村莊，在那裡他們有保障的食物和住宿。隨著工作的停止和工作的消失，他們現在正在尋找社會保障，並試圖回家。此外，在危機期間，流動工人外逃也有很多先例——2005年孟買的洪水見證了許多工人逃離城市。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發後，孟買一半的人口，主要是流動工人，也逃離了城市。
1994年印度西部爆發瘟疫時，歷史學家弗蘭克·斯諾登（Frank Snowden）在其著作《流行病與社會》（epidiosis and Society）中寫道："幾十萬人從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蘇拉特（Surat）這個工業城市逃離，堪比聖經的出埃及記。"
在1896年的一次瘟疫流行期間，孟買一半的人口離開了這個城市。斯諾登博士寫道，英國統治者實施的嚴厲的反瘟疫措施，結果證明是一種"鈍的大錘，而不是一種精密的手術器械"。他們幫助孟買在疫情中倖存下來，但"逃亡的居民攜帶著疾病，從而傳播了疾病。"
一個多世紀後，同樣的恐懼困擾著今天的印度。成千上萬的流動工人最終將通過步行或乘坐擁擠的公共汽車回家。在那裡，他們將住進共同的房子，通常是與年邁的父母住在一起。印度政府的一份報告顯示，印度9個邦的約56個區佔了男性工人邦際流動的一半。隨著成千上萬的流動工人返回家園，這些可能成為新冠病毒潛在的熱點地區。
逃亡的流動工人可能把疾病傳播到全國各地
德里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塔·穆霍帕德海伊（Partha Mukhopadhyay）建議，這56個潛在敏感地區的3.5萬個村委會應參與對返鄉工人進行病毒檢測，並在當地採用設施隔離感染者。
印度在實施封鎖以及確保窮人和流離失所者不受致命傷害方面，正面臨著令人望而生畏和可預見的挑戰。斯諾登博士表示，其中很大一部分將取決於封鎖戰略的經濟和生活後果是否得到認真管理，以及是否贏得了人民的同意。如果不這樣做，就有可能出現非常嚴重的困難、社會緊張和抵抗。迄今，印度已經宣佈了一項22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救助那些受到封鎖影響的人。
接下來的幾天將決定各邦是否有能力把這些工人送回家，或者把他們留在城市裡，併為他們提供食物和資金。著名智庫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的尼廷•派（Nitin Pai）表示："人們正在忘記封鎖後果的戲劇性：數百萬人死亡的風險。同樣，受影響最嚴重的可能是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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