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樑在宋人的筆下一直都是不可多得的意象，有“忍顧鵲橋歸路”的不捨，“路轉溪橋忽見”的驚奇，還有“煙柳畫橋”的繁盛。從中並不難看出，只要有橋樑的存在，周邊似乎就有城市的影子。這也正反映出宋代的橋樑對城市建設的突出作用。根據《宋會要》載：

“密州舊在城及安邱、高密、莒縣、浹滄、板橋六務，歲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六貫。熙寧十年……板橋鎮：三千九百一十二貫七十文。”

由此可見，宋代朝廷的大部分的城市似乎和橋樑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正是因為如此，宋代所徵得的城市商稅等稅款，大都來源於建立在橋樑附近的城市。所以，宋代城市的興盛與橋樑的修建二者之間形成了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關係。

一、宋代經濟中心的南移，加上南方水利運輸的發展，橋樑應運而生，城市職能從“軍鎮”轉為經濟主導，極大帶動地區間經濟往來

其實說起宋代的經濟發展形勢，對“經濟重心南移”這六個字再熟悉不過。因為宋廷在北方的戰場不敵外界、戰亂頻發，為了保證自身經濟的發展，宋代的商人們自發 的遷往相對穩定的南方從事經貿活動。與此同時，江南之地自古就以“水鄉”聞名，所以想要發展經濟，促進地方之間的貿易往來，首當其衝就是要解決“水”的困擾。

因此，橋樑應運而生。在宋代以前的漢唐，人們就有著修建橋樑的相關記載，但是真正將橋樑的建設融入到建設中的，還要數宋人的良苦用心更為顯著。

宋代橋樑的建設者們看重的無疑是當地的地理位置，他們既要在水路不通的地方建立橋樑，同時還需要從城市的選址上加以考量，如：驛站、鄉鎮的數量。如果一個橋樑能夠牽連起兩個及其以上城市的話，才是合格的橋樑。

“灞橋鎮在（萬年）縣東二十里，滋水驛疑在此。”——《長安志》

灞橋鎮正是因灞橋的存在而建立的城市，當時的灞橋是長安的交通要地，從此地向東西出發分別可以到達崤關和潼關。所以灞橋鎮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地區的穩定，除此之外城市依存的根基還是經濟，失去經濟的支撐，縱然有天塹的庇佑都無法泰然處之。

而在開封府邊的陳橋鎮就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如果把鎮字拿掉，或許很多人都會想起當年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的史實。北宋將陳橋視為性命一般，因為契丹人在北遷的時候都會經過此地。為了防止契丹人的突襲，宋人規定了“至陳橋，止民家”的要求，因此駐紮在這裡的軍事力量也是常人意想不到的。

也正是宋代的橋樑建設，大都佔據了戰略要害和交通要道的突出地位，所以宋代朝廷對橋樑的重視程度是遠遠超過前人的。所以，宋代的橋鎮在政治、軍事乃至交通功能都具備之後，其重點開始向經濟轉移。

宋代造船業的發展大大適應了南方水利運輸的天然優勢條件，所以經濟中心的南移成為了宋代不可逆的形式。而依據橋樑建起的鄉鎮，在這時候也產生了“市”。北宋時期，中央為了鞏固對地方的統治，要求鄉鎮的經濟發展也必須向城市靠攏。而太祖或許覬覦地方的軍事實力對中央造成威脅，所以將“軍鎮”的發展重點轉變成以經濟優先。

昔日的陳橋兵變也成為“

二、依靠橋樑地理優勢建立的城市，隨著經濟貿易規模和範圍不斷擴大，地方在稅務收繳方面增加了“過橋費”，“場務”的出現讓橋樑與城市商稅的聯繫日漸密切

無論是先前提到的灞橋鎮、陳橋鎮，還是之後的柯橋鎮、渭橋鎮，他們已經都不再是簡單的因為橋樑的交通作用，而繁榮的鄉鎮聚落。與此相反的是，他們已然具備一個城市發展的所有條件。

其一，有著橋樑的交通優勢，大大節約了地區間經濟貿易的運輸成本；其二，鄉鎮人口的集中為城市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定的人口紅利，潛藏的消費市場巨大；其三，宋代朝廷對因橋而建的驛站、鄉鎮高度重視，有著更加明確的政策偏向。以上種種對宋代橋鎮轉變為“城市”都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簡而言之：橋樑對城市的建設不容小覷。

的確，橋樑對城市來說尤為重要，但在城市建設中仍然面臨著一些挑戰，例如：橋樑的建設需要城市的財政支持。畢竟修建橋樑的開銷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貿然的在規劃城市建設的時候建橋樑可能會讓自身的經濟入不敷出，從而計劃社會矛盾，引發不必要的爭端。

所以，宋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想到通過“徵稅”形式來回收修建橋樑的建造成本。不得不說，宋人在發展城市經濟方面真的是別出心裁。因為橋樑的建設能夠促進城市間的經濟交流規模和範圍的擴大，所以就想通過徵收商稅的方式增加城市的財政。

宋人由於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早已有了對商稅的劃分：住稅和過稅。住稅是規定按照交易雙方的金額，需要繳納一定數額的稅款，近似於現在所說的貿易關稅。而過稅，顧名思義就是商品在運輸過程中也要繳納相應的稅費，也就是過路費。所以，運用到橋樑的徵稅方面就形成了“過橋費”。

而在宋代還專門設置“場務”，以此來管理橋樑和城市的商稅繳納。場務是官方設置的收繳商稅的城市職能部門，有兩種主要表現形式：一種在橋上利用欄杆鎖住陸上的橋樑，過往船隻必須交稅才能通過；另一種就是在船上對走水運的商隊徵收相應的稅款。

根據《宋史》的記載，當時汴梁城商稅的徵收環境是這樣的：“

皇祐三年，當朝皇帝下令“沿汴河商稅，務毋苛留公私舟船”。由此可見，宋代朝廷對徵收商稅的重視程度。

後來，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經濟活動日漸頻繁，朝廷改變了徵收商稅的規範。熙寧五年，便有了“商賈之賦歸都商稅務，船栰之徵則歸汴、蔡河鎖”，意思是水路和陸路各自分離。所以說，宋代的橋樑和城市的商稅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

三、宋代因橋樑而徵收的“橋稅”，對刺激城市經濟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與此同時衍生出的地方“橋務”，既減輕了橋樑的維修成本，也優化了城市的管理經驗

總而言之，宋代特立獨行徵收的“橋稅”，使得之前依附在軍鎮基礎之上的城市管理，有了更加獨立的自主權。正如《宋會要》所載：“凡商賈之賦，小賈即門徵之；大賈則輸於務貨。”為何說宋代徵收的“橋稅”，反而能夠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呢？

其實說起徵收商稅，大多數人都會認為這一方式無疑會加大商品的運輸成本，而忽視了它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宋代對“過橋費”這類的“過稅”有著更加細緻的劃分，即通過水運運輸貨物，只需要繳納少量的稅費，而如果從橋上經過的話，所繳納的就會相對多一些。因為其中要涉及橋樑的損壞和維修的成本，而在多水鄉的江南來說，水運明顯更具有優勢。

商人們為了保證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自然會將運輸的成本壓縮，所以在無形中會偏向於水運的方式。因此城市之間的經濟往來，由於水運的發展而日益密切。

除此之外，橋樑所佔據的水路優勢造成了原先鄉鎮人口的聚集效應，一定程度上對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推動作用。宋代城市中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自然就是以橋樑為中心的核心地帶，交通運輸優勢和經濟貿易活動之間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構建起城市繁榮的“經濟圈”。

在宋人的城市建設過程中，也能夠或多或少的發現橋樑的身影。因為大多的鄉鎮的命名都是從橋樑的名稱演化而來的，就如同之前提到的陳橋鎮、灞橋鎮一類。因為橋樑對城市的經濟有著突出的作用，所以才衍生出了與之相配套的“場務”等官方行政部門。

所以，宋人在建設城市的時候，尤為重視橋樑的作用。收取的“橋稅”能夠充實地方的財政，從而反作用於城市的建設和橋樑的維護。而專設的“橋務”制度，既減少了城市對橋樑的管理成本，同時還豐富了徵收商稅的形式，成為宋人在城市建設和管理中效仿的典型。

參考文獻：

《宋史》

《宋會要》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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