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部十八天完成的金馬獎佳作
《到阜陽六百里》是一部只用十八天就拍攝完成的低成本、小製作電影。該影片由臺灣電影教父侯孝賢監製、著名導演鄧勇星執導。在第48屆金馬影展中，一舉奪得了最佳劇本獎、最佳女配角獎，之後又在第1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等賽場上取得佳績，攬獎無數。
影片以底層人物的生活為背景，講述了一群上海保姆回家的故事：阜陽女子曹俐年輕時因為愛錯人與父親斷絕關係，到外面打拼。後來在深圳創業失敗，又在年關時回到上海，與做保姆的老鄉謝琴合租在小閣樓裡。
不久，同鄉的狗哥和九兒翻修了一輛廢客車，想要拉客掙錢，目標客戶鎖定在上海做保姆的阜陽大媽，於是他們找到曹俐幫忙賣票。車票成功售出，一群阜陽大媽搭乘違規車輛趕在春節前踏上了回鄉路。
影片以半紀實的敘述方式，用平淡的口吻講述小人物世界中的世間百態，揭示了生活在上海的底層“異鄉人”群體的艱難生活狀態。影片以其獨有的深刻性，讓人觀影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立足影片，並結合現實生活，來解讀底層“異鄉人”群體的悲劇處境。
02
底層“異鄉人”群體面臨的三重困境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影視理論研究者呂新雨曾說：
“在中國，紀錄精神是一種底層精神。”《到阜陽六百里》以一種半紀實的方式，講述的是一種底層異鄉人的生活狀態。導演以平視的眼光，將鏡頭停留在他們聚居的老弄堂裡，揭示了異鄉人面臨的三重困境：
①第一重困境：融不進他鄉
底層異鄉人群體面臨的第一重困境是融不進他鄉，原因有兩點：
- 艱苦孤獨的生活缺乏溫暖
本就是被迫離鄉謀生的異鄉人群體，由於文化水平和專業素養的缺失，在“造夢”的上海，只能從事諸如保姆、月嫂、清潔工、發傳單之類的工作。下班後蜷縮在上海破舊角落的群租房裡，過著擁擠逼仄的生活。
就如影片中謝琴、曹俐，她們一個在做鐘點工，一個在KTV打掃衛生，下班後回到老弄堂的破舊閣樓裡，房間狹小到只放得下兩張床、站直了身子都會碰到頭，並且陰冷潮溼、鮮少有陽光。
這群人，他們在上海掙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算是上海的眾多建設者之一，但城市快節奏生活的洪流中，艱苦孤獨的生活讓他在這座城市找不到歸屬感。
- 本地人的排外心理
做為異鄉人，他們和真正的上海人完全是城牆內外的兩種人，格格不相融，即便是二婚後拿到上海戶口的謝琴。
謝琴再婚嫁給浦東男人的婚姻，本就是一場個懷心思的利益局。在二婚丈夫去逝後，她被丈夫的親屬逼著籤權益轉讓書，因為她只是一個“外地人”，只是一個“鐘點工”。
本地人出於優越感的排外心理和職業歧視心理，時時提醒著他們記住自己異鄉人的身份，刺激著他們的自尊和內心的軟弱。
②第二重困境：回不去故鄉
《到阜陽六百里》獲得第48屆金馬獎“最佳原創劇本獎”時，組委會給出的評語是：“以生活化的內容，寫盡大城市裡異鄉客的孤獨寂寞，觀察入微，體貼細膩。”
而這種孤獨寂寞不僅是因為融不進他鄉，更是因為很多人還有著回不去的故鄉。
- 社會價值觀念“城市化”
離家時間越久的人，回家以後越不適應。之所以有這種不適應，是因為長時間生活在快節奏城市的異鄉人，社會價值觀念已經“城市化”。城市裡的生活習慣、社交範式
、時間觀念等，已經在潛移默化中滲透到異鄉人的行為觀念裡。做為一個從小在鄉下長大的孩子，我對這種感受體悟的深刻。從大學時的寒暑假起，我就感覺到自己對故鄉生活的不適應，不適應故鄉冷熱極端的天氣，不適應乾燥的氣候，不適應家裡人散漫無度的時間觀念，也不習慣母親對著蔬菜價格斤斤計較。
影片中，多年奔波在大城市的曹俐，雖然是異鄉人，但她從穿著談吐到內在價值觀念都已經“城市化”了；甚至一個找曹俐買票的大媽也受到了“城市化”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當別人都按照“鄉土約俗”，買車票給完錢就走人時，她拉著曹俐死纏爛打要車票。因為在城市觀念裡，車票是乘車的憑證，而在鄉土約俗裡，老鄉之間的交易只需要一個口頭承諾，這源於信任。
因此，已經習慣城市生活，社會價值觀念已經“城市化”的這類異鄉客，他們的鄉愁已經在城鄉社會價值觀念的衝突中開始消解，錯位。
- “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現實境況
《到阜陽六百里》的海報上有一句話非常顯眼：“人生為了回家，終究離開家。”家庭的正常運轉，需要資本的投入，人們改善家庭條件，背井離鄉，然而卻有一些人由此陷入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現實悲劇，故鄉再也無家可回。
影片中的曹俐是一個無家可回的典型。她年輕時因為錯愛小混混和父親斷絕父子關係，但親情血濃於水，她初次離鄉是父親送到車站塞給她幾百塊錢，年關返鄉潮父親在村口等著，因為村裡修了路，怕她認不得回家路。
隨著漂泊和成長，這份父女親情早已融解心中的隔閡，只是父親已經去世，“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一切來的為時太晚，故鄉只剩下父親的墳，回去的意義已經不大，這是曹俐最終沒有回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③第三重困境：失去鬥志
詩人汪國真在《熱愛生命》中鼓勵人們：“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然而，隨著現代化的高速發展，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洪流中，精神貧瘠致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受不了物質的清貧，逐漸喪失鬥志，落荒逃離城市，甚至走向墮落。
影片中，謝琴的女兒小紅便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謝琴年輕時丈夫去世，為了給小紅更好的生活，帶小紅來到上海；到上海改嫁本地人，只為給小紅的未來鋪路。二婚丈夫去逝，她繼續做鐘點工，和二婚丈夫親屬爭家產，都是為了小紅能夠嫁給本地人，過上安分生活。儘管母親如此付出，但小紅面對金錢的誘惑時，還是走向了墮落，做了別人的情婦。
回到現實生活中，新一代異鄉人群體中在城市裡盜竊、出賣肉體等新聞報道並不罕見，這是社會的痛點，但我們唯有正視問題，問題才有可能解決。
究其原因，被貧苦生活磨滅鬥志或者恐懼貧苦，是底層年輕“異鄉人”群體走向墮落的重要因素。還有一層原因，是他們受教育的程度較低，精神境界低，面對金錢誘惑時更容易失去自我。
03
影片塑造底層“異鄉人”群像，有什麼現實意義？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像底層異鄉人群體這樣徘徊在故鄉和他鄉之間，對兩個社會群體的參與都不深入的人，被稱作“邊緣人”。
邊緣人的特質往往表現為金錢上的卑微及性格上的桀驁不馴，他們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目標和思想理念，但因為這種理念不為主流群體所接受，他們只得在邊緣的夾縫中固守自己的理念孤獨求存，漸而形成邊緣人格，就像影片中的曹俐和謝琴。
邊緣人是電影藝術者非常善於塑造的形象，如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2019年上映的《何以為家》都將鏡頭投向了邊緣人群體，《到阜陽六百里》同樣也是。
塑造邊緣人群像，能夠真實的反映這類群體艱難的生活狀況，從而呼籲社會主流群體對邊緣人群體多一些關懷和愛護；號召全社會對邊緣人群體多一些理解和關照；引起執政者的注意，以期幫助他們獲得更多政策上的幫扶。 從這一層意義來講，《到阜陽六百里》這類影片是具有永恆價值和意義的，因為邊緣人群體的演變是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的。
結語：
在城鄉發展失衡的狀態下，越來越多到大城市打工的底層異鄉人，在謀生壓力和迴歸家庭的雙重壓力拉扯下，被迫徘徊在城鄉之間。
《到阜陽六百里》以冷靜、客觀的鏡頭，向觀眾展示了底層異鄉人在上海生活的現實狀況，並揭示了他們所面臨的三重悲劇，讓這一邊緣群體得以走進大眾視野，啟發觀眾給這個群體多一些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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