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部十八天完成的金马奖佳作
《到阜阳六百里》是一部只用十八天就拍摄完成的低成本、小制作电影。该影片由台湾电影教父侯孝贤监制、著名导演邓勇星执导。在第48届金马影展中，一举夺得了最佳剧本奖、最佳女配角奖，之后又在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等赛场上取得佳绩，揽奖无数。
影片以底层人物的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群上海保姆回家的故事：阜阳女子曹俐年轻时因为爱错人与父亲断绝关系，到外面打拼。后来在深圳创业失败，又在年关时回到上海，与做保姆的老乡谢琴合租在小阁楼里。
不久，同乡的狗哥和九儿翻修了一辆废客车，想要拉客挣钱，目标客户锁定在上海做保姆的阜阳大妈，于是他们找到曹俐帮忙卖票。车票成功售出，一群阜阳大妈搭乘违规车辆赶在春节前踏上了回乡路。
影片以半纪实的叙述方式，用平淡的口吻讲述小人物世界中的世间百态，揭示了生活在上海的底层“异乡人”群体的艰难生活状态。影片以其独有的深刻性，让人观影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立足影片，并结合现实生活，来解读底层“异乡人”群体的悲剧处境。
02
底层“异乡人”群体面临的三重困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影视理论研究者吕新雨曾说：
“在中国，纪录精神是一种底层精神。”《到阜阳六百里》以一种半纪实的方式，讲述的是一种底层异乡人的生活状态。导演以平视的眼光，将镜头停留在他们聚居的老弄堂里，揭示了异乡人面临的三重困境：
①第一重困境：融不进他乡
底层异乡人群体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融不进他乡，原因有两点：
- 艰苦孤独的生活缺乏温暖
本就是被迫离乡谋生的异乡人群体，由于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的缺失，在“造梦”的上海，只能从事诸如保姆、月嫂、清洁工、发传单之类的工作。下班后蜷缩在上海破旧角落的群租房里，过着拥挤逼仄的生活。
就如影片中谢琴、曹俐，她们一个在做钟点工，一个在KTV打扫卫生，下班后回到老弄堂的破旧阁楼里，房间狭小到只放得下两张床、站直了身子都会碰到头，并且阴冷潮湿、鲜少有阳光。
这群人，他们在上海挣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上海的众多建设者之一，但城市快节奏生活的洪流中，艰苦孤独的生活让他在这座城市找不到归属感。
- 本地人的排外心理
做为异乡人，他们和真正的上海人完全是城墙内外的两种人，格格不相融，即便是二婚后拿到上海户口的谢琴。
谢琴再婚嫁给浦东男人的婚姻，本就是一场个怀心思的利益局。在二婚丈夫去逝后，她被丈夫的亲属逼着签权益转让书，因为她只是一个“外地人”，只是一个“钟点工”。
本地人出于优越感的排外心理和职业歧视心理，时时提醒着他们记住自己异乡人的身份，刺激着他们的自尊和内心的软弱。
②第二重困境：回不去故乡
《到阜阳六百里》获得第48届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时，组委会给出的评语是：“以生活化的内容，写尽大城市里异乡客的孤独寂寞，观察入微，体贴细腻。”
而这种孤独寂寞不仅是因为融不进他乡，更是因为很多人还有着回不去的故乡。
- 社会价值观念“城市化”
离家时间越久的人，回家以后越不适应。之所以有这种不适应，是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快节奏城市的异乡人，社会价值观念已经“城市化”。城市里的生活习惯、社交范式
、时间观念等，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异乡人的行为观念里。做为一个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我对这种感受体悟的深刻。从大学时的寒暑假起，我就感觉到自己对故乡生活的不适应，不适应故乡冷热极端的天气，不适应干燥的气候，不适应家里人散漫无度的时间观念，也不习惯母亲对着蔬菜价格斤斤计较。
影片中，多年奔波在大城市的曹俐，虽然是异乡人，但她从穿着谈吐到内在价值观念都已经“城市化”了；甚至一个找曹俐买票的大妈也受到了“城市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当别人都按照“乡土约俗”，买车票给完钱就走人时，她拉着曹俐死缠烂打要车票。因为在城市观念里，车票是乘车的凭证，而在乡土约俗里，老乡之间的交易只需要一个口头承诺，这源于信任。
因此，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社会价值观念已经“城市化”的这类异乡客，他们的乡愁已经在城乡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开始消解，错位。
-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现实境况
《到阜阳六百里》的海报上有一句话非常显眼：“人生为了回家，终究离开家。”家庭的正常运转，需要资本的投入，人们改善家庭条件，背井离乡，然而却有一些人由此陷入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现实悲剧，故乡再也无家可回。
影片中的曹俐是一个无家可回的典型。她年轻时因为错爱小混混和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但亲情血浓于水，她初次离乡是父亲送到车站塞给她几百块钱，年关返乡潮父亲在村口等着，因为村里修了路，怕她认不得回家路。
随着漂泊和成长，这份父女亲情早已融解心中的隔阂，只是父亲已经去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一切来的为时太晚，故乡只剩下父亲的坟，回去的意义已经不大，这是曹俐最终没有回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第三重困境：失去斗志
诗人汪国真在《热爱生命》中鼓励人们：“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洪流中，精神贫瘠致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不了物质的清贫，逐渐丧失斗志，落荒逃离城市，甚至走向堕落。
影片中，谢琴的女儿小红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谢琴年轻时丈夫去世，为了给小红更好的生活，带小红来到上海；到上海改嫁本地人，只为给小红的未来铺路。二婚丈夫去逝，她继续做钟点工，和二婚丈夫亲属争家产，都是为了小红能够嫁给本地人，过上安分生活。尽管母亲如此付出，但小红面对金钱的诱惑时，还是走向了堕落，做了别人的情妇。
回到现实生活中，新一代异乡人群体中在城市里盗窃、出卖肉体等新闻报道并不罕见，这是社会的痛点，但我们唯有正视问题，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究其原因，被贫苦生活磨灭斗志或者恐惧贫苦，是底层年轻“异乡人”群体走向堕落的重要因素。还有一层原因，是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低，精神境界低，面对金钱诱惑时更容易失去自我。
03
影片塑造底层“异乡人”群像，有什么现实意义？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像底层异乡人群体这样徘徊在故乡和他乡之间，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深入的人，被称作“边缘人”。
边缘人的特质往往表现为金钱上的卑微及性格上的桀骜不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目标和思想理念，但因为这种理念不为主流群体所接受，他们只得在边缘的夹缝中固守自己的理念孤独求存，渐而形成边缘人格，就像影片中的曹俐和谢琴。
边缘人是电影艺术者非常善于塑造的形象，如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2019年上映的《何以为家》都将镜头投向了边缘人群体，《到阜阳六百里》同样也是。
塑造边缘人群像，能够真实的反映这类群体艰难的生活状况，从而呼吁社会主流群体对边缘人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爱护；号召全社会对边缘人群体多一些理解和关照；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以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政策上的帮扶。 从这一层意义来讲，《到阜阳六百里》这类影片是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因为边缘人群体的演变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
结语：
在城乡发展失衡的状态下，越来越多到大城市打工的底层异乡人，在谋生压力和回归家庭的双重压力拉扯下，被迫徘徊在城乡之间。
《到阜阳六百里》以冷静、客观的镜头，向观众展示了底层异乡人在上海生活的现实状况，并揭示了他们所面临的三重悲剧，让这一边缘群体得以走进大众视野，启发观众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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