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古代，“大夫”是有權之人，與之相對的“匹夫”則是無權無勢的老百姓。這句話是說，當國家面臨危機和困難時，每一個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要為國家挺身而出，分憂解難。看起來冠冕堂皇、理直氣壯，問題是古代社會的“匹夫”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直至“臣民”轉變為“公民”，在政治身份上取消“大夫”“匹夫”差別的現代社會，平頭百姓才成為“有權之人”，成為國家主權的所有者。這時候如果提倡愛國，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下興亡，公民有責”。在美國，這種公共責任感觀念早在殖民地時期新大陸的社會土壤裡生根發芽了。
約翰·溫斯羅普
1630年，清教徒約翰·溫斯羅普率領眾信徒在塞勒姆港舍舟登岸之際，就宣讀了一篇題為《基督仁愛之楷模》的佈道書，聲稱“吾輩必須團結如一人，我們必須建立兄弟般的感情。吾輩務須互悅互愛，為他人設身處地，有愉同歡，有哀同舉，同勞作，共患難，視他人為手足，待全民如一體”。
受基督教相互關愛的思想影響，由此發展出美國式的“公德心”。最明顯的表現之一就是大部分美國人都有過做義工的經歷。調查顯示，半數美國人平均每年花在做義工的時間大約有100個小時，這相當於每兩個美國人中就會有一個人每週有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奉獻在義務社會服務工作上。相比之下，每三個德國人，每五個英國人中，才有一個人從事義工，服務時間也更短，這些統計數字證實了美國人的志願精神確實高於一般的西方國家。
另一種能體現美國公民責任感強的現象是“公共利益集團”的迅猛發展。一般的利益集團關心的是為成員尋求直接經濟和政治利益，而公共利益集團關心的是涉及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公共利益問題。比方說，全國製造協會作為一個經濟利益集團，會想方設法擴大製造企業的經濟利益，而女性選民聯盟作為一個公共利益集團，關心的則是簡化選民登記等有利於廣大公眾的政策。
前總統卡特做木工
絕大多數公共利益集團是隨著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應運而生的，後來此類利益集團又發展到一些新領域，如殘疾人權利、防止虐待兒童或家庭暴力、男女同性戀權利等。成立於1970年的“公共事業”，就是美國最活躍的公共利益集團之一。它自稱是“全國公民的遊說者”，擁有超過40萬的會員和支持者，在35個州建立有相關組織。
它的宗旨是鼓勵公眾參與政治，確保政府成為公眾信任的、廉潔高效的和對選民負責的政府，工作的重點是遏制政府的金錢政治、完善選舉制度、促進官員問責制以及維護媒體對政府行為的輿論監督。
幾十年來，美國的公共利益集團發展很快，公共利益集團的數量迅速增加。如環境保護主義者集團，從1970年到1980年，數量由221個增加到380個，1990年又增加到396個。
做慈善
美國人之所以樂意參加公共利益集團，與他們擔心特殊利益集團綁架政府有直接關係。美國媒體一直在批評政府偏袒部分集團的利益，尤其是偏袒大企業、大公司、大貿易集團的利益，它們認為菸草、石油、銀行、卡車運輸、海上運輸、醫療、律師行業集團更加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
出於對政府日益成為“富人利益的俘虜”的擔心，公共利益集團崛起，與私人利益相抗衡。這背後的邏輯是：因為政府總是受到私人利益集團的影響，光靠政府自身自律是不可能真正維護公共利益的，而單個民眾又很難監督政府，因為政府太龐大、力量太強，相比之下個人簡直渺小得不值一提。但是“眾人拾柴火焰高”，民眾結社抱團、建立公共利益集團參與決策過程，就能夠有力量制約政府權力、平衡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
一些公共利益集團組織規模龐大，並擁有雄厚的資金，它們遊說政府的各個部門，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形成產生重要的影響。2001年，一個叫“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團體懷疑美國政府在制定能源政策時偏頗，照顧安然等大能源企業的利益，要求白宮向公眾公佈副總統切尼所領導的國家能源專題小組文件：“司法觀察”、“斯耶拉俱樂部”等十幾個組織向白宮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做義工
在遭到拒絕以後，這些社會團體紛紛向法庭提出訴訟。位子首都華盛頓的聯邦地區法院下令，聯邦能源部必須交出7584頁與國家能源問題專題小組有關的文件。
即便在一些小事上，民間社團也有強大的影響力。中國學者蕭功秦在美國威斯康星州訪問時發現，當地一個官員接待訪客時喝一杯咖啡，都必須自己付錢，否則就會被當做受賄論處。而這個州能通過如此嚴格的限制性法規，並能大體上有效地約束政府官員行為，與民間社團強大的壓力有關，比如有一個社會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各種方式來監督政府官員，不允許公僕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禮品。
蕭功秦向接待他的一位中年美國婦女提問：“你為什麼如此積極地參與這一組織，你們做這樣的事，動機是什麼？”回答令他感到震撼：“因為我熱愛自己的國家，因為我摯愛著我的女兒，希望由於我們的努力，讓我的女兒這一代生活在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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