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古代，“大夫”是有权之人，与之相对的“匹夫”则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这句话是说，当国家面临危机和困难时，每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为国家挺身而出，分忧解难。看起来冠冕堂皇、理直气壮，问题是古代社会的“匹夫”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直至“臣民”转变为“公民”，在政治身份上取消“大夫”“匹夫”差别的现代社会，平头百姓才成为“有权之人”，成为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这时候如果提倡爱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兴亡，公民有责”。在美国，这种公共责任感观念早在殖民地时期新大陆的社会土壤里生根发芽了。
约翰·温斯罗普
1630年，清教徒约翰·温斯罗普率领众信徒在塞勒姆港舍舟登岸之际，就宣读了一篇题为《基督仁爱之楷模》的布道书，声称“吾辈必须团结如一人，我们必须建立兄弟般的感情。吾辈务须互悦互爱，为他人设身处地，有愉同欢，有哀同举，同劳作，共患难，视他人为手足，待全民如一体”。
受基督教相互关爱的思想影响，由此发展出美国式的“公德心”。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部分美国人都有过做义工的经历。调查显示，半数美国人平均每年花在做义工的时间大约有100个小时，这相当于每两个美国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每周有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奉献在义务社会服务工作上。相比之下，每三个德国人，每五个英国人中，才有一个人从事义工，服务时间也更短，这些统计数字证实了美国人的志愿精神确实高于一般的西方国家。
另一种能体现美国公民责任感强的现象是“公共利益集团”的迅猛发展。一般的利益集团关心的是为成员寻求直接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公共利益集团关心的是涉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问题。比方说，全国制造协会作为一个经济利益集团，会想方设法扩大制造企业的经济利益，而女性选民联盟作为一个公共利益集团，关心的则是简化选民登记等有利于广大公众的政策。
前总统卡特做木工
绝大多数公共利益集团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应运而生的，后来此类利益集团又发展到一些新领域，如残疾人权利、防止虐待儿童或家庭暴力、男女同性恋权利等。成立于1970年的“公共事业”，就是美国最活跃的公共利益集团之一。它自称是“全国公民的游说者”，拥有超过40万的会员和支持者，在35个州建立有相关组织。
它的宗旨是鼓励公众参与政治，确保政府成为公众信任的、廉洁高效的和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遏制政府的金钱政治、完善选举制度、促进官员问责制以及维护媒体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
几十年来，美国的公共利益集团发展很快，公共利益集团的数量迅速增加。如环境保护主义者集团，从1970年到1980年，数量由221个增加到380个，1990年又增加到396个。
做慈善
美国人之所以乐意参加公共利益集团，与他们担心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有直接关系。美国媒体一直在批评政府偏袒部分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偏袒大企业、大公司、大贸易集团的利益，它们认为烟草、石油、银行、卡车运输、海上运输、医疗、律师行业集团更加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
出于对政府日益成为“富人利益的俘虏”的担心，公共利益集团崛起，与私人利益相抗衡。这背后的逻辑是：因为政府总是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影响，光靠政府自身自律是不可能真正维护公共利益的，而单个民众又很难监督政府，因为政府太庞大、力量太强，相比之下个人简直渺小得不值一提。但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众结社抱团、建立公共利益集团参与决策过程，就能够有力量制约政府权力、平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一些公共利益集团组织规模庞大，并拥有雄厚的资金，它们游说政府的各个部门，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2001年，一个叫“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团体怀疑美国政府在制定能源政策时偏颇，照顾安然等大能源企业的利益，要求白宫向公众公布副总统切尼所领导的国家能源专题小组文件：“司法观察”、“斯耶拉俱乐部”等十几个组织向白宫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做义工
在遭到拒绝以后，这些社会团体纷纷向法庭提出诉讼。位子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下令，联邦能源部必须交出7584页与国家能源问题专题小组有关的文件。
即便在一些小事上，民间社团也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学者萧功秦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访问时发现，当地一个官员接待访客时喝一杯咖啡，都必须自己付钱，否则就会被当做受贿论处。而这个州能通过如此严格的限制性法规，并能大体上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行为，与民间社团强大的压力有关，比如有一个社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监督政府官员，不允许公仆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礼品。
萧功秦向接待他的一位中年美国妇女提问：“你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一组织，你们做这样的事，动机是什么？”回答令他感到震撼：“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挚爱着我的女儿，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让我的女儿这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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