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長河紅陽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如題中的“逆世”，乃是逆乎於大亂世道的人口數量急劇下降，不減反增。
眾所周知，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大混亂、大戰亂時期，那個亂勁兒，對中國百姓造成的苦難，史上無出其右。從學者們的研究中可知，那個民國時期，那個大亂世道中，中國人口數量卻出現了“逆世”增長，原因呢何在？
民國政府的醫衛體制：一個糊弄人的空架子
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版《中國人口史》第六捲上，編著者侯楊方先生強調了這一奇蹟的正面原因：“影響中國人口增長的正面因素”為“現代醫療與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即西醫、西藥傳入中國，以及西方醫療、衛生制度在中國落戶。
但是，這個回答顯然是有漏洞的：“‘現代醫療與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即西醫、西藥傳入中國，以及西方醫療、衛生制度在中國落戶”，重點惠及的是被民國政府強力控制的少數大中城市。受惠於西醫、西藥的大中城市，人口極其有限，這個群體的生育率再高，也不能作為民國時期人口“逆世”增長的主力群體。而且，本卷編著者也承認，西方醫療、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醫務人員在中國的分佈是很不均衡的、人數也極少：
【1929——1934年，登記在冊的醫師共有6761人，藥師81人，助產士2217人，藥劑生856人，以上均不包括中醫，即全國每7.5萬人中才有1個醫師，而且50%以上的醫生（doctor）集中於江蘇和廣東兩省的大城市中，分佈很不平衡。】
所以，把民國時期人口“逆世”增長的第一原因歸在西醫西藥以及西方公共衛生制度落戶中國是很偏頗的。再者，日寇侵華，首先被難的就是這些大中城市，這裡的人民在日寇攻略、佔領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數字，恐怕要壓過西醫、西藥，以及西方公共衛生制度的恩賜——比如南京大屠殺，比如對重慶這樣的中心城市的狂轟濫炸。
不過，這位侯先生接著強調：
【另據不完全統計，30年代中國已擁有近1000所的現代醫院，遍佈全國各省市及大部分縣。儘管這些現代化醫院與醫務人員數量有限且分佈不平衡，但對於當時中國人口的健康、降低人口死亡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問題是這“近1000所的現代醫院”也都在城市，對農村人口的惠及作用有多大很成問題。作為一個“純”農業的人口大國，中國農村人口的增長，才是中國人口增長的絕對主力，只在城市裡的西醫西藥、西式醫院對農村人口的疾病診療和防疫有貢獻嗎？筆者絕不認同侯先生的觀點，他的強調，與當時農村的缺醫少藥對照，絕對是一種“尷尬”。造成這樣一種“尷尬”的原因在哪裡？恐怕要在政府對公共衛生的重視程度上講了。換句話，政府是不是真把惠及百姓（尤其是農村百姓）的治病、防疫當回事。
按著紙面上的文書記錄，民國政府也是把百姓看病當回事的，也有相應的制度建設，比如：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和北洋時期，在內務部下設衛生司（1913年曾改為衛生科，1916年又恢復），並制定了《內務部衛生司暫行職掌規則》，其中衛生司第3科：
【掌理關於傳染病、地方病、痘瘡及獸疫事項和船舶檢疫事項】
中規中矩。
在北洋民國倒臺後，1928年南京蔣記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央政府開始設置獨立的衛生行政機構——衛生部，隸屬行政院，主管全國衛生事務。到1931年4月該部改組為衛生署，其後，其隸屬關係也多次變更，或屬行政院，或屬內政部。無論怎樣的變更隸屬，這個衛生署總還一直存在，總還算是蔣記民國政府中層級不低的部門。不過有這麼個中央部門還辦不成事情，必須有眾多的地方分支機構具體而微地行使職能，才能把政府在醫衛事業上的投入惠及百姓。那麼，蔣記民國有這樣眾多的地方醫衛機構行使治病防疫的職能嗎？從文書記錄上看是有的：
【1928年12月11日國民政府頒佈《全國衛生行政系統大綱》明確規定在全國設立衛生機構，主要內容包括：“（1）中央設置衛生部，直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2）各省設衛生處，隸屬於民政廳，兼受衛生部之直接指揮監督；（3）各特別市設衛生局，隸屬於特別市政府，兼受衛生部之直接指揮監督；（4）各市、縣設衛生局，隸屬於市縣政府，兼受衛生部之直接指揮監督。縣衛生局未成立以前，縣之衛生事宜暫以縣公安局兼理之，縣公安局亦未成立時，得於縣政府成立衛生科⋯⋯”歷經近十年的運作，“至1937年，有浙江、陝西、河南、江蘇、江西、湖南、湖北、福建、雲南、山東、甘肅等省設立了縣衛生機構。”】
這是抗戰前，民國那個“黃金十年”的檔案“成就”。（注意，是在檔案裡記錄的成就）
在抗戰時期，民國政府仍有動作：
【1940年5月行政院批准公佈《縣各級衛生組織大綱》，“規定縣設衛生院，區設衛生分院，鄉鎮設衛生所，保設衛生員，並詳細規定了各級衛生組織的的職責，要求縣衛生院或分院除醫療外應承擔防疫任務，如推行種痘、預防注射及其它關於傳染病預防事項：鄉鎮以下除協助種痘和預防注射外。主要做好傳染病的報告工作。”】
我們知道，檔案記錄的，乃是“大綱”之類的計劃，至於說計劃是不是落到實處，是不是有眾多的基層衛生機構便民看病、防疫，要看地方的建設成果。對照事實，這樣的“大綱”只是具文，如《安徽省各縣衛生組織章程》明確說：
【“院頒各級衛生組織大綱，在本省未能實施⋯縣級以下則無力顧及。”】
而在全國首先設立省級衛生行政機構的江西省：
【1941年“佔全省人口85%的農村，則無衛生院。】
以上是抗戰時期的“國統區”狀況。然而這個狀況也包括了民國“黃金十年”地方醫療機構的建設積累。“黃金十年”的基礎外加抗戰時期的增量，地方基層衛生機構居然是零，空有其名。由此可知，民國由政府主導的醫療事業，只是糊弄人的空架子！
抗戰結束後，民國政府繼續在醫療衛生方面有動作：
【抗戰後，根據1946年1月修正公佈的《衛生署組織法》，衛生署開始專設防疫處，負責傳染病的防治處理、重要地方病的防治處理、重要地方病的防治指導協助、地方防疫設施的促進、陸海空檢疫機構的設置指導及改進、陸海空港埠的檢疫及疫情調查報告、國際檢疫、生物製品的指導監督、防疫器材的統籌分發及其他防疫事項。1947年5月衛生署重新改組為衛生部，防疫處也隨之改為防疫司，但基本職能未變。……另國民政府初期即擁有中央衛生防疫機構，其後又陸續設立中央醫院、中央設計所、西北防疫處、蒙綏防疫處及海關檢疫處等機構，中央衛生體制逐步健全。】
從以上記錄看，民國政府在醫衛制度設計上可算是“奮發有為”，然而，這也僅僅是在中央機關層面上疊床架屋，具體把中央機關的職能落實到地方強力執行上，那還需要眾多的地方醫療機構作保證。可是，參照抗戰時期的地方情形，再參照三年內戰的浩大殘酷，“國統區”地方醫療機構的建設，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基本上還是個零。可做證據的是，以血吸蟲病為代表的地方病肆虐。消滅地方病，一直到中共執政大陸之後，在1950年代大打全民防疫戰方才見實效。這樣的全民防疫戰，恰恰是當下“武漢抗疫戰爭”的近祖。
所以說，在“國統區”，農村人口的治病、防疫工作，實際上完全空白。所以，如中國人口史第六卷所講的，民國人口“逆世”增長的原因——西方醫療資源進中國，在“國統區”裡是根本不存在的。倒不知這套煌煌鉅著怎麼就會有這樣的硬傷。不過，考慮到杜撰“餓死三千萬”的曹樹基先生也在這套書的編著者之列，那麼，這套書的質量麼，說句不精審不算過分。或者說，“中國人口史”這個大題目，該有後來者做更嚴謹的研究重新寫來。
深入農村基層，中共革命根據地的防疫偉業
在民國時期，還有中共領導的紅色政權與蔣記民國並立。紅色政權紮根的革命根據地在這方面做得怎麼樣？值得一說。
紅色政權第一個階段就是蘇區時代。在蘇區尚未成立時，各根據地以生存第一要務，差不多就是戰時體制，軍政一體，紅軍自身的一些機關就在執行政府機關的任務。當時，草創的紅軍本身就沒有健全的醫療機關。等到根據地鞏固後，紅軍醫院紛紛建立之後，不光為紅軍指戰員診病、防疫，同時也肩負起根據地地方群眾的治病、防疫任務。中央蘇區政府成立後，開始設立政府系統的衛生防疫部門：
【蘇區中央政府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分管衛生工作，下設衛生管理局，賀誠兼任局長，衛生管理局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地方醫院，預防瘟疫與傳染病的流行，注重公共衛生、檢查車船、公共食堂及公民住宅之清潔，考察並監督醫師和藥劑師，檢查藥品及藥材之經營等。”】
這個衛生管理局，兼有治病、防疫兩大職能。有了具體職能機構，緊接著就是制定相關的醫衛規章制度：1931年11月，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規定，省、縣、區三級也要設立衛生部，任命部長一人（後改為衛生科）；城市蘇維埃政府設立衛生科，設科長一人。具體的運作情況，在1932年3月臨時中央政府頒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訓令》中可以發現：
【對於疫區。由中央政府內務部負責購買一部分藥品（如碘酒、沙丸、仁丹、規寧丸之類），由政府派遣衛生運動指導員攜帶前往疫區以進行支援；對於非疫區，則由各省蘇及各縣蘇衛生部負責購買臨時應用的中西藥品，交給各指導員下鄉時使用。】
有疫病的地區，政府直接派衛生運動指導員攜帶藥品深入疫區；無疫病的地區仍有指導員攜帶藥品深入農村，使醫、藥能真正惠及缺醫少藥的農村基層。這樣的制度安排與工作實踐，與民國醫衛制度的流於形式，將農村擯棄於政府醫衛體制之外形成鮮明對比。中共醫衛制度的這個特點，還有更詳細的材料可見：
【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員會召開第16次常會決定“城市蘇維埃，區、縣、省的衛生部（或科），目前暫不成立，在內務部之下，暫設立衛生科，但區由主席團負責。鄉一級蘇維埃政府，設不脫產的衛生委員會，村設衛生小組。”1933年12月蘇維埃政府頒佈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要求各級蘇維埃設立衛生運動委員會，以進行管理關於群眾衛生運動、醫院、診斷所、療養所之指導，醫生之登記與考試，藥店之檢查。藥材合作社之組織，醫生教育等工作。在這個機構中。設委員7-9人，由市或區蘇維埃的代表，各街道或各村落群眾中積極分子組成，平時負責管理市、區、街道、村落的通光、通氣、通水、掃除灰塵垃圾、清潔溝渠便所、滅蠅、捕鼠、防疫、醫藥事項。】
詳細明白的把農村醫療衛生規劃好了，而且，還動員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參與到衛生防疫中來，“公共衛生”的含義凸顯。這是與民國醫衛制度強調政府單打獨鬥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蘇區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衛生防疫工作，基本覆蓋到了蘇區的每一個角角落落，有效的保障了蘇區人民的身體健康：
【“蘇區的發病率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區甚至減少了百分之九十：紅軍部隊中的痢疾、瘧疾、下腿潰瘍等發病率也大幅下降。疥瘡基本消滅，其他各種疾病也隨之減少。”閩浙贛蘇區，1932年與1931年相比，“對於疾病，今年減少了百分之九十。”粵贛蘇區西江縣，“把群眾的衛生工作在全縣開展起來了，特別在城市、南門、黃安三區，更是煥然一新，全縣嚴重的時疫完全被消滅了。”】
可見，在中共革命根據地，雖然中西醫西藥匱乏，但是隻要有，再有群眾參與的全民防疫輔助，就能惠及最廣大的百姓。
在抗戰時期，因為被日寇與國民黨雙重封鎖，所以，作為抗戰的絕對主力八路軍的醫衛條件奇差，而且，因為抗擊裝備精良的日寇不得不用游擊戰，部隊作戰流動性大，所以，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段，中共的醫療衛生只能照顧到部隊內部，以及黨政機關。緊抓各根據地地方廣大群眾的醫療、防疫還沒成為各根據地的普遍共識，等到1943年後，這個工作成為普遍共識：
【各根據地普遍強調群眾醫療衛生工作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了各級醫療衛生機構，提倡中西醫合作，組織中醫，建立醫療合作社，開展清潔衛生運動，在疫病流行時組織醫療隊進行救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實在1943年之前，就有不少根據地先行一步，開始大力發展帶有群眾性基礎的醫療防疫工作了。1940年5月延安傳染病流行，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員會。於大的機關及區鄉設立分會。推動延安市縣境內的防疫運動。從1941年起，
【陝甘寧邊區開始單獨編制衛生預算，該年度預算總額為182000元，專門用來購買藥物和衛生宣傳（不含行政費）。為加強衛生宣傳教育工作，還成立了陝甘寧邊區衛生教育設計委員會改進了邊區衛生報，印發軍民衛生手冊傳染病防疫問題防疫須知和防疫傳單 。舉辦衛生晚會、衛生宣傳週、衛生展覽會等】
緊隨延安，有些根據地也在1940年就開始了本地區的群眾衛生運動：
【“1940年8月6日，太嶽區召開衛生防疫會議，決定團結全區醫藥界，組織醫學改進會⋯”，“1941年9月。太嶽行署在沁源縣閻家寨成立後，設立衛生局。不久，第二、三專屬普遍組建醫藥推進會。”】
稍晚的還有：
【晉冀魯豫根據地第五軍分區衛生機關對地方的衛生防疫工作比較好，“到1941年5月，不僅軍分區普遍地建立了衛生組織（分區設醫藥救國總會，縣、區設醫藥分會，村設醫療組），而且有具體的實際工作。第三軍分區也在各縣組織了衛生防疫委員會。如遼縣組織有中藥鋪，武鄉組織有醫藥救國會等。”】
從如上材料可見，中共在抗戰時期的醫衛工作，一如蘇區時代，是深入農村的。也就是深入到中國人口繁衍增殖的主力人群中的，這對於民國時期，中國人口“逆世”增長是個有力的促進！而且，從材料中還可以看到中共在蘇區時代與抗戰時期的醫療、防疫中，中藥的作用不可或缺。這就是中共醫衛體制中與民國政府又一很大的差別：中西醫並重。而民國政府的醫衛系統是重西醫藥，貶斥壓制中醫藥的。
中西醫結合，共產黨居功至偉
民國政府貶斥壓制中醫，是“由來有自”的：在1910年東北鼠疫的撲滅中，中醫基本上“束手”，西醫在此次抗疫中出手不凡。自後，西醫在政府官僚、知識精英群體中，地位日漸隆升，中醫地位一落千丈。1912年，北洋民國發動“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打擊中醫；1929年蔣記民國政府，發動“廢止中醫案”，力圖剿殺中醫。為了自存，整個民國期間不時有中醫界名流組織聲勢浩大的抗議、請願，但這些奮爭與努力並沒能挽回中醫的沒落，在“國統區”中醫藥被邊緣化。
在中共革命根據地，則是大量吸收中醫，鼓勵地方中醫參加革命隊伍或積極參與組建地方衛生醫療機構服務地方群眾。這樣的方針從紅軍時期開始，到八路軍、新四軍時期相沿不變。
在“國統區”，中醫被貶斥、排擠的原因是“缺乏群體應對瘟疫時的系統整合能力”，這是因為無知導致的偏見，也是居心不良的詆譭。但是在革命根據地，中醫藥在診病、防疫中作用很大。中醫配製的丸藥、散藥，治療南方的多發病、流行病，如瘧疾、痢疾、霍亂、中暑、腹瀉、疥瘡、感冒頗具療效。在這個方面，具體的材料不少：
【1928年10月，“紅二團剛一成立，便在東固山坑創辦了一所醫院，當時有十來張病床，醫護人員10餘名，主要是用中草藥治療傷員”。
1930年7月沔陽縣第一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沔陽縣蘇維埃政府一號通告》在第二十一條規定：“提倡民群衛生運動，推廣衛生行政，歡迎白區醫務人員到紅區來發展衛生工作，解決醫藥困難，獎勵中醫，禁止巫醫，以增進紅軍及民眾之健康”。8月20日沔陽縣蘇維埃政府通過了《關於水災給各區鄉蘇維埃政府之通令》，通令指出：“為了戰勝水災，防止瘟疫之流行，要動員紅軍醫院和民間醫生為群眾治病⋯”
1934年秋天，“通、南、巴一帶痢疾流行⋯同志們想辦法，獻良方，配製了一些治痢疾的土藥在群眾中推廣；教育群眾深埋糞便，避免疾病傳染；組織醫療隊到群眾家裡搶救病人。”
1935年“當時紅十七師衛生部長彭方復同志和十八師五十三團的衛生隊長劉朋來同志，曾來大庸要該院協助趕製十幾種中藥丸散。根據南方的多發病，如瘧疾、痢疾、霍亂、中暑、腹瀉、疥瘡、感冒等製成的各種丸劑和散劑，服用效果很好。”
……】
在抗戰時期，中醫藥依然是革命根據地重要的醫療資源。中藥在對抗疾病時的作用、效果和蘇區時代一樣：1942年晉冀魯豫根據地瘧疾流行時，抗日軍政大學的醫務人員即曾嘗試使用中草藥治療，其辦法是用中藥常山、柴胡、砒石、黃芩、花椒等製成瘧疾丸內服，供應當地疫區軍民，效果不錯。
1945年曲陽縣麻疹流行時，晉察冀軍區衛生部組織曲陽中醫救國會及醫藥合作社派專門人員進行診治，不但解決了地方醫藥困難，同時也使中醫向著科學化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中共的醫療防疫工作中，既重視中醫藥，也重視西醫西藥，與國民黨“國統區”全力壓制打壓中醫藥大大不同。更加不同的是，革命根據地還下大力氣調和西醫與中醫的芥蒂與隔閡，增進團結，共同服務於根據地的醫衛事業。這個工作，各根據地先後根據本地特點進行過各具特色的安排：
【1940年8月6日，太嶽區召開衛生防疫會議，決定“團結全區醫藥界，組織醫學改進會，打破中醫墨、守陳規不傳外人和西醫輕視中醫的觀念，實行‘西醫中醫化’、‘中醫科學化’”。
在陝甘寧邊區將這一工作進一步擴大、深化並做細、做實，為了能將邊區的中醫組織起來，改進中醫中藥以促進邊區衛生工作的進步。1940年10月衛生處與邊區政府民政廳聯合發起召開了國醫代表大會，“宣佈成立國醫研究會，到1941年9月有會員208人。設有分會11處。”陝甘寧邊區國醫研究會提出“要改良中醫中藥，使之科學化，加強中西醫之間的聯繫，互相幫助，共求進步。”1941年9月國醫研究會第二屆代表會著重討論了“中醫科學化、溝通中西醫學、中西醫團結和共同展開醫藥工作等問題，決定開辦國醫訓練班。
1941年晉冀魯豫根據地野戰衛生部在其衛生工作指示中曾明確提出“團結中西醫藥人員。完成抗日軍民的衛生防疫任務。⋯中西醫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必須反對輕視中醫、鄙視中藥的思想。⋯根據地各級生人員要學習中醫藥知識，學會針灸療法，也可以利用地域優勢，自採自制中草藥，並鼓勵發展中藥製造。”】
當時中共強調的“中醫科學化”，是指中醫要吸收西醫中關於防疫的有益知識，再由他們——百姓最常接觸、最信任的中醫大夫介紹給百姓，使之沒有牴觸地接受。比如：隔離、種痘、消毒等等防疫措施在根據地農村一開始就難以接受，不藉由百姓信任的中醫做“二傳手”，農村百姓是很難接受的。
對各根據地團結中西醫共同服務根據地軍民的工作，毛澤東主席在1944年5月24日曾做過總結性指示：
【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在新四軍的根據地，醫衛工作的特點和原則，和八路軍在華北、西北各根據地的醫衛工作一致，材料所限，只找到這則材料：
【新四軍第四師衛生部長齊仲桓指出：“各地衛生機關，應在駐地發動群眾，組織衛生委員會，並教育指導搞好環境衛生，預防傳染病。各地已有辦衛生合作事業之動議，應就近予以技術上指導與援助。】
原則一如紅軍、八路軍，走群眾路線，普通百姓參與到防疫工作中來。
發動群眾參與防疫，是中共以醫衛制度的一個鮮明特點。對衛生防疫工作的普及，著力勸導、引導，千方百計啟發百姓的覺悟，培養百姓的防疫自覺性，防疫工作的開展，阻力就很小，甚至於無。這樣的工作方法在蘇區時代就開始實行，如1933年12月15日毛澤東主席到長岡鄉調查，在報告中提到群眾的反應：
【“紅軍、共產黨什麼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員真正顧樂（愛惜的意思）我們 !”但也有少數人說：“開窗換氣，沒有病死也要吹死!”】
對此，毛澤東主席的對策是
【還需要做深入的宣傳。】
曉之以理，以理服人。
在國民黨統治區，也進行過針對普通百姓的衛生防疫工作，但是，國統區的辦法是用暴力的手段強制百姓接受公共衛生防疫行為。這樣的暴力手段，導致百姓對疫病的恐懼，反而不如對防疫行為的恐懼。著名醫生丁國瑞目睹當時的衛生防疫工作並進行了詳細的考察。深刻揭露了防疫對人的肉體及精神皆造成嚴重的傷害，致使民眾從“怕疫”到“怕防”：
【“西醫所謂百斯篤，即我中國所謂瘟疫也。⋯⋯因西醫視為不治，即認定為必死之症。於是不論是疫非疫，有疫無疫，拘留檢驗，如臨大敵，由此則無人不疫。無人不死矣。置二三十人於三四間冰冷之空屋內，輕病者與重病者同床，無病者與有病者同居，衣食不足，益以冷浴消毒，驚魂未定，加之以虐待恐嚇，雖無疫症，亦不敢不死。揆情度理，天下有此等隔離病室乎?反不如不隔離者，尚有一線之生路也。所以人民有不怕疫而怕防，實由於死於疫者少，而死於防疫者多也”。】
這樣的防疫，實際上等於是製造更多的疫病，讓更多的百姓無病生病！
從可見的硬件——財力、物力（西醫西藥、西式醫院）來看，“國統區”對紅色根據地無疑是佔有優勢的，而且，“國統區”還參照西方列強建立了相對健全、完善的現代防疫機構組織、指導疾病預防工作。但是國民黨政權主要把這些優質資源投放在主要中心城市。至於廣大農村的衛生狀況基本和前清一樣，所以，這些醫療資源對絕大多數中國人防疫、祛病幾乎毫無益處。那麼，因疫病造成人口數量減損的災難，並不比前清少。“大戰之後有大疫”，更由於民國政府頻頻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比如用兵百萬級別中原大戰，人為造成的疫病更比前清猛烈，所以，在“國統區”，西醫、西藥傳入中國，以及西方醫療、衛生制度在中國落戶，對中國人口的增殖助益作用幾乎為零。
當然，這並非是說國統區的人口在民國時就沒有絲毫增長，不是的。儘管國民黨的醫衛制度十分的糟糕，儘管沒有西醫西藥、西式醫院的普及，但是隻要在沒有大規模戰亂、沒有大面積爆發疫病的地方——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雲貴川，尤其是四川），人口的自然增殖還是有的。況且，民間中醫藥的生命力還是很強的，無論民國制度怎樣打壓、精英階層在觀念、輿論上怎樣口誅筆伐，中醫藥還是不絕如縷的存在於民間，為最廣大的百姓祛病、防疾做最後一面防衛盾牌。因為有這兩個因素，斷然的地說國統區的人口數字不見增長、甚至於大幅減損，也是不科學的，武斷地。實際上，國統區的人口也還是有所增長的，但是，西醫西藥、西式醫院的作用幾乎為零。
反過來講，在醫衛資源匱乏的中共革命根據地，極有限的醫療物資，因為中共醫衛制度的優勢——中西醫結合、發動群眾參與衛生防疫等等，反而能最大限度的發揮治病防疫的積極作用，為革命根據地的百姓祛病、防疫做最大程度的貢獻。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口的繁衍增殖才談得上，中國人口的“逆世”增長才有基礎可言。
中國人口在民國時期的“逆世”增長，中共的醫衛制度的優勢貢獻極大！
一點點啟示：現在，我們遠看建國之後的愛國衛生運動，近看2003非典，再看眼前抗疫戰爭，都體現著中國醫衛事業中制度上的巨大優勢。而這樣的制度優勢，認真回溯，都要從90年前的蘇區時代開始。一個正確的起點，再有堅定不移的、政府主導發動的群眾路線，就形成了中國醫衛事業的脊樑、中軸。這個脊樑什麼時候也不能彎，這根中軸什麼時候也不能丟！而政府之所以能走發動群眾防疫、抗疫，最堅實的依仗，就是政府掌握著革命根據地內大多數的醫療資源，有這樣的依仗，群眾被髮動起來之後，才有相對充足的物質保障把群眾性的防疫工作紮紮實實的做下去，做好。當下中國的醫療現狀，顯然遠離了當年確立、併為90年裡不斷成功實踐證明了的，那根脊樑、中軸！離開了這根脊樑，這根中軸，中國醫衛事業的制度優勢何從談起？！
參考文章：王洪車《革命根據地與國統區衛生防疫工作的差異性比較》
【長河紅陽，察網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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