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為盛唐時期的大詩人，成就是多方面的，人們常以“眾體兼備的集大成者 ”稱他。但對於“眾體兼備”的讚詞也有不少人未予認同，對於杜甫的絕句歷來頗有些微詞，特別是明代的幾個詩論家發表了不少“杜不擅絕”的議論。楊慎在《升庵詩話》中稱：“杜子美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胡應麟的《詩藪》中也有相似論調：“子美絕句無所解，不可法也。”“盛唐長五言絕，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絕，長五言絕者，高達夫也；五七言俱工者李白；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楊、胡是兩個頗具影響的詩論家，因此，“杜不長絕”之論此後很有些市場。
杜甫雕像
該如何來看這個問題呢？上世紀60年代初馬茂元、夏承燾先生皆曾撰文論述杜絕，認為杜早年甚少作絕句，其絕句大部分作於蜀後，曾受民歌影響，其絕句風格與王（昌齡）、李（白）迥然不同，是走的另一條路。並指出《戲為六絕句》等對於“論詩絕句”的創格作用。實際上都在為“杜不長絕”辨駁，但馬茂元先生似乎也說過“應該承認，在杜甫詩中，絕句確實是個比較薄弱的環節”一類的話。讓人覺得對杜絕的肯定還不夠堅決。實際上夏、兩先生在文中都引了明人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中的一段話：“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應該說李東陽的“超出詩人蹊徑”之論十分有見地。
竹枝
杜甫被譽為“眾體兼備的集大成者”，正是就杜甫對每一詩體都進行了創格性的改造而言的。為杜贏得“詩史”聲譽的“三吏三別”一類作品是他對樂府詩的創新，杜之前詩人皆以樂府舊題作詩而杜甫卻“即事名篇、無復依傍”，開創了“新題樂府”一體，元、白繼之，新樂府蔚成風氣。初唐王勃、楊炯與沈（全期）、宋（之問）使五律成熟定型，在杜手中更趨精進，並使七律也隨之發展，“晚年漸於詩律細”，不僅使七律在形制上更趨精嚴，且使原本酬答應對於宴飲之際的詩體承載了更多更深刻的內容。
杜甫作詩意境
五古，杜以《詠懷五百字》與《北征》等煌煌鉅製將詠懷、記遊融於一體，使敘事、抒情、議論在這種體制中得以自由揮灑。當然，他也不甘於墨守前人絕句寫作的陳規。在絕句的寫作上，他傾注了不少心力。李白、王昌齡那些高華綿邈、言近旨遠，被譽為“神品”的七絕是有其背景的，那正是浪漫氣息濃郁的盛唐時期，而杜甫比李白小十一歲，他的真正的創作黃金期實際上在安史之亂後，嚴格說來，劃他入中唐更合理些。杜甫今存絕句138首，除四、五首作年難考外，基本上都是人蜀後所作。
杜甫雕像
這些絕句受巴蜀民歌竹枝詞的影響且不說，杜甫寫絕句時的態度也很值得我們注意，他是取了一種輕鬆、隨意的態度，他自道“老去詩篇渾漫與”，這基本上指的是絕句寫作，其絕句不少以“漫興”、“漫與”、“戲為”為題就很能說明問題。但這只是一種創作心態，並不表示不認真、這如同繪畫的工筆與寫意，書法的楷隸與行草，寫意畫或行草書並非粗率不認真之作。實際上這樣一種從絕句開始的“漫興”、“戲為”的寫意方式的變格，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宋詩，看看那些宋人絕句吧，北宋的四大家歐、王、蘇、黃，南宋的楊、範、陸諸大家，其絕句不也都與杜有血脈之緣，而絕少盛唐王、李的那種高華氣息嗎？僅此一端，杜絕之功已不可輕沒。而《戲為六絕句》對於論詩絕句的開創已不僅僅是詩歌創作的問題了，它已把詩的功能擴展到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領域了。再來看看杜絕是否較其他詩體“
薄弱”。
詩歌意境
《漫成一絕》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
《絕句漫興九首（選一）》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流水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成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絕句二首（選一）》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春風花草香
不必引《江南逢李龜年》、《贈花卿》那樣的名篇，但看前引數作，不管五言七言，不管寫景抒情，不是均能給人一種全新的感受麼？而且那種隨意瀟灑之致不也透露著一種淵融的大家風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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