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在兩百歲的時候迎來了短暫的元和中興，之後藩鎮再叛、文官黨爭、宦官勢力興起。但唐王朝似乎是命不該絕，在走入低谷時又有了唐武宗的會昌中興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這二十年是唐王朝最後的輝煌。
會昌中興是中晚唐少有的政治清明時期，皇帝自強納諫，以李德裕為首的重臣團結一致，對外為回鶻汗國滅亡補上最後一刀，對內削平了昭義藩鎮反叛再次樹立中央權威，並通過整治吏治、抑制權貴特權、滅佛促進了國家行政效能提升和經濟好轉。
唯一可惜的就是唐武宗死的太早。
（陝西三原唐武宗端陵）
【一個沒希望當皇帝的人當上了皇帝，唐武宗】
唐武宗是唐文宗的弟弟，《資治通鑑》上說是“沉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但《舊唐書》上說“武宗氣豪”、“性雄俊”，根據武宗所作所為來看，《舊唐書》記錄更準確一些，唐武宗應該是個性格外向、活躍奔放的人。
唐武宗本來是沒機會當皇帝的，唐文宗兩個兒子都早死，唐文宗就想把皇位傳給自己哥哥唐敬宗的後人陳王李成美，並得到了宰相之一李珏的支持。
另一位宰相楊嗣復和唐文宗寵妃楊賢妃想擁立唐文宗的小弟弟安王李溶，也算是皇位繼承人有力競爭者之一。
至於唐武宗，只是在十六王宅裡混吃等死的親王之一，另一個未來的大boss唐宣宗更是無人在意。
但無論是唐文宗、楊賢妃以及宰相們，似乎都忽略了對皇位繼承人有最大影響力的宦官勢力。宦官們從文宗繼位就已經嚐到了甜頭，皇帝活著的時候不管指定誰為繼承人都不重要，死了那一天就是他們說話算數的時候。而且，越是沒希望的人當上了皇帝，擁立他為帝的人功勞就越大，這也是唐王朝最後近百年的普遍現象。
當時的掌權宦官是仇士良，險些在甘露之變中被唐文宗殺掉，仇士良逃脫後控制了唐文宗，成了唐王朝的真正主宰。
唐文宗臨死前，遺詔陳王李成美繼位，但遺詔未出宮門就被仇士良篡改。仇士良從十六王宅裡選了唐武宗繼位，並順手殺掉了楊賢妃、陳王、安王等覬覦皇位之人。
（仇士良選擇唐武宗的原因不明，野史傳說是一個誤會，沒找到相關資料。）
（紅圈為十六王宅，大唐親王養殖場）
【一個沒希望當宰相的人當上了宰相，李德裕】
在唐武宗看來，宰相李珏、楊嗣復一個支持陳王、一個支持安王，這兩個宰相必須下臺。而這兩人都是牛黨核心成員，那麼牛黨大批官員同樣不能重用，包括當時被貶在外的牛僧孺、李宗閔等人。
敵人的敵人是天然的政治盟友，牛黨的敵人是李德裕，李德裕資歷、能力、功績、出身又都符合入相標準，前些年唐文宗時曾經當過一次宰相，是因為受牛黨排擠才被外放到地方。如果牛黨還在朝中，李德裕仍然沒希望重新為相。
放棄了牛黨的唐武宗幾乎沒有選擇餘地，只能調李德裕入朝為相，並把楊嗣復等人貶出長安。
前文說過，李德裕是延續元和朝李吉甫、裴度之後主戰派代表人物，而從李逢吉開始，包括牛僧孺、李宗閔等牛黨都是對外妥協、懷柔的主和派。唐武宗在位期間也是努力樹立中央權威的主戰派，因此選擇李德裕為相應該也有政治觀念接近的原因。
一個偶然被選中的皇帝，一個同樣是偶然被選中的宰相，成了唐王朝歷史上明君、名相的絕唱，二人重複了四十年前元和中興的一幕，就如唐憲宗和裴度，君臣知心、同心協力，共同成就了會昌中興。
這是唐王朝歷史上最後一次既有明君、又有名相的時代，可惜太短暫了。
（貶死海南的李德裕）
【抑制宦官，成就了會昌中興】
會昌年間，唐武宗和李德裕做的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限制了宦官勢力的發展，會昌中興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此基礎上實現的。
在此之前，宦官勢力及依附於他們的牛黨文官勢力龐大，不但可以左右朝政，更是可以決定皇位繼承人。甘露之變唐文宗試圖剷除宦官勢力的行動失敗，宦官勢力更是難以抑制。
這一次牛黨因為站隊錯誤失去了唐武宗的信任，相當於除去了宦官勢力的重要輔助力量，唐武宗又堅決的站在李德裕身後，宦官勢力就失去了興風作浪的機會。
如果楊嗣復、李珏等牛黨仍然在朝，哪怕不是宰相，李德裕仍然將會受到排擠，至少一系列改革措施會多了很多麻煩。
多年宦海沉浮，李德裕也進入成熟期，行事更加智慧和老練。對付宦官，李德裕並非像唐文宗那樣蠻幹，而是分化瓦解，首先爭取了其中的溫和派。
所謂溫和派，就是認為自己權力是來源於皇帝的一批宦官，皇帝能夠壓制藩鎮、外敵，那麼宦官自然也就權勢大漲。與之對應的就是仇士良等宦官，他們認為自己可以代替皇帝行使皇權，雖然這些人大多是隻會爭權奪利、窩裡橫的蠢人。
與仇士良同為宦官四貴的樞密使楊欽義不但與李德裕政治觀點接近，之前還有過袍澤之情，李德裕任淮南節度使時楊欽義是軍中監軍，二人共事期間配合的不錯，私交還可以。
楊欽義這個樞密使的位置非常重要，理論上講是宦官勢力插手朝政的唯一渠道。而仇士良雖然掌握神策軍，但卻只能在皇帝面前以個人身份進言，沒有和宰相討論政務的資格。
唐武宗對仇士良也心知肚明，自己雖然是仇士良擁立的，但任何一個皇帝也不會願意讓家奴凌駕到自己頭上，所以雖然不能動仇士良的兵權，但在小事兒上經常敲打幾下毫無問題。
曾經一次仇士良想鼓動神策軍士兵鬧事兒，藉機把李德裕搞下去。唐武宗得知後，表現出遠勝唐文宗的擔當，立刻派人到軍中彈壓解釋，打著皇帝的旗號安撫士兵，仇士良的想法胎死腹中。
這也是唐武宗、李德裕對宦官勢力的一貫做法，做事有理有據，依法依規，宦官們找不到鬧事兒的藉口。
宦官勢力先天存在缺陷，無論權勢多大，但在強勢皇帝、強勢宰相面前，他們的權威性不足，智慧也不夠，自然就會落下風。
宦官群體的另一個先天劣勢就是沒有政治目標，只是滿足於個人權勢地位。仇士良等人雖然意識到自己等人不如以前風光了，但也沒有拼死一搏的藉口和勇氣。沒過多久，掌權近二十年的仇士良主動申請退休，同年死去。
仇士良死後，我個人認為唐武宗和李德裕處理的不好，他們以私藏武器為由抄了仇士良的家，免去仇士良的官爵。雖然仇士良是自然死亡，但宦官群體兔死狐悲，至少會覺得皇帝和宰相不念舊情。當時如果順勢徹底除去宦官勢力倒也無所謂，但只是到此為止，只打了仇士良這條死狗毫無意義。
不管怎麼說，會昌年間宦官勢力被嚴重抑制，無論是在朝中還是在軍中。
安史之亂後宦官普遍在軍中任職，在防範武將造反方面沒見到什麼效果，反而這些恃寵而驕的宦官對軍隊戰鬥力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中晚唐，宦官就是軍中統帥，他們往往把最精銳的大批士兵編入自己的親衛隊，讓其餘老弱前出迎敵。戰況如果不好，他們就首先率軍退卻，任由其他士兵和將領被敵人消滅。
李德裕改變了這一陋規，在溫和派宦官支持下明確宦官監軍不得干預軍政，並限制監軍親衛數量。簡單的改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會昌年間無論是抵禦回鶻騷擾，以及消滅反叛藩鎮，唐軍的戰鬥力都有明顯提高。
在朝中，唐武宗和李德裕的君臣組合越來越顯示威力，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能夠落到實處，並逐漸打破了宦官樞密使參與朝政的舊規，一定程度恢復了初唐宦官不幹政的政治生態。
【英明的唐武宗辦了一件糊塗事，送了自己的性命】
唐朝越是英明的皇帝越是看不透生死，很多都追求長生，並得到了“長生”。
前有太宗李世民，後有憲宗、宣宗，唐武宗也是其中之一，這四位傑出帝王都是因為求長生服用藥物而加速了死亡過程。加上廢材唐穆宗，唐王朝有五位帝王死因與長生藥有關。
唐武宗服用的是道教的長生藥，藥物燥熱，人也變得喜怒無常，這和他爺爺唐憲宗死前症狀幾乎相同。但唐武宗仍然執迷不悟，不見李德裕等大臣以隱瞞自己的身體情況，卻仍然聽信趙歸真道士的謊言，“這是在換骨，堅持過去了就好了！”
唐武宗沒堅持過去，會昌六年（846年）三月，在位七年的唐武宗去世，年僅三十三歲。
唐武宗是我個人認為唐王朝唯一一個應該多活幾年的皇帝，包括李世民後期都出現一些獨 裁專斷的苗頭，而唐武宗由始至終保持了對李德裕的信任。
唐宣宗繼位之後，出於對唐武宗和李德裕的個人仇恨，廢除了唐武宗時期大部分改革措施，並把李德裕遠遠的貶謫到了崖州，會昌中興成果毀於一旦。
後世王夫之評價說：“武宗不夭，德裕不竄，唐其可以復興乎！”（《讀通鑑論》）
確實，如果唐武宗和李德裕的組合多存在十年，唐王朝必定不會有那麼悲劇的結果，甚至復興有望。
（王夫之）
君臣組合，初唐有李世民、魏徵，盛唐有李隆基、姚崇，中晚唐有唐憲宗、裴度，以及唐武宗和李德裕，這也成了大唐君臣相和的絕唱，之後雖有唐宣宗這位不錯的皇帝，但卻再無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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