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評圖書：
書名：《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三輝圖書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20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哪怕相繼發生過針對全球化的多次抗議，9·11事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混亂，很多人對於未來依然抱以樂觀和期待。福山不僅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普世的同質化國家”概念，而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各國發展的方向。
所謂的普世的、同質化的又具有合法性國家，顯然被認為是美式或者說是西歐式的民主政體——依照某些大眾專欄作家的觀念，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爆發戰爭，由此推論，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和平。
但問題是，譬如俄羅斯、烏克蘭、伊朗，以及委內瑞拉，等等，在政體結構上其實與美式、西歐式並不存在本質的區別。這些國家之間以及美國、歐洲國家，不僅會出現衝突甚至上演戰爭，而且強勢者還會經常濫用自己的支配力量，對弱勢一方實施制裁。雖然政治理論家、大眾專欄作家熱衷於強調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體制區別，但也不得不承認雙方之間已經不存在諸如過去像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也不再是“主義”、制度之爭。
俄羅斯被認為建立起了一種所謂的混合民主制度，而在這種制度下，民眾沒有多大自由，或者說，民眾願意接受沒有多大自由，卻可以避免20世紀90年代寡頭主導政治時期的那種自由氾濫卻無法遏制通貨膨脹和治安惡化的境況的“交換”，願意以此換取俄羅斯作為大國維護其國家利益的行動能力的可能。
對俄羅斯發出批評的西方人，以及包括我國在內的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觀察家、理論家，提出過俄羅斯犧牲民主和自由，換來的是克里米亞危機、（美國指控的）敘利亞危機、（英國指控的）毒殺間諜危機，以及（愛沙尼亞等國指控的）網絡黑客行動等違法操作。但問題是，如果說這些指控悉數屬實，並可以作為對俄羅斯國家行為合法性的否認理據，而在上述領域涉入更深的國家，顯然是美國……
加拿大研究員、歐洲大學學院國際關係學系主任、教授珍妮弗·韋爾什在其所著的《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從四個不同方面探討了導致當前世界的政治、社會、經濟秩序變得越來越震盪的問題及原因所在。
書中“冷戰的迴歸”一章檢視了俄羅斯近年來在西方語境中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叛逆性、進攻性的深層次原因。俄羅斯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艱難轉型，對於西方式道路不僅感到不耐煩，而且甚至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但這種信任破滅其實已經發生於葉利欽時期，普京執掌的國家在國力上遠遜於全盛時期的蘇聯甚至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卻依然在多個方面保持著對西方的挑戰姿態。這更像是對19世紀俄國歐洲政策的干涉：因為對法國、普魯士、英國、奧斯曼帝國甚至波蘭都感到不放心，基於強烈的不安全感，所以頻頻主動啟動干涉；21世紀初以來，俄羅斯更是感到強烈的不安全感，可以說除了中國及中亞幾國以外，與之毗鄰的其他國家多多少少或主動或被動的加入了由美國主導的遏制、孤立俄羅斯的圈子。這樣糟糕的地緣政治狀態，與俄羅斯的體制選擇並沒有直接關係——假定俄羅斯建立了高度類似於美國的政治體制，不安全感將使得更趨於民粹、排外的領導人上臺。
“野蠻的迴歸”一章討論了近年來陷入惡化的中東局勢，尤其是敘利亞問題。政治學家早已經注意到，中東地區，除以色列，選擇共和政體的國家更可能成為美國的敵手或鼓勵對象，而美國結盟對象更可能選擇非共和政體、在意識形態上更傾保守的國家。而在擊潰諸如伊拉克這樣的地區強權國家後，中東分散式的反叛勢力、暴力極端分子藉助於社交網絡、國際金融體系（地下金融）、國際武器市場，重現了古代長時期存在的遊牧式軍事組織。並且，這類組織不同於古代遊牧軍事集團，更具暴力性（古代遊牧集團諸如蒙古帝國，多以屠城為威懾，但而今的暴力極端分子採用慘無人道的殺戮手段，目的在於炫耀並利用社交網絡散佈，吸引在暴力電子遊戲長大的更多人加入其中。也就是說，發生在21世紀的野蠻迴歸，接軌的是中世紀甚至更早以前奴隸社會時期的暴力內核，外加先進的社交媒體、軍事裝備。
《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書中在談到野蠻迴歸時，也提及了敘利亞為代表的國家，在處理國內反叛、軍事衝突中採用非常規軍事手段的野蠻性。在複雜的地緣政治的背景下，這類行為確實得到了大國庇護——敘利亞官方的敵手，同樣實施了類似的野蠻行為，並得到了大國庇護。
“大逃亡的迴歸”著眼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移民潮，以及因此引發的爭論、排斥。類似的現象曾經出現在一戰爆發時，德國軍隊在比利時的殺戮，引發比利時平民大逃亡，英國方面接納了大量的難民。但難民在英國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卻是英國本土貧民無法企及的。類似的事情在最近幾年又再現於歐洲——這種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嗎？在所謂的保守主義人道者看來，本土居民的福利保障待遇較低，本身代表著政府在社會領域介入程度很低，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活力的象徵，所以是可以容忍的“罪惡”；而同樣還是這樣一批人，卻認為為難民提供良好援助是合理的。保守主義人道者的這種離奇邏輯，造成了西方國家所謂的保守右派陣營陷入撕裂，這一陣營中的許多人因而滑入極端排外的保守右翼。而在西方國家的所謂左翼，圍繞著難民政策的爭論也造成了陣營撕裂。
這就順帶引出了“不平等的迴歸”。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已經標誌著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涓滴經濟學（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的破產——這種經濟學論點認為，減少政府經濟干預，減少政府主導的再分配，不僅可以減輕富人負擔，鼓勵經濟創新，而且也會壓縮政府腐敗的可能空間。受更快的經濟增長，富人財富增多，所滲漏出來的財富果實，也會讓窮人受益。
蘋果、谷歌、微軟、甲骨文等硅谷大企業將財富現金儲備在海外，而華爾街投行、美國和歐洲實體經濟領域的大企業則通過各種眼花繚亂的財務操作避免交稅，共享經濟的興起更是標誌著互聯網經濟巨頭連最起碼的僱傭福利保障也拒絕施捨給勞工。這種情況下，富人財富增多，根本不會出現什麼滲漏，根本滴不出什麼“水”。從這個意義講，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貧富差距拉大的進程，是在向18、19世紀的“悲慘世界”的復歸。
涓滴經濟學，再加上福山所說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組合起來就是華盛頓共識，本質上就是通過科技創新，讓財富歸於資本和技術精英，並讓創新帶來的社會代價、社會成本等問題由多種承擔；通過削弱政府監管和再分配，達到資本對社會領域的控制力度增強；在國際領域，安全問題的持續存在不僅為美國及其主導的國際組織介入創造了口實，而且還帶來了豐沛的武器交易需求，私人安保也成為利潤豐厚的產業。
直白一點來說，揹負著房貸沉重壓力的白領，更可能接受各式各樣的馴服，哪怕是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等新形式增強了剝削性；朝不保夕而不能寄望於社會保障的平民，還必須擔心移民湧入搶了自己本已脆弱不堪的飯碗。“野蠻的迴歸”、“大逃亡的迴歸”、“冷戰的迴歸”、“不平等的迴歸”就這樣奇特的組合在了一起，在21世紀技術和文化的表皮的裝扮下，將幾百年前的國際和國家秩序重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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