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20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哪怕相继发生过针对全球化的多次抗议，9·11事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混乱，很多人对于未来依然抱以乐观和期待。福山不仅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普世的同质化国家”概念，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各国发展的方向。
所谓的普世的、同质化的又具有合法性国家，显然被认为是美式或者说是西欧式的民主政体——依照某些大众专栏作家的观念，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由此推论，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和平。
但问题是，譬如俄罗斯、乌克兰、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等等，在政体结构上其实与美式、西欧式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些国家之间以及美国、欧洲国家，不仅会出现冲突甚至上演战争，而且强势者还会经常滥用自己的支配力量，对弱势一方实施制裁。虽然政治理论家、大众专栏作家热衷于强调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体制区别，但也不得不承认双方之间已经不存在诸如过去像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不再是“主义”、制度之争。
俄罗斯被认为建立起了一种所谓的混合民主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民众没有多大自由，或者说，民众愿意接受没有多大自由，却可以避免20世纪90年代寡头主导政治时期的那种自由泛滥却无法遏制通货膨胀和治安恶化的境况的“交换”，愿意以此换取俄罗斯作为大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行动能力的可能。
对俄罗斯发出批评的西方人，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观察家、理论家，提出过俄罗斯牺牲民主和自由，换来的是克里米亚危机、（美国指控的）叙利亚危机、（英国指控的）毒杀间谍危机，以及（爱沙尼亚等国指控的）网络黑客行动等违法操作。但问题是，如果说这些指控悉数属实，并可以作为对俄罗斯国家行为合法性的否认理据，而在上述领域涉入更深的国家，显然是美国……
加拿大研究员、欧洲大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珍妮弗·韦尔什在其所著的《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从四个不同方面探讨了导致当前世界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变得越来越震荡的问题及原因所在。
书中“冷战的回归”一章检视了俄罗斯近年来在西方语境中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叛逆性、进攻性的深层次原因。俄罗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艰难转型，对于西方式道路不仅感到不耐烦，而且甚至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但这种信任破灭其实已经发生于叶利钦时期，普京执掌的国家在国力上远逊于全盛时期的苏联甚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却依然在多个方面保持着对西方的挑战姿态。这更像是对19世纪俄国欧洲政策的干涉：因为对法国、普鲁士、英国、奥斯曼帝国甚至波兰都感到不放心，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频频主动启动干涉；21世纪初以来，俄罗斯更是感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可以说除了中国及中亚几国以外，与之毗邻的其他国家多多少少或主动或被动的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遏制、孤立俄罗斯的圈子。这样糟糕的地缘政治状态，与俄罗斯的体制选择并没有直接关系——假定俄罗斯建立了高度类似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不安全感将使得更趋于民粹、排外的领导人上台。
“野蛮的回归”一章讨论了近年来陷入恶化的中东局势，尤其是叙利亚问题。政治学家早已经注意到，中东地区，除以色列，选择共和政体的国家更可能成为美国的敌手或鼓励对象，而美国结盟对象更可能选择非共和政体、在意识形态上更倾保守的国家。而在击溃诸如伊拉克这样的地区强权国家后，中东分散式的反叛势力、暴力极端分子借助于社交网络、国际金融体系（地下金融）、国际武器市场，重现了古代长时期存在的游牧式军事组织。并且，这类组织不同于古代游牧军事集团，更具暴力性（古代游牧集团诸如蒙古帝国，多以屠城为威慑，但而今的暴力极端分子采用惨无人道的杀戮手段，目的在于炫耀并利用社交网络散布，吸引在暴力电子游戏长大的更多人加入其中。也就是说，发生在21世纪的野蛮回归，接轨的是中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奴隶社会时期的暴力内核，外加先进的社交媒体、军事装备。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书中在谈到野蛮回归时，也提及了叙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在处理国内反叛、军事冲突中采用非常规军事手段的野蛮性。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这类行为确实得到了大国庇护——叙利亚官方的敌手，同样实施了类似的野蛮行为，并得到了大国庇护。
“大逃亡的回归”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移民潮，以及因此引发的争论、排斥。类似的现象曾经出现在一战爆发时，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的杀戮，引发比利时平民大逃亡，英国方面接纳了大量的难民。但难民在英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却是英国本土贫民无法企及的。类似的事情在最近几年又再现于欧洲——这种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吗？在所谓的保守主义人道者看来，本土居民的福利保障待遇较低，本身代表着政府在社会领域介入程度很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活力的象征，所以是可以容忍的“罪恶”；而同样还是这样一批人，却认为为难民提供良好援助是合理的。保守主义人道者的这种离奇逻辑，造成了西方国家所谓的保守右派阵营陷入撕裂，这一阵营中的许多人因而滑入极端排外的保守右翼。而在西方国家的所谓左翼，围绕着难民政策的争论也造成了阵营撕裂。
这就顺带引出了“不平等的回归”。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已经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涓滴经济学（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的破产——这种经济学论点认为，减少政府经济干预，减少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不仅可以减轻富人负担，鼓励经济创新，而且也会压缩政府腐败的可能空间。受更快的经济增长，富人财富增多，所渗漏出来的财富果实，也会让穷人受益。
苹果、谷歌、微软、甲骨文等硅谷大企业将财富现金储备在海外，而华尔街投行、美国和欧洲实体经济领域的大企业则通过各种眼花缭乱的财务操作避免交税，共享经济的兴起更是标志着互联网经济巨头连最起码的雇佣福利保障也拒绝施舍给劳工。这种情况下，富人财富增多，根本不会出现什么渗漏，根本滴不出什么“水”。从这个意义讲，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贫富差距拉大的进程，是在向18、19世纪的“悲惨世界”的复归。
涓滴经济学，再加上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组合起来就是华盛顿共识，本质上就是通过科技创新，让财富归于资本和技术精英，并让创新带来的社会代价、社会成本等问题由多种承担；通过削弱政府监管和再分配，达到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控制力度增强；在国际领域，安全问题的持续存在不仅为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介入创造了口实，而且还带来了丰沛的武器交易需求，私人安保也成为利润丰厚的产业。
直白一点来说，背负着房贷沉重压力的白领，更可能接受各式各样的驯服，哪怕是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形式增强了剥削性；朝不保夕而不能寄望于社会保障的平民，还必须担心移民涌入抢了自己本已脆弱不堪的饭碗。“野蛮的回归”、“大逃亡的回归”、“冷战的回归”、“不平等的回归”就这样奇特的组合在了一起，在21世纪技术和文化的表皮的装扮下，将几百年前的国际和国家秩序重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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