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馨（上图）、廖若愚（下图）是孪生姐妹，她们同时在欧洲留学。欧洲疫情爆发后，她们选择留在当地抗疫。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2月24日，尽管意大利已经开始封锁部分市镇，巴黎时装周还是紧接着米兰时装周，如期开幕了。
2月25日，正在巴黎留学的盛可馨和她的小伙伴们，结束了“help wuhan”募捐行动，共筹集到5560.09欧元，采购500余件防护服早已送抵武汉。当日，盛可馨的家乡成都，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巴黎之春
22岁的盛可馨是巴黎第十大学金融学的研究生，今年研二。不出意外的话，她将在今年6月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并开始在巴黎实习生涯。
但从春节到现在，盛可馨的生活就像是网上的段子，“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可馨还添了一句，“无缝对接”。
“（1月下旬以来）我们在海外焦虑得不得了。很担心家里。每天刷（社交平台）没有任何好消息。总是乌云密布。”2月21日成都清零，但可馨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海内外的状况就对调了。
2月26日巴黎的报纸上，有关中国和意大利新冠疫情报道，依旧龟缩在国际版里。头版要不就是对法国退休体制改革计划的热烈讨论，或者极右翼对马克龙的抨击。
但就在当天晚上，法国卫生部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法国出现首个无疫区旅行史的确诊案例。这位法国公民在确诊几小时后便去世了。
24小时内，法国新增了6名确诊案例。不过卫生部长奥利弗·维兰在记者会上说辞还是，“疫情没有在法国扩散。”
这时，可馨和身边的华人社群已经开始担忧。经历一个多月国内疫情的消息轰炸，可馨她们判断病毒可能已在法国扩散。“（2月24日）意大利北边封城那段时间，我们就觉得欧洲危险了。”
而巴黎街头依旧平静无波。
一个星期后的3月2日，巴黎的半程马拉松活动取消，选手们自发聚集比赛。一名参赛者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要杜绝被害幻想，客观的看待疫情”。
此时，可馨的法国同学们也没有停止聚会，游玩，享受着巴黎春日。但可馨和她中国同学们已经开始讨论回国的事宜。可馨不想回国，她刚刚得到法国一间著名银行的实习岗位，机会太难得。
“我同学里回国的也很少。因为我们都是研究生，生活自理能力都比较强了。回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本科生，还有更小的高中的孩子。学校（后来）都停课了，他们呆在这里确实很困难。”
“另外机票实在太贵了（笑）”，可馨说，“原来往返都才4、5千（元），后来暴涨到单程要2万人民币。”行程时常也从13个小时，变成各种转机周折超过20小时。她觉得这么波折的行程，只会徒增感染的风险。
3月6日，妈妈寄来的口罩到了。可馨第一次戴口罩出街。她担心遭遇“异样”的目光，在口罩外面又围了一层围巾。
德国波恩，廖若愚隔离在家两个多星期，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做饭。
“我又戴上了自己买的口罩”
妈妈寄给可馨的口罩里，有100个绕了地球半圈，回到了原地。
这100个口罩是可馨的孪生姐姐廖若愚1个月前寄给成都家里的。若愚也正在欧洲留学。她是德国波恩大学中德翻译系的研究生。因为转了专业，她比妹妹低一个年级，正在读研一。3月6日，妹妹收到后家里的包裹后，又从巴黎寄还给了她。
“最后我戴上了自己买的口罩”，若愚在电话里无奈地着说。
妹妹可馨正处在毕业季，课程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全部结束，实习的单位也允诺她可以推迟到岗的时间。虽有担忧，但可馨现下主要任务就是乖乖呆在寓所，严防死守，直到法国戒严结束。
同是蹲守家中，姐姐若愚却心慌的不得了。同样的声线，但若愚语调更低沉。由于学业繁重，欧洲疫情扩散对她的打击，比妹妹更大。
“突然一切都乱了，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正值学校春假，若愚原本计划回国的，“我在2月初就买了2月12日荷兰皇家航空的机票，但买完以后，荷兰皇家航空（因为中国的疫情）取消了飞成都的航班。”虽然当时还能买转机的机票，但若愚放弃了，选择留在德国。
3月初，疫情开始在欧洲蔓延，爸爸妈妈开始和姐妹两人讨论回国的事宜。“讨论来讨论去，结果是不回去。”
父母分析了3个因素：第一，长距离飞行，途中感染风险很高；第二，回国后，姐妹两人在欧洲学业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回继续学业；第三，回国后也需要隔离14天，如此这般不如就在原地隔离。
两个星期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做出了同样的建议。
不回国的决定做出以后，若愚就开始主动进行防疫：尽量减少出门，不参加团体社交活动，即便外出也不乘坐交通工具，“到哪里去都走路。”
若愚所在北威州是德国疫情最为严重地区之一。2月中旬这里举行的一次狂欢节，导致了聚集性感染，3月1日已有1000人被居家隔离。
“但这边大学里的学生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若愚说，“因为政府一直说，这就和流感差不多，年轻人就算感染也能自愈。所以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
若愚的中国同学阿柴（化名）在超市里打工，做收银员。3月初的时候，阿柴勇敢地和超市经理建议，让接触繁杂人群的收银员们戴口罩工作。“但超市经理拒绝了，阿柴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只好辞职。”
3月13日，另一位中国同学张媛（化名）在戴口罩坐地铁时，狼狈地被一群德国小学生追赶了两个车厢，孩子们朝她喊着，“你是病毒。”
若愚表示在欧洲人的观念里，只有病人才会呆口罩，“而且如果你生病了，就根本不应该出门。”
不过，若愚的中国同学们还是试图与德国同学普及中国抗疫的经验。若愚还和一个德国朋友本杰明（化名），进行了一场“辩论”，最后当然谁也没能说服谁。
“他（本杰明）觉得中国人过于紧张和敏感了，而且这个疫情导致（的恐慌），让人展现出最坏的那一面”。
3月20日，慕尼黑所在的拜仁州独自宣布采取出行限制政策。两天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禁止两人以上聚会，关闭服务类的店铺，餐厅只允许提供外卖。违者罚款200到2500欧元。
这时候，若愚已经主动在家隔离了近一个星期。
德国波恩超市，大家自觉拉远距离排队。摄影/廖若愚
德国人的理性
法国比德国早几天宣布限制出行，出台的隔离政策很严格。“出门除了带身份证件还要写一张‘保证书’”，可馨说，“上面写着你保证，只因为看病、购物、运动等几个特殊原因出门。”
“但这也挡不住法国人”，可馨笑道，“这几天巴黎街头突然多了好多‘热爱运动’的人，你要知道巴黎人本来很懒的。”
这使得法国政府不得不出台更严厉的限制政策，“后来又增加了‘三个一’原则，就是说你只能1个人，出门1小时，活动范围不能超过1公里”。
但巴黎的春天实在太诱人了。“不知道为什么，开始隔离以后，天气就好得不得了”，可馨终于也忍不住，搬了小凳子，去院子里晒了一下午太阳。
巧合的是，德国的天气也十分晴朗。若愚的印象里，波恩已经很久没有连续这么长时间的晴朗天气。作为同样迷恋阳光的成都人，若愚只敢在朋友圈里吐露心声，希望能出门晒晒太阳。
“一个德国大叔给我留言说，你可以出门，但是你不能接触别人，你只能自己去草坪上躺着。他还建议我干脆去森林里散步（笑）。”
默克尔的政策出台以后，若愚感觉波恩街头变化并不大。“本来这里人口不多，德国人也不像西班牙，意大利人那样爱热闹。街上人走路原本也就离得比较远。”
“德国人非常的克制”，德国政府出台的隔离措施，在若愚看来更像是一种“强烈的建议”。大家都很自觉地呆在家里。
3月24日，德国确诊人数突破了3万。若愚联系了本杰明，本杰明老实向她承认 ，西方这次确实没有做好准备。
德国波恩，廖若愚说大学留学生联合会与领事馆合作，建立了微信群，以帮助当地中国留学生。
不确定的未来
德法两地城市在封锁期间，食物供应都很充足。这让远离家乡的留学生们有些许安慰。
一日三餐成了姐妹两人两地生活共同的的重心。
“就是有一点比较烦恼”，若愚说，“超市里消毒水之类的（防疫物资）早就没有了，这也就算了，关键是完全买不到卫生纸。”
若愚完全想不明白防疫和卫生纸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要抢购卫生纸。可能是家里孩子多，用得比较快？”
但抢购带来的短缺，令本来没有需要的家庭也加入进来，生怕以后买不到货，“这样越抢就越紧缺，成了个闭环，造成群体恐慌。”
“搞得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起个大早去超市拎两提回来囤着”，若愚盘算着。
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家“躺尸”多少天，无法利用学校的资源完成课业，暑期联系的实习眼看也要黄了。如果5月还不开学，她要回国吗？回国以后，回不来难道要延期毕业？可馨虽然乐观一些，但也认为这样的生活要是持续一两个月，让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且啊，超市里的收银员还是不戴口罩”，若愚说道，“不过默克尔的电视讲话过后，他们在收银处竖了一个塑料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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