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個國家地區出現疫情，累計確診超40萬例......全球疫情亮起紅燈，世界經濟也迎來大考：多個國際組織已經指出，世界經濟正處於金融危機以來最嚴峻的時期。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IMF前副總裁朱民刊文指出，整體看，目前全球金融風險水平已經達到了2008年危機時期的水平。更令人擔憂的是，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現在國際合作的生態迅速惡化。疫情是全世界的公共事件和危機，世界需要找到能在抗疫上努力合作，並由此推進世界政治、經濟和金融治理機制的改革和建設的新通道。
朱 民 ：國創會副會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
以下為文章節選
世界經濟已經進入衰退
疫情首先直接衝擊消費和服務業，破壞總需求。目前各國已經採取措施關停商鋪、停止公共活動（電影、體育、餐飲等），我們做的意大利案例表明，疫情對意大利的服務業造成重創。估測疫情期間意大利會損失80%的旅遊、體育和戶外收入，70%的酒店收入，60%的航空和餐飲收入，損失50%的時尚業收入。樂觀估計疫情在6月得到控制，疫情期間消費的靜態損失720億歐元，佔意大利GDP的4%。我們估測，受疫情衝擊，歐美國家消費的靜態損失都在3個百分點左右的GDP。疫情後的消費反彈也會有滯後。我國2003年的非典案例表明，疫情下總需求的下跌是直線的，但反彈卻難以彌補損失的消費缺口。2003年非典期間，在宏觀刺激政策和國際環境上升趨勢下，當年我國投資、製造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和貿易都在疫情結束後迅速並強勁反彈，整體當年GDP增長超過2002年增速的9.15%達到10.02%。唯消費增長7.35%，低於2002年的消費增長8.06%。
疫情進而影響中小企業經營和產業鏈運作，破壞總供給。全球中小企業都佔GDP的50%以上和就業的80%以上，歷史數據和文獻表明，持續停工超過3個月，30%的中小企業將無法維持經營，停工6個月以上，一半以上中小企業將會破產。目前看，停工3個月已經是大概率事件，人流和物流停頓之後不易啟動，是一個漸進、緩和或部分恢復過程。我們對意大利的分析表明，疫情影響總供給4-6個百分點的GDP下降。2008年後全球產業鏈發展迅速，亞洲和歐洲是電子產品、汽車、儀器和重工等全球重要產業鏈的主要部分，疫情衝擊下，產業鏈停滯，影響經濟同樣重大。
疫情將嚴重打擊全球貿易。2019年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全球貿易量已經從2018年的增長3.6%下降為1.1%。我們估測今年全球貿易會大幅下滑，下降幅度會大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期。2008年第四季度貿易下滑4.4%，2009年頭兩個季度連續下滑14.6%和14.5%，第三季度繼續下降10.6%。貿易大幅下滑主要因為金融危機嚴重破壞了全球貿易融資的資金鍊，貿易信用證量急劇下跌，致使貿易下滑。2009年全年全球貿易下降10.396%。這次疫情影響面大於2008年，衝擊深度強於2008年，英國的“群體免疫”政策一出，非“群體免疫”政策國家必然採取“鎖國”政策，全面切斷人流、物流和貿易流。德國立即封鎖邊境就是一例。我們估測2020年全球貿易增長下滑將超過2008年，在-10%以下。
恢復疫情損傷的經濟需要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如圖一所示，宏觀經濟刺激政策可以平緩經濟衰退政策，把迅速下跌的紅色曲線上託到藍色曲線，避免淡粉色面積所代表的可能的經濟衰退損失。（見圖一）
圖一 宏觀經濟政策平緩衰退曲線
這些宏觀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政策。但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宏觀政策空間很小，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利率水平已經降為零甚至負利率，沒有降利率空間。主要發達國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也都增長了三倍以上，購買資產的空間也有限。財政政策在恢復經濟中特別重要，減稅、補貼、給居民現金等，都需要大量財政資金。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平均上升了50%， 新興經濟體個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債務也增加了30%，各國政府財政刺激經濟的空間有限。（見圖二）
圖二 各國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有限（政府債務/GDP, 歐洲貨幣政策利率）
以意大利為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意大利經濟持續疲軟。2012年與2018年兩次出現經濟衰退，2018年失業率仍然高達10.63%，高於危機前水平60%。全要素生產率TFP仍未恢復至金融危機前水平，私人、公司和政府部門債務比例較高，私人債務佔到了GDP比重的166.2%，中央政府和一般政府的債務佔GDP比重分別為134.8%。疊加常年財政赤字，歐元區已進入負利率區間，政策空間有限。2009~2018年意大利真實GDP累計平均增速僅0.23%，十年之間意大利人均GDP不僅沒有增長，反而萎縮8.3%。意大利經濟非常脆弱。按意大利在6月控制疫情估測，疫情將嚴重影響2020年上半年經濟並繼續衝擊第三季度的經濟發展。就業、家庭收入、投資、企業利潤和通脹全線下滑，估測2020年消費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政策刺激投資，資本形成拉動0.15個百分點。出口將受到嚴重打擊，預計出口下滑至-12%左右，淨出口拉動GDP 增長-1.56個百分點。全年經濟預計下滑超過2%，進入“L”型衰退。
意大利經濟是歐美經濟的縮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中速增長，過去10年平均增長速度低於危機前10年的世界平均經濟增長速度，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從2018年的3.6%下滑到2.9%，處於下滑通道。我們估測，受疫情影響，今年全球經濟將進入負增長，其中美國經濟增長在零左右，歐洲經濟增長為負。2020年世界經濟已經衰退，我們需要全球宏觀政策積極協調以減少經濟和貿易下滑。（見圖三）
圖三 2000年以來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
市場繼續震盪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下，全球股市大幅增長，其中美國股票指數漲幅最大（見圖四）。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全球股市大幅波動，自2020年年初至3月16日，美國三大股指平均累計下跌27%，疫情較嚴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市場股指累計下跌均超過30%，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下跌超過40%，幾乎回到2008年的低點。加上沙特和俄羅斯“石油價格戰”影響，WTI原油和布倫特原油價格不斷下挫，自2020年1月1日至3月16日，分別累計下跌53%和58%。（見圖五）
圖四 2007年以來全球股市走勢
圖五 近期油價走勢
在原油大跌、股票市場震盪下跌的情況下，美國和德國等避險債券市場收益率下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年初至今下跌115個基點至0.73%，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同期下跌42個基點至-0.58%。以意大利為代表的疫情嚴重國家，國債收益率上行，意大利與德國10年期國債利差不斷擴大，至3月16日達到278個基點。
市場大幅波動反映了市場對疫情發展悲觀、政府政策不確定性以及公司盈利能力的預期。今年全球股市的三次巨幅下跌均屬於“市場內”的理性調整，而非受到市場外的信息影響導致的恐慌拋售。股市第一次下跌受中國和亞洲疫情影響，屬於局部地區調整，波動較小；第二次下跌由能源市場價格引起；第三次大幅震盪下跌源自全球疫情迅速發展，反映了市場對政府政策和疫情全世界蔓延的悲觀預期。（見圖六）
圖六 2020年全球股市三次下跌
股市波動尚未結束。全球股市在經歷了大幅下挫後，市場調整尚未完成，後市將根據疫情發展繼續調整。由於疫情還在發展，股市仍然有下調的空間。股市大幅下跌會引發新的全球金融危機嗎？我們需要討論今天全球的主要金融風險在哪裡？
高債務是今天世界面臨的最主要的金融風險。一反以往金融危機結束都伴隨著大規模的去槓桿和債務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迅速實施寬鬆貨幣政策，政府舉債支持企業和市場，支持經濟恢復，企業在低利率的環境下也大規模舉債。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債務持續上升，G20國家債務從2008年的約85萬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約159萬億美元，增長速度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債務結構看，全球公共債務、非金融公司債務和家庭債務均在不斷攀升。2008年到2018年，G20國家政府債務總量增加了29.69萬億美元，非金融公司債務和家庭債務分別增加了30.38萬億美元和13.83萬億美元。美國債務總量繼續增加，整體債務從2008年佔GDP的242%增長到2018年佔GDP的257%。日本整體債務上升很快，從2008年GDP的349%增長到2018年GDP的398%。美國、日本、印度、英國和德國等國家政府部門債務增加較多，加拿大、土耳其和俄羅斯等國家企業債務增長較多。全球債務不斷增加，反映了全球債務風險在不斷上升，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為重要的世界金融的新變化和新風險。（見圖七）
圖七 全球債務高企（G20國家）
距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10多年了，相比2008年，今天全球金融綜合風險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2008年，風險結構發生巨大的改變。我們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全球金融風險圖看，紅色曲線代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金融風險水平，灰色的陰影代表2019年10月時的全球金融風險水平。我們可以看到，銀行業的金融風險下降，大大低於2008年的水平，保險業的金融風險較2008年水平也有下降，居民部門的債務風險較2008年水平也有所下降。但是，由於政府大規模發債，今天主權金融債務風險已經超過了2008年水平。低利率環境推升了企業債務急劇攀升。同時因為經濟增長疲軟，企業償債能力在弱化，約30%的公司的償債能力低於警戒線的ICR（利息覆蓋率）=3 的標準，企業償債能力在弱化。企業金融債務風險已經高於2008年水平。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低利率環境下，為達到目標收益而增加風險資產的頭寸並加大槓桿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金融風險已經和2008年相平。特別在宏觀經濟金融風險方面，危機以後，政府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救市和刺激經濟增長，發債以支持金融市場和私人部門復甦，動用了大量的政策空間。比較2008年，發達國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普遍擴張了3-5倍， 政府債務負擔上升了50%。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的央行資產負債表也擴張了50-80%，政府債務上升了30%。如果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再次發生，今天政府的公共政策空間已經很小了。因此，相比2008年，今天的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大大上升。整體看，儘管全球銀行業、保險業和居民部門的金融脆弱性較2008年危機時期有所改善，但全球其他經濟金融部門的脆弱性已經接近和超過2008年的水平了。也就說，
整體看，目前全球金融風險水平已經達到了2008年危機時期的水平。（見圖八）
圖八 比較2008年和今天的全球金融風險
在全球金融系統已經相當脆弱的情況下，疫情開始衝擊，存在三種疫情沖垮金融系統的可能：
第一，當前歐美國家控疫政策失敗，疫情突破醫療資源極限，疫情大爆發，公眾普遍恐慌時，加劇市場大恐慌，投資者大量出售資產，股市大崩盤，金融危機爆發。
第二，當疫情持續時間過長時，全球供應鏈、貿易均受到長期影響，企業經營遇到極大困難，企業債無法償付，引發企業破產潮，引起金融薄弱的環節破裂，引發金融危機。由於零利率和負利率，主權債務爆發的可能性降低，疫情衝擊下，企業債務的金融風險成了主要的觀察指標。
第三，由於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規模在危機後已經和銀行業的規模並駕齊驅，集中度很高，如果股市繼續大幅下跌，引致非銀行金融機構估值下跌，面臨大規模贖回，非銀行金融機構槓桿率爆破，流動性匱乏，引致主要非銀行金融機構爆倉，引發金融危機。這是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
民粹主義下，全球政治生態惡化
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民粹主義崛起，是世界經濟政治的一個重大結構性變化。金融危機以後，失業率高企，低收入階層受到損傷最大。危機後，經濟恢復疲軟，經濟增長緩慢，就業不易，特別是長期的穩定就業機會大大減少。與此同時，寬鬆貨幣政策下，金融市場增長強勁，有資本能投資的階層得以獲利。這一切加大了財富收入分配的惡化，金融危機後貧富兩極化擴大。以美國為例，頂層1%富有的群體總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從1962年的12.6%上升到2018年的22.0%，底層50%群體的收入佔比從19.5%下降到12.8%。科技的發展和老齡化的到來，使得大部分中產階級感到極度的不安全，政府的公共政策仍然因循老套，這一切使得選民對政府政策極度不信任，表現為政治上的憤怒和不滿，繼而支持民粹主義上臺。
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顯示了美國社會的民粹化轉向。此外，英國脫歐，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家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率不斷上升，在議會中得到的支持率水平已經接近二戰前的最高水平。民粹主義的崛起不但改變政治生態，也在結構上改變經濟金融政策的制定和走向。通常民粹主義反對經濟全球化，反對自由貿易，支持財政赤字，擴大公共和軍事開支，為刺激經濟增長支持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特朗普挑起美中、美歐、美日等貿易摩擦，就是典型。民粹主義的另一特點是其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堅持強硬不願妥協，美墨邊境談判就是案例。這些都在惡化世界的政治生態環境。
民粹主義下，反全球化喧聲四起，民眾的互信程度急劇下滑，互信力受到很大的損傷，並在這次疫情中得到放大表現。例如南部意大利人歧視和不歡迎北部意大利人；德國扣押出口瑞士的醫療器械，在英國宣佈“群體免疫”政策後，德國立即封鎖邊境；特朗普揚言買斷德國新藥的壟斷使用權，用“中國病毒”挑起民眾對中國敵意。這些都是典型案例。疫情引發人心變化，以國、以省、以城市為界，民族之間互信劇烈下降，國際合作的生態迅速惡化。
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布朗迅速聯合中國等新興經濟國家，用G20取代G7，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股權結構， 擴大新興市場經濟的聲音，推動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機制改革。各國協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拉動全球總需求，幫助美國，也推動世界走出危機。很難想象這一切會在今天發生。而疫情從本質上恰恰是最需要國際合作的。疫情的發展是全球性的，控疫的政策需要全球協調，治療疫情病毒的藥品和疫苗是全球公共產品，需要全球通力合作。目前一些國家民粹主義當道，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加大了全球合作的難度和不確定性。全球政治生態已經開始從合作走向博弈，如果疫情迅速惡化，也可能會走到敵對。疫情是全世界的公共事件和危機，世界需要找到能在抗疫上努力合作，並由此推進世界政治、經濟和金融治理機制的改革和建設的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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