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个国家地区出现疫情，累计确诊超40万例......全球疫情亮起红灯，世界经济也迎来大考：多个国际组织已经指出，世界经济正处于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时期。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IMF前副总裁朱民刊文指出，整体看，目前全球金融风险水平已经达到了2008年危机时期的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现在国际合作的生态迅速恶化。疫情是全世界的公共事件和危机，世界需要找到能在抗疫上努力合作，并由此推进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建设的新通道。
朱 民 ：国创会副会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以下为文章节选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衰退
疫情首先直接冲击消费和服务业，破坏总需求。目前各国已经采取措施关停商铺、停止公共活动（电影、体育、餐饮等），我们做的意大利案例表明，疫情对意大利的服务业造成重创。估测疫情期间意大利会损失80%的旅游、体育和户外收入，70%的酒店收入，60%的航空和餐饮收入，损失50%的时尚业收入。乐观估计疫情在6月得到控制，疫情期间消费的静态损失720亿欧元，占意大利GDP的4%。我们估测，受疫情冲击，欧美国家消费的静态损失都在3个百分点左右的GDP。疫情后的消费反弹也会有滞后。我国2003年的非典案例表明，疫情下总需求的下跌是直线的，但反弹却难以弥补损失的消费缺口。2003年非典期间，在宏观刺激政策和国际环境上升趋势下，当年我国投资、制造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和贸易都在疫情结束后迅速并强劲反弹，整体当年GDP增长超过2002年增速的9.15%达到10.02%。唯消费增长7.35%，低于2002年的消费增长8.06%。
疫情进而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和产业链运作，破坏总供给。全球中小企业都占GDP的50%以上和就业的80%以上，历史数据和文献表明，持续停工超过3个月，30%的中小企业将无法维持经营，停工6个月以上，一半以上中小企业将会破产。目前看，停工3个月已经是大概率事件，人流和物流停顿之后不易启动，是一个渐进、缓和或部分恢复过程。我们对意大利的分析表明，疫情影响总供给4-6个百分点的GDP下降。2008年后全球产业链发展迅速，亚洲和欧洲是电子产品、汽车、仪器和重工等全球重要产业链的主要部分，疫情冲击下，产业链停滞，影响经济同样重大。
疫情将严重打击全球贸易。2019年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全球贸易量已经从2018年的增长3.6%下降为1.1%。我们估测今年全球贸易会大幅下滑，下降幅度会大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第四季度贸易下滑4.4%，2009年头两个季度连续下滑14.6%和14.5%，第三季度继续下降10.6%。贸易大幅下滑主要因为金融危机严重破坏了全球贸易融资的资金链，贸易信用证量急剧下跌，致使贸易下滑。2009年全年全球贸易下降10.396%。这次疫情影响面大于2008年，冲击深度强于2008年，英国的“群体免疫”政策一出，非“群体免疫”政策国家必然采取“锁国”政策，全面切断人流、物流和贸易流。德国立即封锁边境就是一例。我们估测2020年全球贸易增长下滑将超过2008年，在-10%以下。
恢复疫情损伤的经济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如图一所示，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平缓经济衰退政策，把迅速下跌的红色曲线上托到蓝色曲线，避免淡粉色面积所代表的可能的经济衰退损失。（见图一）
图一 宏观经济政策平缓衰退曲线
这些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政策。但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宏观政策空间很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已经降为零甚至负利率，没有降利率空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也都增长了三倍以上，购买资产的空间也有限。财政政策在恢复经济中特别重要，减税、补贴、给居民现金等，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平均上升了50%， 新兴经济体个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也增加了30%，各国政府财政刺激经济的空间有限。（见图二）
图二 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有限（政府债务/GDP, 欧洲货币政策利率）
以意大利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意大利经济持续疲软。2012年与2018年两次出现经济衰退，2018年失业率仍然高达10.63%，高于危机前水平60%。全要素生产率TFP仍未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私人、公司和政府部门债务比例较高，私人债务占到了GDP比重的166.2%，中央政府和一般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34.8%。叠加常年财政赤字，欧元区已进入负利率区间，政策空间有限。2009~2018年意大利真实GDP累计平均增速仅0.23%，十年之间意大利人均GD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萎缩8.3%。意大利经济非常脆弱。按意大利在6月控制疫情估测，疫情将严重影响2020年上半年经济并继续冲击第三季度的经济发展。就业、家庭收入、投资、企业利润和通胀全线下滑，估测2020年消费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政策刺激投资，资本形成拉动0.15个百分点。出口将受到严重打击，预计出口下滑至-12%左右，净出口拉动GDP 增长-1.56个百分点。全年经济预计下滑超过2%，进入“L”型衰退。
意大利经济是欧美经济的缩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中速增长，过去10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危机前10年的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从2018年的3.6%下滑到2.9%，处于下滑通道。我们估测，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将进入负增长，其中美国经济增长在零左右，欧洲经济增长为负。2020年世界经济已经衰退，我们需要全球宏观政策积极协调以减少经济和贸易下滑。（见图三）
图三 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
市场继续震荡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全球股市大幅增长，其中美国股票指数涨幅最大（见图四）。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股市大幅波动，自2020年年初至3月16日，美国三大股指平均累计下跌27%，疫情较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市场股指累计下跌均超过30%，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下跌超过40%，几乎回到2008年的低点。加上沙特和俄罗斯“石油价格战”影响，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价格不断下挫，自2020年1月1日至3月16日，分别累计下跌53%和58%。（见图五）
图四 2007年以来全球股市走势
图五 近期油价走势
在原油大跌、股票市场震荡下跌的情况下，美国和德国等避险债券市场收益率下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至今下跌115个基点至0.73%，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期下跌42个基点至-0.58%。以意大利为代表的疫情严重国家，国债收益率上行，意大利与德国10年期国债利差不断扩大，至3月16日达到278个基点。
市场大幅波动反映了市场对疫情发展悲观、政府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公司盈利能力的预期。今年全球股市的三次巨幅下跌均属于“市场内”的理性调整，而非受到市场外的信息影响导致的恐慌抛售。股市第一次下跌受中国和亚洲疫情影响，属于局部地区调整，波动较小；第二次下跌由能源市场价格引起；第三次大幅震荡下跌源自全球疫情迅速发展，反映了市场对政府政策和疫情全世界蔓延的悲观预期。（见图六）
图六 2020年全球股市三次下跌
股市波动尚未结束。全球股市在经历了大幅下挫后，市场调整尚未完成，后市将根据疫情发展继续调整。由于疫情还在发展，股市仍然有下调的空间。股市大幅下跌会引发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吗？我们需要讨论今天全球的主要金融风险在哪里？
高债务是今天世界面临的最主要的金融风险。一反以往金融危机结束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去杠杆和债务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迅速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政府举债支持企业和市场，支持经济恢复，企业在低利率的环境下也大规模举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债务持续上升，G20国家债务从2008年的约85万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约159万亿美元，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债务结构看，全球公共债务、非金融公司债务和家庭债务均在不断攀升。2008年到2018年，G20国家政府债务总量增加了29.69万亿美元，非金融公司债务和家庭债务分别增加了30.38万亿美元和13.83万亿美元。美国债务总量继续增加，整体债务从2008年占GDP的242%增长到2018年占GDP的257%。日本整体债务上升很快，从2008年GDP的349%增长到2018年GDP的398%。美国、日本、印度、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政府部门债务增加较多，加拿大、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家企业债务增长较多。全球债务不断增加，反映了全球债务风险在不断上升，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为重要的世界金融的新变化和新风险。（见图七）
图七 全球债务高企（G20国家）
距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10多年了，相比2008年，今天全球金融综合风险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2008年，风险结构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风险图看，红色曲线代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金融风险水平，灰色的阴影代表2019年10月时的全球金融风险水平。我们可以看到，银行业的金融风险下降，大大低于2008年的水平，保险业的金融风险较2008年水平也有下降，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较2008年水平也有所下降。但是，由于政府大规模发债，今天主权金融债务风险已经超过了2008年水平。低利率环境推升了企业债务急剧攀升。同时因为经济增长疲软，企业偿债能力在弱化，约30%的公司的偿债能力低于警戒线的ICR（利息覆盖率）=3 的标准，企业偿债能力在弱化。企业金融债务风险已经高于2008年水平。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下，为达到目标收益而增加风险资产的头寸并加大杠杆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已经和2008年相平。特别在宏观经济金融风险方面，危机以后，政府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救市和刺激经济增长，发债以支持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复苏，动用了大量的政策空间。比较2008年，发达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普遍扩张了3-5倍， 政府债务负担上升了50%。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也扩张了50-80%，政府债务上升了30%。如果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再次发生，今天政府的公共政策空间已经很小了。因此，相比2008年，今天的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大大上升。整体看，尽管全球银行业、保险业和居民部门的金融脆弱性较2008年危机时期有所改善，但全球其他经济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已经接近和超过2008年的水平了。也就说，
整体看，目前全球金融风险水平已经达到了2008年危机时期的水平。（见图八）
图八 比较2008年和今天的全球金融风险
在全球金融系统已经相当脆弱的情况下，疫情开始冲击，存在三种疫情冲垮金融系统的可能：
第一，当前欧美国家控疫政策失败，疫情突破医疗资源极限，疫情大爆发，公众普遍恐慌时，加剧市场大恐慌，投资者大量出售资产，股市大崩盘，金融危机爆发。
第二，当疫情持续时间过长时，全球供应链、贸易均受到长期影响，企业经营遇到极大困难，企业债无法偿付，引发企业破产潮，引起金融薄弱的环节破裂，引发金融危机。由于零利率和负利率，主权债务爆发的可能性降低，疫情冲击下，企业债务的金融风险成了主要的观察指标。
第三，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模在危机后已经和银行业的规模并驾齐驱，集中度很高，如果股市继续大幅下跌，引致非银行金融机构估值下跌，面临大规模赎回，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爆破，流动性匮乏，引致主要非银行金融机构爆仓，引发金融危机。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
民粹主义下，全球政治生态恶化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民粹主义崛起，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一个重大结构性变化。金融危机以后，失业率高企，低收入阶层受到损伤最大。危机后，经济恢复疲软，经济增长缓慢，就业不易，特别是长期的稳定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与此同时，宽松货币政策下，金融市场增长强劲，有资本能投资的阶层得以获利。这一切加大了财富收入分配的恶化，金融危机后贫富两极化扩大。以美国为例，顶层1%富有的群体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962年的12.6%上升到2018年的22.0%，底层50%群体的收入占比从19.5%下降到12.8%。科技的发展和老龄化的到来，使得大部分中产阶级感到极度的不安全，政府的公共政策仍然因循老套，这一切使得选民对政府政策极度不信任，表现为政治上的愤怒和不满，继而支持民粹主义上台。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显示了美国社会的民粹化转向。此外，英国脱欧，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在议会中得到的支持率水平已经接近二战前的最高水平。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但改变政治生态，也在结构上改变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走向。通常民粹主义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支持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和军事开支，为刺激经济增长支持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特朗普挑起美中、美欧、美日等贸易摩擦，就是典型。民粹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坚持强硬不愿妥协，美墨边境谈判就是案例。这些都在恶化世界的政治生态环境。
民粹主义下，反全球化喧声四起，民众的互信程度急剧下滑，互信力受到很大的损伤，并在这次疫情中得到放大表现。例如南部意大利人歧视和不欢迎北部意大利人；德国扣押出口瑞士的医疗器械，在英国宣布“群体免疫”政策后，德国立即封锁边境；特朗普扬言买断德国新药的垄断使用权，用“中国病毒”挑起民众对中国敌意。这些都是典型案例。疫情引发人心变化，以国、以省、以城市为界，民族之间互信剧烈下降，国际合作的生态迅速恶化。
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朗迅速联合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用G20取代G7，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股权结构， 扩大新兴市场经济的声音，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机制改革。各国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拉动全球总需求，帮助美国，也推动世界走出危机。很难想象这一切会在今天发生。而疫情从本质上恰恰是最需要国际合作的。疫情的发展是全球性的，控疫的政策需要全球协调，治疗疫情病毒的药品和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全球通力合作。目前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当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加大了全球合作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全球政治生态已经开始从合作走向博弈，如果疫情迅速恶化，也可能会走到敌对。疫情是全世界的公共事件和危机，世界需要找到能在抗疫上努力合作，并由此推进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建设的新通道。
閱讀更多 讀懂中國發布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