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關於《中庸》錯誤解釋的系列文章中提到過：因為《中庸》是有系統論述的，所以我們可以從上下文和整本書的章節聯繫，甚至整個《禮記》系列去分析其所要表達的真實意思，而《論語》是孔子弟子記錄其各種對話或評論的語錄，所以一旦某句話可能產生歧義的話，你就很難判斷哪種才是更加合理或正確的。這就很容易造成各種讀後感式的分析，比如現在這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長久被釋義成：“人沒有長遠的考慮，一定會有眼前的憂患”，幾乎已經被公認了。但從文理上講，“人之所以沒有遠慮，是因為有近憂”，豈不是更合理？何必要把“遠慮”的時間線推到“近憂”之前呢？箇中原因無非就是孔子的擁躉們覺得老師講的話一定是有“哲理”和“深意”的，不往“高大上”去理解就是中褻瀆。所以有人就分析說這是個賓語前置句，可以這樣改：“人無慮遠，必有憂近”；
清朝的《論語正義》引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等等都是出於同樣的“屁股指揮大腦”。
在明顯可以有兩種解讀卻又缺乏上下文對照的情況下，如何判斷哪種更合理呢？我們還是可以找尋一些脈絡去邏輯推論的。首先，這句話出自《論語.衛靈公篇》。那麼多少與衛靈公有點關係，這篇記錄的就是孔子離開魯國周遊列國時期到了衛國之後又離開衛國後講的話。正常情況下這些語錄基本上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
所以《論語.衛靈公篇》第一段：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就是孔子在魯國不得志後想到各國去推行他治國理念，結果遇到衛靈公偏偏問了一個他最不擅長的問題，於是孔子憤而離開，然後對衛靈公的進行了許多負面評價，這又和他在後面褒揚衛靈公的話形成了自相矛盾。你當然可以說這是孔子的一時氣話，至少反映了孔子的心胸不見得有多寬大。
離開衛國後，接下來孔子去哪裡了呢？去了陳國。就是第二段：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後面一些話基本是孔子和其弟子的對話，然後孔子又開始發表對衛靈公時期大臣的評論：“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史魚， 在衛靈公時任祝史，負責衛國對社稷神的祭祀，故稱祝佗。他多次向衛靈公推薦另一位賢臣蘧伯玉。臨死囑家人不要"治喪正室"，以勸戒衛靈公進賢(蘧伯玉)去佞(彌子瑕)，史稱"尸諫"。蘧伯玉侍奉衛國獻公、殤公、靈公三代國君，可謂三朝元老，衛靈公重用他，就屬於“邦有道則仕”。因此，客觀地說衛靈公算得上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君主，為人詬病的不過是其偏愛夫人南子和男寵彌子瑕。
在孔子又發表完對衛靈公時期兩位大臣的評論後，又是孔子和其弟子的對話，接下來就是這兩句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後面這句“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自然也是譏諷衛靈公的，因為當時衛靈公和南子馬車在前，孔子馬車跟在後面。讓孔子感覺他明顯更重色，而孔子之所以從魯國出走，不就是齊國送給魯哀公美女而造成的嗎？一來問孔子不擅長的兵法，二來觸碰到了孔子的痛點，孔子對他自然沒好話。因為後面這句是明顯針對衛靈公的，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前面是“顏淵問為邦”這段，孔子回答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這個回答與“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以說毫不相干，所以更大的可能就是與衛靈公有關。
衛靈公當時有兩件事需要憂心，第一件事：他之所以問孔子兵法（排兵佈陣），是因為衛國忙於出兵幫助晉國的範氏和中行氏抵禦趙鞅， 衛國是小國，之前是依附晉國的，在衛靈公時期因為種種矛盾與齊國聯合對付晉國，後來晉國出了內亂，衛國和齊國就決定干預晉國的內亂，如果幫助“親衛派”統治晉國，而齊國又是衛國的“友邦”，這樣衛國就可能徹底安全了。第二件事：他與南子的親生兒子蒯聵之前因受了宋國的農夫羞辱其母親淫亂，於是動了殺母之念，結果未遂而逃走。隨著衛靈公年事已高就要安排新的繼承人，但其新物色的兒子公子郢又婉言拒絕。（結果衛靈公死後，公子郢照樣拒絕，後來讓蒯聵的兒子，即衛靈公的孫子做了衛出公。）這兩件事應當就是衛靈公的“近憂”，而讓孔子這樣的人通過“仁”來治理國家的當屬“遠慮”。更何況前面提到的史魚和蘧伯玉（孔子的好友），都屬於孔子一類的賢臣，所以不是衛國的“稀缺人才”。
由此判斷，“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這個“人”可能指的就是“衛靈公”，而這句話的意思更應偏向於“人之所以沒有遠慮，是因為有近憂”。國防之近憂不解，遠慮就成了空中樓閣，只能安內無法攘外的孔子對於衛靈公而言當然就可有可無了。對孔子而言，或許他在離開衛靈公時期的衛國之後明白了衛靈公給於他同樣在魯國的俸祿，但問兵而不問政的原由了吧，所以接連發出了對他的這兩句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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