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資料統計，從秦始皇開始算起，到僅過了兩個月皇帝癮的袁世凱為止，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共有408位皇帝，但活過70歲的只有武則天、李隆基等8人，而不足30歲就駕崩的竟有60多人，平均壽命只有39歲，在當時竟然不如民間普通百姓。皇帝整天錦衣玉食，擁有天下無雙的醫療條件，為何卻偏偏短命呢？翻閱典籍，這當中除了遭人謀殺、生活無節制和迷信丹藥之外，另有一個原因則與御醫治病不擔當有關。
何出此言？《清稗類鈔》中有則《太醫院處方》，可為佐證：“太醫院醫官恭請聖脈，皆隔別分擬，而又不得大有歧異。醫官患得罪，乃推一資格稍長者為首，凡用藥之溫涼攻補，皆此人手持鈕珠某粒為記，各醫生皆視為趨向。又所開之方，必須精求出處，故諸醫擬方，必用《醫宗金鑑》，以其不能批駁也。至次日複診，照例不能複用舊方，又不得多改，惟酌改藥兩三品，方為合格，故複診數次，即與初方宗旨迥不同矣。”
這則記載的看點是：“醫官患得罪。”於是，從“各醫生皆視為趨向”的初方，到“複診數次”的成方，都集體拼湊。儘管處方符合《醫宗金鑑》，但最終“即與初方宗旨迥不同”，遠離了對症下藥。如此這般，事無專管、責無專人，名為共同負責，實則誰也不想擔責。結果呢，生了病的皇帝想活，只能是個僥倖。這正是這則記載想讓人知道而又沒有說出來的潛臺詞。
圖：王恆
藉此打量現實生活，眼下儘管各級強調擔當，強調擔事、扛事，但這種“患得罪”的理事方法，時常閃現在一些官員的工作中。譬如，上級做出部署規劃，本該從實際出發抓落實，卻熱衷於照搬照抄，美曰：“執行不走樣”；已經明確要求推進的重點工作，本該雷厲風行實幹，卻拖延等政策、等上級調度、等他人經驗，美曰：“穩妥推進”；本該本部門直接“扣球”的問題，卻習慣於當“二傳手”批辦轉辦，尤其是邊緣性的事兒推諉扯皮、互踢皮球，美曰：“齊抓共管”；本應正常辦理的事項，層層請示彙報，“甩鍋”到主要領導那裡，美曰：“對上級負責”；本來自己能夠單獨拍板的事，非要召開會議研究研究，只要有一人持異議，就下次再議，美曰：“充分發揚民主”。凡此種種，有一幅《太平官》畫像描述得很形象：“要發文件，等待實踐；要去實踐，等待文件；啥都不幹，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這正是“太平官”們內心的價值追求！
不擔當的太醫官治病，是把皇帝治死；不擔當的“太平官”所為，是把事情拖死。前者見死不救，情同殺人，儘管醫官們絕不會承認，但客觀效果如此；後者實為變相瀆職，儘管他們也不會承認，但造成的工作損失與瀆職無二，嚴重危害黨和人民事業。
為皇帝治病的太醫官們那般行事，其心態是一個“怕”字，怕獨立主持醫政，望、聞、問、切，處方拿藥，出了差錯擔當不起，所以定要拉上一大堆人，既表示“群策群力”“萬分慎重”，又可以在出事後互相遮掩；就算較起真來，“法不責眾”，也可以溜之乎也。而現代一些“太平官”們如此治事，骨子裡也是一個“怕”字，怕具體負責，怕獨立擔責，怕出了問題吃不了兜著走。所以，便等靠“上級明示”，便左盼右顧“他山之石”，便層層彙報請示，便拉上一堆人“依靠集體智慧”。總之也是一個目的：唯推責為大。
“醫官患得罪”，是封建制度的酷法造成的。蓋因給皇帝治病一旦出了差錯，除了個人掉腦袋，還可能被誅滅九族，醫官們無法按醫德行事，其情可憫。而現代一些“太平官”的治事方法，則是賞罰不明和庸人哲學的產物。根治之法，就是嚴格執行工作責任制，使事有專管，人有專責，賞必信、罰必行，真正叫那些只想持祿保位、不想擔責的人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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