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改革開放之後，深圳由一個南方的小漁村迅速發展崛起成為國際化的大都市。深圳取得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令世人稱羨歎服。但這個城市同時也因為年輕飽受著沒有文化底蘊的質疑。
那麼從立市初期不足十萬人到現在上千萬人生活的深圳真的沒有文化底
蘊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什麼是文化。在詞典裡文化的定義是相對於政治、經濟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活動產品。文化不僅僅侷限於詩詞歌賦這些個文學作品，同時也隱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做為深圳數百萬新移民之一的我，祖籍在安徽中部的農村。我的爺爺是個沒進過學堂的農民。小時候，當我在外面和小夥伴們打鬧之後負氣回家，無論勝負如何，爺爺總會說出一句文縐縐的‘得之我幸，失則我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那時候年紀小，也不懂這話什麼意思。只是對目不識丁的爺爺，能說出這樣的話覺得很奇怪。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爺爺領著全家準備祭祖。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忍不住向爺爺詢問。
“為什麼村裡其他的人家都是中午祭祖，我們要晚上祭祖呢？”我問道。
“ ‘十里不同俗。’我們是外來人，自然和他們不一樣。”爺爺摸了摸我的腦袋，指著大門口掛著的燈籠，樂呵呵的說：“咱們家祖上是從浙江逃難搬來安徽的。傳到我這一輩，窮的也只剩下這個燈籠了。”
我仔細觀察了一會燈籠，沒發現有什麼特別。燈籠是用鐵絲紮成的框架，外面糊的油紙隔幾年爺爺就會到鎮上換上新的。燈籠的正面是個‘張’字，背面有‘金鑑堂’三個字。張是我家的姓，這個我知道。背面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我問了爺爺，他也不清楚。
時光荏苒，這個困擾我童年的問題，在我成年之後終於有了答案。
唐朝時，玄宗李隆基生於八月初五，立這一天為千秋節。有一年千秋節，文武百官各國使臣紛紛向唐玄宗送上奇珍異寶，敬賀壽辰。唯獨時任中書令的張九齡送上名為《千秋金鑑（鏡）錄》的五卷書籍。玄宗不解其意，向他詢問。張九齡回答：太宗皇帝曾言‘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故而今送一鏡。
玄宗聞言，取書翻看。書中皆為治世良言和饋人警句。大喜，遂封張九齡高官，另允其自立郡望堂號，自成張氏一支。此後，張九齡後代的張氏子孫便以‘金鑑堂’傳承繁衍生息。
寫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張九齡是唐朝人，距今已經有一千多年。整個家族發展至今，已經是張氏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如同先祖張九齡這樣的一代名相，在官場上浮沉多次的曲折命運一般。這千年來整個家族經歷了無數的天災人禍世事變遷，到了祖上從浙江搬遷到安徽之後，還不知道經歷了多少人生的坎坷和曲折，才發展到我這一輩。目不識丁的爺爺傳承下來‘得之我幸，失則我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句家訓，恰恰是歷代先祖經驗積累而來的處世哲學。
一個家族的傳承繁衍，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得失順時勢，不把自己的不喜歡的事，強求在他人身上。隱忍生息，才是淵源流長之本。
如今，爺爺早已過世多年，父親仍然留在安徽頤養天年，我則獨自在深圳打拼發展。未來我的子孫們會不會留在深圳發展生存，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一定會把爺爺反覆唸叨的這十六個字的家訓告訴子孫們傳承下去。
深圳是個移民城市，大多數的人應該都和我一樣，他們不會有《朱子家訓》、《曾國潘家訓》這樣的東西用來傳承和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能站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背後都有著一個繁衍生息了上千年的家族。每一個家族都會把經驗積累的處世哲學做為家訓來世代相傳。
哲學是文化的一部分。這座城市的新移民們傳承了無數家族世代相傳的處世哲學，又怎麼會沒有文化底蘊呢？
所以我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經常告誡兒子，凡事不可爭強好勝。為人處世要有決心，不能有野心；有壓力，不可有蠻力；有追求，不應有欲求。在學校讀書，要尊敬師長。學校是一個教育機構，老師是教育工作者。教，教書；育，育人。教，是讓你獲得文化知識；育，是讓你學會辨別事物的對錯是非，來正確做出應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學習生活中應當團結同學，互助友愛。凡遇事，需三思而後行。設身處地的換位思考，不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同學朋友的不愉快上。得之我幸，失則我命。看淡名利得失，不以一時勝負，哀怨不平。天道酬勤。要相信只有自己努力付出了，才會有收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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