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對於唐朝我們經常會用“盛世”來形容他，眾所周知的是李隆基的“開元盛世”與唐太宗的“貞觀之治”等。唐朝的盛世源於它的開放，包容，對於異域的開放給與它很多吸收外國文化機會，兼容幷包的性格又使它有發展的機遇，唐朝是一個很特別的朝代與他教授的世界。

歷史給予了唐朝以引領世界潮流的機會，它以自身特色的定位並佇立於世界的東方。唐朝的興盛有一部分原因是統治階級內部的胡漢的民族融合，另一個原因是官僚階級與普通民眾的漢人與胡人的融合共同造就的開放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唐朝前期以穩固國家內部為基礎，在國家穩定之後，通過對外擴張，形成了疆域遼闊的多民族複合型國家，最初的興盛局面形成

對一個王朝如果能用上“興盛”這個詞，那他一定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要表現的非常國所能及的，不論是在縱向的歷代進程還是在同時代的彼此共處中，它都要以一個繁榮昌盛的局面表現

那麼前期的唐朝是一個非常好的典範。前期的唐朝有一個有理想、有作為且秉持開放理念治理國家的統治集團。這個集團就是眾所周知的“李朝皇室”而這個李朝皇室又是以李淵為領導階級。也就是我們經常可以聽到的“關隴集團”。

它最初宇文泰所創立，宇文泰為了與東魏進行抗衡，宇文泰為了爭搶自身的力量與對手抗衡，於是召集一批胡人，以及關隴內的人，組成一個團體，之後的歷史我們知道北周兼併北齊、隋唐統一中國，而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幾乎都是出自關隴氏族。

這個集團的由於成員比較複雜還有胡人所以他融合了草原部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優點又勇猛又又韌勁，所以才具有包容的特點。這也使得他可以在複雜詭譎的朝政鬥爭中能夠脫穎而出。

當李淵廢黜傀儡皇帝，自己著手建立唐朝之後，他就開始著手清除反對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地位，確立李唐的皇室的統治地位，之後又經過唐太宗唐高宗的持續努力，唐朝終於穩定了內部的國家基礎，國內穩定之後。

唐朝開始向外擴張， 逐漸征服了東突厥和西突厥，受降了許多少數民族，把他的控制範圍擴展到東北地區、蒙古和西域，形成了疆域遠超其他朝代的複合型王朝國家。

唐朝興盛的局面是從魏晉南北朝到隋時期各個統治階級與人民不斷努力的結果。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如果從百家的歸屬來看待，可以分為兩種

唐朝的國家組成和強盛是很多外族人外域人共同加入的結果。形成這樣的局面正是 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幾百年間民族交往與融合的結果。東漢滅亡後雖然統一的局面被瓦解，但是他為在國家內部的胡人和漢人的結合提供了基礎。

周邊的少數民族紛紛進入中原互相融合，彼此接納 互相競爭，創造新的文化和經濟這又間接促進唐朝國家的繁榮。新的一統是對之前統一的發展更是繼承與發揚更是超越。

從北朝到隋唐，這一系列的前後發展，歷史進程確立了中原發展的命脈，最終形成了唐朝的統一格局。唐朝又在高祖高宗太宗的經營與努力之下建立了興盛的局面。

唐朝之強盛，最終的促成要素是人更是人群構成的方式的改變。如果說唐朝有什麼區別於秦、漢、宋、明這些中原漢系主體王朝的地方，那就在於它人群多樣的“異質性”組合的形態。

二、對於外來人員，唐朝政府為了加強對其控制，外邦人員可以在朝廷中擔任官職

首先，外族人於唐廷為官者的高比率。貞觀四年唐朝征服東突厥之後，朝廷將其民眾安置在長城沿線， 設置府州，滿足生活基本需求 。

上層貴族安排在長安，任命官職，外族人擔任文武百官，是唐朝政治的一個最大的特點，人們熟悉的的很多人比如長孫無忌他就歷經四代皇帝，這些人他們多數人勇猛強悍思維縝密，深得皇帝的青眼相加。

有的還擔任府州的大首領。這個“大首領”，很多都是族群內自我管理的首領主要是為了中央加強對外邦的控制，這些外邦人他們早已娶妻生子，置辦產業，與長安社會融結一體了，倘若離開長安返回原籍，無異於拋家棄子。

最後，胡人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溝通中西商貿和文化交流的渠道，絲綢之路在唐朝表現得十分突出。然而仔細分析， 承擔其重要角色的，更多的是粟特商人。出土文獻中記載的“商胡”“興胡”，主要指的就是他們。

例如，一份吐魯番文書記載，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百姓石染典用 18 匹大練向一個叫康思禮的人購買一匹馬，根據規定，雙方須簽訂契約，使交易獲得官方認可。為了使買賣合法，不僅需要西州市場簽訂的契約，契約的簽署還要有證人作為“保人”，石染典買馬契那份文書雖然殘缺，

又如，人們熟知的粟特人安伽，他是北周時期同州胡人聚落的一個頭領，充任“薩寶”一職。在中古時期民間的聯繫和交易中，粟特商人充當了重要的溝通角色。

他們所處地區兼通四方、多族聚集， 使其具備了掌握多種語言的能力，便於他們東西南北地流動和溝通，長安、洛陽各地活躍的“譯語人”，往往就有他們的身影。作為溝通中西的吐魯番西州， 他們的活躍，更在情理之中了。

三、在唐朝的複合型國家中，漢系勢力當然處於主宰和支配地位，非漢系人群成為輔助和維繫的力量，“域外人士”最終成為藩鎮割據導火索

外族、域外人員的介入與唐朝盛世局面形成之間的密切關係。當王朝強盛繁榮之時，往往伴隨著開放的內外交流和中西互動 ； 反之，當大門緊鎖、自我封閉之時，也多與萎縮衰落相伴生。揆諸前後 300 年的唐朝歷程，我們看到的恰是這種盛世及其衰相的前後嬗替。

安史之亂前的唐朝，整體處在胡漢融結、中原周邊四維兼納的複合型王朝的拓展狀態，這一時期中外物質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頻繁不斷，內外人員的彼此往來持續相承，“華夷兼容”亦為社會所共識。

然而叛亂之後，周邊外圍勢力重新崛起，唐朝的內外有別代替了彼此兼納 ；排胡之風逐漸盛行，內外畛域日益分明。

伴隨節度使勢力興起的，是周邊地區各族勢力的不斷積聚，它們與所在地區結合，形成了諸如東北契丹、西北党項、河西走廊乃至天山南北迴鶻諸部這樣的區域性胡系集團及其政權鼎立一方的現象，直至唐朝自身被朱溫後梁所替換。

我們將唐朝視作胡漢融結而成的複合型王朝， 在它之內，漢系勢力當然處於主宰和支配地位，非漢系人群成為輔助和維繫的力量。

“中國百姓，天下根本 ；四夷之人，乃同枝葉”

就王朝人員的組合而言，既有漢系人群，也有非漢系或曰胡系群體，可謂多族群的聚合 ；與此相應，它以中原農耕地區為主幹，包含周邊的草原、高山等遊牧、半農半牧乃至遊耕漁獵地帶，“異質性”“非均衡”構成了理解唐朝國家特性的基本詞語。這與人們熟知的古代“帝國”的觀念大體相符。

帝國的本意就是人員眾多、文化多樣、幅員遼闊且差序分層而內外分等，其統治方式通常有一個集權的君主居守都城，圍繞他形成了一個有效的朝廷加以治理，地方則隨其與朝廷之關係及地緣遠近而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正因如此，不論是帝國還是王朝，我們看到的是它伸縮的變遷而非阻滯的恆定。如果與主宰今日世界格局的民族國家比較，這種類型的國家被界定在十分明確的框架之內，不論其疆域、人群組合，還是主權行使，都有國內和國際法規的嚴格限定和規範約束，一旦僭越，就會遭受遏止和懲處。

王朝帝國的構建則與此形成了對照 ：“變”成為它生成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唐朝在李淵的經營下，以關隴集團為依託，佔據關中，由此向中原和江南推進，再朝向中原四維地區拓展，這就是“變”的具體呈現 。

然而當高宗末年東突厥復辟重新立國、吐蕃進攻並蠶食唐朝西毗、連帶其他勢力首鼠翻覆之時，唐朝的控制又回縮到了傳統的中原本土，經安史之亂的衝擊，它就一蹶不振了。

這一伸一縮，表明的是唐朝的興衰之道，影響它的因素固然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就是人群的組合， 這裡的人群除了我們熟知的“漢系”之外，更多的是“非漢系”與“胡系”群體的介入。

結語：當眾多人群通過某種方式組織到一個國家或王朝之內、共同努力整合到新的高強度之時，就意味著王朝興盛的到來。唐朝的前期，就是這種局面的呈現，它代表著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高度，而決定這個高度的，正是人群的“有效構成”，這個“構成”倘若缺少了域外人士的參與，就不可能做到“有效”。

參考歷史文獻：

《資治通鑑》

《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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