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子做了一个很大的鱼钩，用五十头牛牲当做鱼饵，把鱼竿甩向东海，等了一年也没钓到鱼，后来有条大鱼吞了鱼饵，任公子钓到了这条大鱼。当时的场面十分壮阔。有人听说这件事后，也准备鱼竿，在小沟渠旁等着鱼上钩，但是不能钓到那么大的鱼了。

这个故事出自《庄子 外物》。后来有个人号任公，姓梁。这位便是梁启超先生。这个故事是说要立大志，目光不能短浅，在小水沟里自然都是小鱼，不可能钓到大鱼。梁启超以此为号，就是要立大志。纵观梁启超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了改革与自我否定，“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句话可以高度概括梁启超的一生。

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经过了三个阶段，一开始了解的较少，只是在历史书上看到他是维新派，参与戊戌变法，那时候觉得他非常好，评价十分正面。后来逐渐知道了梁启超之后帮助袁世凯，段祺瑞的事情后，对梁启超的评价变低了，开始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对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

梁启超一生，长于立言，短于立功。文学与思想成就高于政治成就。

梁启超眼见清王朝的无能，为了挽救国家，提倡变法，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在宣传上，梁启超是十分厉害的，这得益于他的才学，文笔相当好，早期办报的时候写出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关于变法理论的文章，名声大震。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愿意花20万大洋请梁启超写文章的原因，但是梁启拒绝了，这个下文再详细介绍。梁启超在迎来了戊戌变法的时候写了很多有关新政的奏折，正当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时候，百日维新也戛然而止。梁启超随康有为到了日本，受康有为的影响，这个时期梁启超的保皇思想还是很严重。在这期间，梁启超本来想和孙中山合作，但是被康有为制止。在建立民国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拘泥于保皇。而康有为则继续坚持保皇，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对这二人评价不同的原因。梁启超的思想顺应时代的发展，是向前的，这也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梁启超敢于改变，也更能认清时势。

一开始，梁启超选择了帮助袁世凯，这是当时他觉得可以行得通的一条路。因为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视角马后炮地说他当初的选择是错的，这也是我对梁启超的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哪条路能行得通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总要试。梁启超获得袁世凯赏识，当上了司法总长，因此，梁启超也是个法学家。虽然他不是法学专业的，但是通过自学和领悟，写了很多法学论著。这也是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让梁启超当司法总长总比一些奸诈之人当要好得多，要想改变，总要有权力。当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时候，梁启超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决裂，与学生蔡锷密谋讨伐袁世凯。上文提到了袁世凯愿意花20万大洋请梁启超写文章，就是为了恢复帝制造势。20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现在6千万到8千万这个区间。面对如此的诱惑，梁启超拒绝了，不但拒绝了，还写了讨伐袁世凯的文章。在讨袁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足以说明，早期支持袁世凯是为了能为国家做事，而不是投靠了袁世凯个人。

在讨袁结束之后，梁启超选择了段祺瑞。在段祺瑞掌权后，梁启超帮助段祺瑞做了很多事，这里面包括和日本签订了两笔借款，损害了民族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文章开头提到对梁启超的评价是“长于立言，短于立功”。梁启超在寻找合适的道路，但是很不幸，他总是选错。在段祺瑞辞职后，梁启超也辞职了。这个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也受到了冲击，为什么总是不行呢？到底要走哪条路呢？之后梁启超不再从政，而是潜心文化教育和思想的传播。

立言是梁启超的强项。梁启超在游历欧洲后，发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弊端，《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的反思与新自觉。可以这么说，欧游心影录》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部全面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杰作。这也是我后来又敬佩梁启超的原因，能自我反思，并且总结出新的思想，用以启发民智，这很少有人能做到。以前有错不要紧，重点在今后怎么做，如何反思过去，这点就和康有为形成鲜明对比。梁启超的很多思想都给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当时很多人觉得梁启超晚年重回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悖。其实不是这样的，要论西化，要论科学与民主，梁启超是相当早的一批支持的人。

梁启超终其一生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梁启超做过错事，当然是以现在的立场来看是不对的。但是前文也提到，梁启超也在试，谁也不知道哪条路就是对的。我对于梁启超的理解也是和梁启超本人的思想一样经过了这三个阶段，越是对梁启超理解深刻，越是觉得梁启超是真君子。没有人一生不犯错误，在他支持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时候，做法也不是很好，但是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自我的反思，对思想的反思。他是启蒙的先行者，在梁启超先生身上，让我学会了如何看待问题，更加深刻地理解。所以，当后人再论梁启超的时候，更多的是喜欢谈论他的思想，学会自我反思，而不是纠结于他曾经的一些过错。因为思想是可以穿越时间，让世人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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