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清末开始有股市以来，中国股灾就连连不断，为之倾家荡产、跳楼跳江者不在少数。
事实上，早在1910年时，梁启超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的股份公司之所以不能发达，其原因有四：
一是法规很少，即使有也不遵守，“有法而不行等于无法，中国是无法之国”；
二是法律状态不定，股份公司的股东们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
三是股份公司外缺少相配套的机关；
四是股份公司内缺乏规范化管理人才。
梁启超所说大体属于机制方面的问题，“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
换言之，国人只是觉得股份公司的名义好听就冲进股市，至于公司的实际基本面通常不予考虑。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股份公司及其股市问题出在缺乏信托责任，所谓“信托”，乃“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
至于为何会缺乏信托责任，梁启超遗憾的表示，当时的中国不知法制为何物，即使清末已经有了公司法，但律文鲁莽灭裂，难以实行。
而民国以后，即使北洋及南京政府为规范证券市场而出台了相关法律，但效果很差甚至根本就没施行。
梁启超将股市泡沫称之为“气泡”，谓其“张至极大时，即将散之时”，这一论断可谓一语中的。
事实上，股市泡沫的形成，除了机制上的原因外，股民无知的投机也是促成因素之一。
如1883年的那次股灾，《申报》当时即评论说，“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
其大意是，买股票的人根本不管公司是干什么的，也不管公司业绩的好坏，甚至买入股票后能不能赚钱，只要有新公司创立，就一窝蜂的前去认购，气魄之大，形同土豪。
1910年的“橡胶风潮”就更是如此。当时有家名为Kota Bahroe橡胶置业的公司在上海发行新股，孰料申购前一天半夜就有很多人来排队。
等到第二天，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在一个小时内即全部告罄，股民们的热情可想而知。
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媒体也批评说，很多人连什么是橡胶都不知道，却照样大炒特炒。
而且，有些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其奋身入市可谓趋之若鹜，几近疯癫，浑然不顾这些“橡胶股”的风险。
要知道，橡胶园在几千里外的南洋，而股票更是万里之遥的伦敦所发行，两样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最吊诡的是，股灾每隔个一二十年总要重演一次，而股民们也是前赴后继，旧的去了一茬，新的又来一茬。
原因无他，股市上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人眼红心热，而追根溯源的话，还是人性的贪婪驱动使然。
在股市的上升期，股民们买股赚了钱，但多数人往往不知道满足，反而想赚得更多而不断追加投资，股市在不断走向疯狂的同时，股民们的风险意识反而减弱，即使用九头牛去拉，也拉不动这些头脑发胀的人群。
到最后，股市突然崩盘，很多股民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其本意是想多赚点钱，结果却纷纷走上天台思考人生。
对多数人而言，赚钱是永远都不会嫌多的，但股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超级大赌场，牛市的时候它是财富的放大器，一旦牛市结束，股市也就成为可怕的绞肉机。
在这里，人性的贪婪、恐惧与丑陋也被成倍的放大。以历史的眼光看，股市中的各种概念炒作、暴富神话、投机与骗局，这些都是形成股灾的要件，百年前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过对很多股民来说却并非如此，很多人往往多次踏进同一条臭水沟。
之所以如此，还是人性永远是贪婪的，而面对人性这一固有的弱点时，整个社会要做的应是合理引导而不该鼓励短期暴富，要从加强监管、建立健康的投资环境着手。
否则，中国股市将永远走不出圈钱与投机场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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