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教師，我叫查海生，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這是海子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
今天是3月26日，海子已離開整整31年。
他的好友西川曾說：“每一個接近他的人，或誦讀過他的詩篇的人，都能從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輪轉、風吹的方向和麥子的成長。”
1964年3月24日，海子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高河鎮查灣村。25年後的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
他在世上只活了25年，然而所有人都記住了他。
關於愛情，關於時間，關於死亡，關於永恆，那一首首不朽的詩篇，就是他人生就好的註解。
春暖花開的日子，總會想起一句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春暖花開的日子，總會想起一個詩人，他在春暖花開的日子出生，也在春暖花開的日子離世。
他是海子。說過：你來人間一趟，你要看看太陽。
海子，今天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
文丨西川
海子去世以後，我寫過一篇名為《懷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是這樣開頭的：“詩人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現在5年過去了，海子的確成了一個神話：他的詩被模仿；他的自殺被談論；有人張羅著要把海子的劇本《弒》譜成歌導劇；有人盤算著想把海子的短詩拍成電視片；學生們在廣場或朗誦會上集體朗誦海子的詩；詩歌愛好者們跑到海子的家鄉去祭奠；有人倡議設立中國詩人節，時間便定在海子自殺的3月26日；有人為了寫海子傳而東奔西跑；甚至有人從海子家中拿走了（如果不說是“掠走了”）海子的遺囑、海子用過的書籍以及醫生對海子自殺的診斷書（這些東西如今大部分都已被追回）。
海子在孤獨寂寞中度過了一生，死後為眾人如此珍視，敬仰，甚至崇拜，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詩歌的力量所在。當然，很難說在對海子的種種緬懷與談說中沒有臆想和誤會，很難說這裡面沒有一點圍觀的味道。忽然有那麼多人自稱是海子的生前好友，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到他們是想從海子自殺這件事上有所收益，他們是想參與到一個必將載入史冊的“事件”當中來。
或許臆想和誤會悉屬正常。一個人選擇死亡也便選擇了別人對其死亡文本的誤讀。個人命運在一個人死後依然作用於他，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在海子自殺這件事上，我們不可避免地面對兩種反應：一種是讚佩，一種是憤怒。有時我們會聽到這樣一種高聲斷喝：“海子是個法西斯！”“海子是自我膨脹的典型！”有一種觀點把海子變成了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認為海子是那類練黑道武功的殺手，雖然武藝高強，但到底不是正宗，因此自身積鬱了太多的毒素。海子最終是為自身的毒素所害。大體說來，海子自殺激怒了兩類人：一類是那些懷有高尚然而脆弱的道德理想的讀者；另一類便是自身尚在謀取功名的詩人。
我在美國出版的《一行》詩刊上讀到過這樣一句莫名其妙的嘆語：“怎麼讓這小子玩了頭一把？”似乎在自殺上也有一個優先權的問題，似乎海子從對詩歌語言的霸佔最終走到了對死亡的霸佔，似乎海子的死廢掉了別人的死。這幾年詩歌界內部對海子詩歌的評價較之1989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人認為海子的詩歌寫作其實尚處於依賴青春激情的業餘寫作階段，並未真正進入專業寫作，又比如認為海子只有他的夢想卻沒有他的方法論。這些觀點或許都有道理，但是否也有人依然把海子視作一個擋道的人呢？
不過，儘管人們對海子的評價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帶給了人們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這樣一個缺乏精神和價值尺度的時代，有一個詩人自殺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審視，認識詩歌與生命。但是，理論界似乎對此準備不足，因此反應得有些措手不及，這一點從有人將海子與屈原、王國維、朱湘，甚至希爾維亞？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這種草率的歸類表明，人們似乎找不到現成的、恰當的語言來談論海子，人們似乎不知道怎樣給海子定位。於是便有了一些想當然的見解。
四川詩人鐘鳴在其文章《中間地帶》裡，把海子說成是一個奔走於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間的人，認為海子在兩個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只好讓自己在精神上處於一種中間地帶。上海評論家朱大可在其《宗教詩人：海子與駱一禾》一文中，賦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儀典意義；於是海子便成了一個英雄，成了20世紀末中國詩壇為精神而獻身的象徵。朱文認為海子選擇在山海關自殺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為山海關是長城的起點，是“巨大的種族之門”，與歷史上最大的皇權專制有關。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麼他定然脫不了演戲的干係，他的自殺也便成了自我獻祭。而事實上，海子並沒有選擇山海關，而是選擇了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一段火車慢行道。那是一個適於自殺的地點，海子之前，曾有三個人在那裡自殺。
本來在寫了《懷念》那篇文章之後，我就不打算再拿海子做任何文章。我想我的責任是把海子的詩歌整理發表出來，使之不致湮沒、失散。至於如何評價海子的詩歌及他的自殺，應該由一些更加客觀的人去探討。特別是關於他的自殺，我一直不願意說得太多。在我看來，一個活著的人是沒有資格去談論他們的死亡的（我們頂多只能談談我們對自己的死亡的猜測），而一個握有死亡這枚大印的人，甚至可以蔑視愷撒這樣的強權。當然，我也知道約翰？頓說過這樣的話：“無論誰死了，/我都覺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裡。
因此我從不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我，也為你。”我想約翰？頓雖然指出每一個人的死都與我們有關，但他絕無意使每一個人的死都成為一種話語。換言之，我們從那死去的人身上所看到的，不是那人的死而是我們自己的死。這種醒悟使我們向生命睜開眼睛，知道我們還活著，而且還不得不忍受太具體的生活內容。
海子去世以後，理論界大多是從形而上的角度來對海子加以判斷。我不否認海子自殺有其形而上的原因，更不否認海子之死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意義，但若我們僅把海子框定在一種形而上的光環之內，則我們便也不能洞見海子其人其詩，長此以往，海子便也真會成為一個幻像。在詩人自殺這個問題上，還是加繆有著一種更加實在，也是更加站得住腳的看法。
他在《西西弗的神話》一書中指出：“人們極少（但不能排除）因為反思而自殺。”的確，每一個人的自殺都有他的導火索，海子也不例外。5年來，我對導致海子自殺的一些具體原因不願多談，是怕使海子受到傷害。但當我看到人們在思考海子自殺這個問題上越走越遠，而且在詩歌寫作和詩人行為上帶來某些不良影響時，我又頗感不安。為此我寫下這篇文章，以期澄清某些基本事實。但願它們不會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
以下是我所知和我所猜測的海子自殺的原因：
（1）自殺情結。海子是一個有自殺情結的人。我在《懷念》中已經引述過海子於1986年寫下的一篇日記，那篇日記記於他一次未遂自殺之後。此外，我們從海子的大量詩作中（如發表於1989年第一、二期《十月》上的《太陽？詩劇》和他至今未發表過的長詩《太陽？斷頭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殺的精神線索。他在詩中反覆、具體地談到死亡--死亡與農業、死亡與泥土、死亡與天堂，以及鮮血、頭蓋骨、屍體等等。海子對於死亡的談論甚至不僅限於詩歌寫作中。他死後，朋友們回憶起他生前說過的一些話，深悔從前沒有太留意。
有一位海子在昌平的友人告訴我，海子甚至同他談到過自殺的方式。海子選擇臥軌，或許是因為他不可能選擇從飛機上往下跳；在諸種可能的自殺方式中，臥軌似乎是最便當、最乾淨、最尊嚴的一種方式。我想海子是在死亡意象、死亡幻像、死亡話題中沉浸太深了，這一切對海子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暗示。人說話應該避讖，而海子是一個不避讖的人。這使得他最終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海子的另一個自我暗示是“天才短命”。在分析了以往作家、藝術家的工作方式與其壽限的神秘關係後，海子得出這一結論；他尊稱那些“短命天才”為光潔的“王子”。或許海子與那些“王子”有著某種心理和寫作風格上的認同，於是“短命”對他的生命和寫作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探究海子的寫作方式與其寫作理想的矛盾時還會談到。海子對自己自殺的看法或許與那些批評家的看法有較大不同。誰知道呢？也許那些批評家是正確的，而海子自己反倒說不清自己為什麼而死。但我想我們至少應該瞭解海子的形而上學，那就是：“道家暴力”。我一直不太明白“道家暴力”到底是什麼意思。道者，天道，太初有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可這與暴力有什麼關係呢？海子把道形象化為一柄懸掛於頭頂的利斧，可道為什麼只能是利斧而不能是別的呢？1987年以後，海子放棄了其詩歌中母性、水質的愛，而轉向一種父性、烈火般的復仇。他特別讚賞魯迅對待社會、世人“一個也不原諒”的態度。他的復仇之斧、道之斧揮舞起來，真像天上那嚴厲的“老爺子”。但海子畢竟是海子，他沒有把這利斧揮向別人，而是揮向了自己，也就是說他首先向自己復仇。他蔑視那“自我原諒”的抒情詩。他死於道。
（2）性格因素。要探究海子自殺的原因，不能不談到他的性格。他純潔，簡單，偏執，倔強，敏感，愛乾淨，喜歡嘉寶那樣的女人，有時有點傷感，有時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數情況下，海子像一隻綿羊一樣對待他人。有一回海子的一個同事給他送信，因為信有好多封，那人便一邊讀著信封上海子的名字--“海子海子海子”--一邊把信遞給他。可是忽然，送信人不再讀“海子海子海子”，而改口為“孫子孫子孫子”，海子覺得送信人是在說著玩，便只是笑，倒是站在一旁的駱一禾火了起來，把送信人大罵一頓。一般說來，海子是溫和的，但他也有憤怒的時候，而且憤怒起來像一隻豹子。有一回他在飯館裡一個人和幾個人打起架來，結果打碎了眼鏡，臉上也留下了血痕。事後他對我說，因為當時他真把命豁出去了，所以他一個人和那幾個人打了個平手。
海子性格的形成，應該既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後天因素。所謂後天因素，自然指的是其農業背景。海子是農業的兒子，他迷戀泥土，對於伴隨著時代發展而消亡的某些東西，他自然傷感於心。1989年初，海子回了趟安徽。這趟故鄉之行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荒涼之感。“有些你熟悉的東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說。“你在家鄉完全變成了個陌生人！”至於先天因素，我指的是他的星座。海子生於1964年4月2日，屬白羊星座。如果我們不僅僅是出於迷信的興趣來看待他的星座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在這裡發現某些有趣的東西。海子一生熱愛梵？高，稱梵？高為“瘦哥哥”，而梵？高恰恰也是白羊星座生人，這其中難道沒有什麼神秘的聯繫嗎？是否生於這個星座的人都有一種鋌而走險的傾向？早在1984年，海子就寫過一首獻給梵？高的詩，名為《阿爾的太陽》。詩中寫道：
瘦哥哥梵高，梵高啊/從地下強勁噴出的/火山一樣不計後果的/是絲杉和麥田/還有你自己/噴出多餘的活命時間
這首詩寫的是梵高，難道我們不可以把它看作是海子的某種自況嗎？“不計後果”這個詞，用在海子身上多麼貼切！
（3）生活方式。海子的生活相當封閉。我在《懷念》一文中對此已有所描述。我要補充的一點是，海子似乎拒絕改變他生活的封閉性。他寧可生活在威廉？布萊克所說的“天真”狀態，而拒絕進入一種更完滿、豐富，當然也是更危險的“經驗”狀態。
1988年底，一禾和我先後結了婚，但海子堅持不結婚，而且勸我們也別結婚。他在昌平曾經有一位女友，就因為他拒絕與人家結婚，人家才離開了他。我們可以想像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相當寂寞的；有時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與別人交流。有一次他走進昌平一家飯館。他對飯館老闆說：“我給大家朗誦我的詩，你們能不能給我酒喝？”飯館老闆可沒有那種尼采式的浪漫，他說：“我可以給你酒喝，但你別在這兒朗誦。”我想是簡單、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缺少交流，即使在家裡也是如此。他同家人的關係很好，同大弟弟查曙明保持著通信聯繫。但他的家人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寫作。據說在家裡，他的農民父親甚至有點兒不敢跟他說話，因為他是一位大學老師。海子死前給家裡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有一段時間，海子自己大概也覺得在昌平的生活難以忍受。他想在市裡找一份工作，這樣就可以住得離朋友們近一些。但是要想在北京找一份正式的、穩定的工作談何容易。
海子的死使我對人的生活方式頗多感想，或許任何一個人都需要被一張網罩住，而這張網就是社會關係之網。一般說來，這張網會剝奪我們生活的純潔性，使我們疲於奔跑，心緒難定，使我們覺得生命徒耗在聊天、辦事上，真如行屍走肉。但另一方面，這張網恐怕也是我們生存的保障，我們不能否認它也有可靠的一面。無論是血緣關係，還是婚姻關係，還是社會關係，都會像一隻隻手緊緊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離開也不太容易，因為這些手會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殺時顯然沒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4）榮譽問題。彌爾頓說過：追求榮譽是所有偉大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個對被社會承認毫無興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國當代詩人一樣，海子也面臨著兩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會對於詩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權力結合在一起守舊文學對於先鋒文學的抵抗。這不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另一方面是受到壓制的先鋒文學界內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後）可謂深受其害。儘管我們幾個朋友早就認識到了海子的才華和作品的價值，但事實上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詩人對海子的詩歌持保留態度。詩人AB在給海子的信中就曾批評海子的詩歌“水份太大”。1988年左右，北京有一個詩歌組織，名為“倖存者”。有一次“倖存者”的成員們在詩人CD家裡聚會，會上有詩人EFG和HI對海子的長詩大加指責，認為他寫長詩是犯了一個時代性的錯誤，並且把他的詩貶得一無是處（海子恰恰最看重自己的長詩，這是他欲建立其價值體系與精神王國的最大的努力。他認為寫長詩是工作而短詩僅供抒情之用）。1987年，海子到南方去旅行了一趟。
回京後他對駱一禾說，詩人JK人不錯，我們在北京應該幫幫他。可是時隔不久，海子在一份民間詩刊上讀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概說到：從北方來了一個痛苦的詩人，從挎包裡掏出上萬行詩稿。這篇文章的作者評論道：“人類只有一個但丁就夠了。”“此人（指海子）現在是我的朋友，將來會是我的敵人。”海子讀到這些文字很傷心，竟然孩子氣地跑到一禾處哭了一通。這類超出正常批評的刺激文字出自我們自己的朋友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因為幾乎在同時，北京作協在北京西山召開詩歌創作會議，會上居然有人給海子羅列了兩項“罪名”：“搞新浪漫主義”和“寫長詩”。海子不是作協會員，當然不可能去參加會議，於是只有坐在家裡生悶氣，而對於那淺見蠢說毫無還擊之力。在所有這些令人不解和氣憤的事情當中，有一件事最為惡劣。海子生前發表作品並不順暢，與此同時他又喜歡將寫好的詩打印出來寄給各地的朋友們，於是便有當時頗為著名的詩人LMN整頁整頁地抄襲海子的詩，並且發表在雜誌上，而海子自己都無法將自己的作品發表。後來，此人慾編一本詩集，一禾、海子和我便拒不參加。
（5）氣功問題。有一件事人們或許已有所耳聞，但我卻一直不願談論，因為我怕某些人會對此加以利用。現在為了客觀起見，我想我應該在此談一談。這件事情便是海子對氣功的著迷。練氣功的詩人和畫家我認識幾個，據說氣功有助於寫作，可以給人以超凡的感覺。海子似乎也從練氣功中悟到了什麼。他跟他的一位同事，也是朋友，學氣功。有一回他高興地告訴我，他已開了小周天。他可能是在開大周天的時候出了問題。他開始出現幻聽，總覺得有人在他耳邊說話，搞得他無法寫作。而對海子來說，無法寫作就意味著徹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時，海子對自己的身體也有某種幻覺，他覺得自己的肺已經全部爛掉了。海子前後留有三封遺書。他留給父母的那封遺書寫得最為混亂，其中說到有人要謀害他，要父母為他報仇。但他的第三封遺書（也就是他死時帶在身上的那封遺書）卻顯得相當清醒。他說：“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海子自殺後醫生對海子的死亡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海子所在的學校基本上是據此處理海子自殺的事的。但我想，無論是醫生還是中國政法大學校方都不可能真正、全面地瞭解海子其人。倘若有人要充當冷酷的旁觀者來指責或嘲弄海子，那麼實際上他也是在指責和嘲弄他自己。他至少忘記了他自己，忘記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具體的生存。
（6）自殺導火索。每一個人的自殺都有他的導火索。作為海子自殺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愛情生活或許是最重要的。在自殺前的那個星期五，海子見到了他初戀的女朋友。這個女孩子1987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在做學生時喜歡海子的詩。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中等身材，有一張圓圓的臉龐。她大概和去年去世的內蒙古詩人薛景澤（雁北）有點親戚關係。海子最初一些詩大多發表在內蒙的刊物上恐怕與這個女孩子有關。她是海子一生所深愛的人，海子為她寫過許多愛情詩，發起瘋來一封情書可以寫到兩萬字以上。至於他們到底是因為什麼分手的，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見到她，她對海子很冷淡。當天晚上，海子與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講了許多當年他和這個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過來，他問同事他昨天晚上說了些什麼，是不是講了些他不該說的話。同事說你什麼也沒說，但海子堅信自己講了許多會傷害那個女孩子的話。他感到萬分自責，不能自我原諒，覺得對不起自己所愛的人。
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從政法大學在北京學院路的校址出發去山海關的。那天早上我母親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從學院路朝西直門火車站方向低頭疾走的海子。當時我母親騎著自行車；由於急著上班，而且由於他和海子距離較遠，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沒有叫他。現在推算起來，如果那真是海子，那麼他中午便應到了山海關，我想任何人，心裡難處再大，一經火車顛蕩，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鬱悶也應化解了。看來海子是抱定了自殺的決心。他大概在山海關呆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閒逛了一上午，中午開始延著鐵道朝龍家營方向走去。
（7）寫作方式與寫作理想。以上我談的都是一些具體的事情。但正如加繆所說：“最清楚的原因並不是直接引起自殺的原因。”我想海子的自殺應該也有其更加內在原因，那就是他的寫作。記得有一次海子、白馬和我在駱一禾家裡聚談，大家談到寫作就像一個黑洞，海子完全贊同這種看法。海子獻身於寫作，在寫作與生活之間沒有任何距離。所以確切地說海子是被這個黑洞吸了進去。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海子迷信“短命天才”，這勢必影響到海子的寫作方式。他可以一晚上寫出幾百行詩，而坐下來的頭兩個小時所寫的可以幾乎是廢品。這與葉芝那一天只寫六行詩或菲利普@拉金那一兩年才寫一首詩的工作方式多麼不同。海子的寫作就是對於青春激情的燃燒，他讓我們想到一個來自德國文學的詞：狂飈突進。然而，海子夢想中最終要成就的卻不是“狂飈突進”的詩歌，他所真正景仰的大詩人是歌德。於是這裡便有了一個矛盾。歌德的《浮士德》從從容容地寫了60年，並非一蹴而就，而海子卻想以激情寫作的方式來完成他的大詩《太陽》。
他從浪漫主義的立場上向古典主義的歌德踴身而躍，結果是出人意料的，他落到了介乎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之間的荷爾德林身上。海子所寫的最後一篇詩學章就是《我所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荷爾德林最終發了瘋，而海子則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這裡面有沒有一種命運的暗合？這不能不說是海子寫作本身的一個悲劇：在他的寫作方式和寫作目標之間橫亙著一道幾乎不可跨越的鴻溝。當我們讀到他那麼多匆匆忙忙寫下的未完成的長詩章節時，我們由衷地感到惋惜。以他的才份，而不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海子本可以寫出更多、更好、更完整的作品來。
海子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成為太陽的一生”。他肯定受到崇拜太陽的古埃及人、波斯人、阿茲特克人的鼓舞，並且也受到了“死於太陽並進入太陽”的美國詩人哈里？克羅斯比的震撼。海子終其一生而沒有完成的大詩《太陽》，已經足以將其自身照亮。由此說來，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燦爛的。然而，對我而言，海子無論如何不是一個神，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優點，也有弱點，甚至有致命的弱點。我想我們應該對死者有一個切合實際的瞭解，就像我們對自己所做的那樣，這是最起碼的人道主義。我在這裡說的是一些導致海子自殺的具體原因，是他的切膚之痛，至於海子那導致海子自殺的形而上的原因，肯定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話要說。
此外，我之所以具體地寫下海子的死因，是由於自海子自殺以來，死亡一直籠罩著中國詩壇，至今已有少於14位青年詩人或自殺，或病故，或被害，這實在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數字。或許病故和被害是我們力所不能止，但對於自殺，我們不應該再在其中摻入太多的臆想和誤會。聽說浙江有一位青年詩人在自殺前就曾在海子的家鄉祭奠過海子，這讓我難過。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麼輝煌，我肯定說那是件淒涼的事，其中埋藏著真正的絕望。有鑑於此，我要說，所有活著的人都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這樣，我們才能和時代生活中的種種黑暗、無聊、愚蠢、邪惡真正較量一番。一種陰鬱的氣氛只能培養狹隘的頭腦，這對於寫作是相當不利的。
1994年5月31日
編 輯：趙 芳
責 輯：達世民
監 制：孔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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